“北胡”“西域”盐色与丝路交通地理

汉代以来盐史记忆中已经可以看到中原人对远方奇异盐产的印象。多处盐产地盐的异样色彩,与内地以往经济生产与饮食生活中的观察体会及消费经验有所不同。关于宿沙氏“煮海”传说盐色“五样”的情节,学者以为“异闻”。许多文献资料可见所谓“紫盐”“青盐”“黄盐”“赤盐”“黑盐”等记录。这些对于远方盐色的体会,是以长途交通实践为发现条件的。而早期丝绸之路史的记录,与相关盐史迹象存在某种关联。这一情形,值得交通地理与文化交流史研究者关注。     

罗振玉藏“元年铍”铭文所见地名“广望”考

通过对罗振玉旧藏“元年铍”中未知地名“ ”新的考释,可以将该地名隶定为“ ”,读为“广望”,即见于《汉书·地理志》的西汉广望。以往战国时“广望”多被划入燕国境内,从“元年铍”应为战国时赵国兵器可知,“广望”在战国时一度属赵国。结合铭文内容与史料,铍铭中的“元年”应为赵悼襄王元年,广望属赵时间上限应该不会早于赵孝成王元年,下限则为赵王迁八年。     

“泥婆罗门”疏证

汉文史籍所载吐蕃南疆史事常见“泥婆罗门”一词,前人往往将该词视作“泥婆罗”的误用。综合汉、藏文献和域外研究,“门”应是门隅(Mon-yul)或门巴(Mon-pa)之简称,“泥婆罗”与“门”应为两个部落或属国的名称。     

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文地理学”与“人生地理学”内涵演变研究

当今学界对于我国地理学发展史上“人文地理学”与“人生地理学”二者的内涵界定和关系阐述并不完全准确。通过对20世纪上半叶地理学科文献的解读,可以发现二者存在三个阶段的演化:第一阶段,为传统方志地学与近代人文地理学交汇下萌发,以分类呈现人文事象为主的“人文地理学”;第二阶段,为批判方志传统,主张以人地关系论为核心,并在法国学派思想影响下产生的“人生地理学”;第三阶段,为批判人地关系论,在景观论与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相结合的背景下提出的“人文地理学”。在三个不同阶段,“Human Geography”一词未曾改变,但在中国代表的内涵迥异,相互之间存在部分的继承,但更多的是通过批判而形成的思想演化。其根源在于西方近代地理学思想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地方的学术环境及时代背景产生交融,继而形成内涵各异的学术思想变体。     

楚灵王“南怀之行”地名考

清华简《系年》载有楚灵王“南怀之行”相关史事,可与《左传》昭公四年、五年所载楚灵王伐吴相关史事相应。据吴楚之战形势可以推知,其中所涉朱方、棘、栎、麻、夏汭、钟离、州来、巢、繁扬、琐、鹊岸、罗汭、莱山、南怀、汝清、坁箕之山等地名,均在今淮河流域。     

说 “淮汭”与 “豫章”:吴师入郢之役战争地理新探

公元前506年吴师入郢之役的战争地理过去共有三种论说。本文结合古文字资料、历史文献以及田野考察资料,重新解读“淮汭”与“豫章”两个关键地名,并以吴、楚之间的水、陆交通线为背景,重建这一战役的战争地理。吴师的进兵与退兵都是利用淮河水道,而双方的交战则是在随枣走廊之中往复。相较于过去的学说,本文的地理重构不只是立足于较为可靠的文献基础,同时展现出更为合理的空间逻辑关系。     

“阿奢理贰伽蓝”地理方位与玄奘西行“跋禄迦”的交通路线

“阿奢理贰伽蓝”的地理方位一直是西域史地关注的热点。《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史料均有相关记载,称为“阿奢理贰”和“阿奢理儿”,即汉语“奇特”之意。根据新疆“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成果并结合史料记载与交通线路考证可知,玄奘西行“跋禄迦”路线为“盐关道”,与现今307省道库车—拜城段基本重合,“阿奢理贰伽蓝”当为克孜尔尕哈石窟与博其罕那佛寺的组合。     

近代中国邮政空间的“国进民退”

近代中国邮政空间主要是以民信局、国营邮政、侨批等多种企业实体构成。清朝邮政成立后即开始蚕食小额民间资本支持下的民信局经营空间,而基于对1936年《中华民国邮政舆图》的数字化工作发现,历经40余年经营,国营邮政基本整合了全国范围内的邮政空间,也基本完成了本领域的“国进民退”。在此过程中,国营邮政审慎模仿民信局的经营方式,使用多种创新经营策略,除了在大中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构建了便捷快速的邮政网络空间,更借助邮政代办的方式以极低的成本将营业网络“下沉”到铁路和公路无法覆盖的农村地区,较好地与传统农村“定期市”网络完成耦合,基本达到了通商处必通邮的效果。国营邮政点和邮路集聚所形成的“邮政聚集区”也成为一种显著的近代化外在空间表征,同时成为界定所谓“核心—边缘”结构的系统可信、定量可验证的空间指标。     

