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非省边疆地区法制建设与臣民(国民)意识整合研究述评

清朝"大一统"的疆域范围广阔、疆界清晰,其统治体系大体包括"省"与"非省边疆"两大区域。文章围绕学界对清朝在非省边疆地区的法制建设及臣民(国民)意识统合研究进行评述,并指出清朝非省边疆地区法制建设与臣民(国民)意识整合对清王朝的政治认同有着重要意义。     

佛教官寺与唐代边疆治理

边州是唐前期在边疆地区设立的特殊的州级政区，也是唐代边疆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前期四次诏立佛教官寺的宗教政策在广大边州地区亦得到普遍执行。诸边州设立佛教官寺的形式，可分为以容州为代表的先后取代型和以沙州为代表的同时并存型。由于佛教官寺对普通民众开放，边州官寺所承担的政治象征与政治宣传功能，通过立寺、重修、宣讲、立碑、铸像、国忌行香等制度和仪式，发挥着不断塑造、强化和维系边疆官民对唐朝政治认同的作用。     

行政边界区域刍论

本文阐述了行政边界区域的基本涵义,讨论了行政边界区域范围的确定,最后分析了行政边界区域的研究意义和目的,并提出了其主要研究内容。     

中国边疆地理的发展成就

本文首先在界定边疆地区区域范围的基础上,对我国在本世纪50年代以前边疆地理研究进行了回顾,对新中国建立以来边疆地理研究的巨大成就进行了简要介绍。     

淮汉政治区域的形成与淮河作为南北政治分界线的起源

淮河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南北政治分界线,是周代形成了"淮汉"政治区域的结果。西周以前,