明故武略将军陈兴墓志考释

1996年,河南省沁阳市山王庄镇万善村东北发现一方明代墓志——大明故武略将军陈公墓志铭。碑文从保卫家乡、征战南北、镇守怀庆、修理城池等几个方面简要地概括了墓主陈兴的一生,为研究明初的兵制、官制和军事形势等提供了实物资料。     

明代工赈述论

以工代赈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救荒方法,明代继承了这种赈济手段。明代的工赈主要由地方政府来组织进行,地方富民(士绅)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国家缺乏相应统一的政策和制度。明代中后期,随着地方财政收入的多样化和人们认识的转变,工赈获得了更加广泛的运用。明代工赈虽然在实际运用中取得了较好地效果,大批饥民得以生存,但并没有突破其"临时性"的特征,因此其局限性仍然明显。     

明代正德年间四川叙州府高州立废始末

由于《明史》只记载了正德十三年(1518年)四月改四川叙州府高县为高州,而漏载十二月又废州为县,给人以高州一直存在的假像。《清史稿》复加以穿凿补充,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又加以附和,以致1998年《高县志》、1998年《筠连县志》和1995年《珙县志》建置沿革皆载高州存在至明末清初,造成失误。今对高州始末加以考述,以正其误。     

明代中晚期南赣巡抚辖区及职权演变——以广东平远设县争端为中心

明弘治年间朝廷在赣州设立南赣巡抚加强对南岭山区的动乱治理。南赣巡抚下辖跨越四个布政司的广阔巡抚辖区,看起来辖区广阔,职权却为中央限制,施政常受阻碍。嘉靖末年,南赣巡抚为加强动乱治理与拓展施政空间,提议在邻省广东设立新县划入江西赣州府,此举立刻引起广东官员集体反对。虔粤双方此后围绕平远设县事宜展开争夺。以该次设县争端为中心,通过梳理南赣巡抚在明代中后期为了打破施政困局的种种努力,讨论明代中晚期南赣巡抚的巡抚辖区以及职权的演变情况。     

明代钦差考

钦差作为由皇帝钦命特遣的官员,在明代国家管理事务中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存在形态,这导致了现有研究中对其缺乏整体、专门的关注,在零散的使用中也往往比较随意,出现许多细节性错误。文章通过对明代钦差的详细考证,认为:钦差称谓出现于元代,而在明洪武时期的官方文书中已较多使用;钦差的选派也要经过官僚体系的运作,是皇帝与官员共同合作的结果;其派遣区域以皇帝为中心,既包括地方,也包括京城;其身份凭证除了敕书之外,有的也有关防,甚或印信;明代钦差并非都是钦差大臣,也包括低级官员、宦官及固定差遣者。     

明代书籍插图与人物肖像画关系研究

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城市经济和商品经济得到较大发展的历史时期。市民阶层的形成,促进了以戏曲、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的发展,戏曲、小说中的插图在继承宋元传统的基础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明代的人物肖像画家面对人物画的弱势格局和蓬勃兴起的书籍出版业,积极为书籍创作插图,两者之间形成了紧密联系、共同发展的关系。     

明代官员升迁路径述论

在我国古代,官僚是亲民治国的主体。这批人能否进行有效的治理与他们的经历密切相关。合理的升迁路径有助于官员积累治理经验。明代官员的升迁已成规律,其突出特点有二：其一,内外皆历,即低级中央官流向地方,高级中央官员须有地方任事经历;其二,行政与监察轮历,也就是行政官迁向监察官,监察官流向行政官。明代官员流向也有两大问题：一是内重外轻局面的加剧,从而妨碍了内外皆历制度的有效发挥;二是由翰林累官升尚书入阁者因缺少地方任事经历,故其治理能力大打折扣。     

《中国历史地图集》清代“云南”图顺宁、 永昌府界及蒗蕖、南甸土司治所新考四则

通过文献考证和实地调查,发现《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时期》“云南”图中,永昌、顺宁、景东府级界线和蒗蕖土州(舍)、南甸宣抚司治地等绘制有误,需作修正。     

明早期瓷器铭文的观察

文章依据目前所知明代早期瓷器铭文资料,就这些瓷器书铭格式的渊源、性质及所反映的瓷器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探讨。     

明代知县幕友小考

明中叶以后,县级机构中出现了县官私人聘请的幕友,而“幕厅”一类的名称却并非幕友的办公地点。当为典史帮助知县办理文案的场所。县官幕友的雏形是“主文”,是以衙门中积年书手演变而来的,地位高于书算,其作用是协助县官处理刑名、钱谷一类的政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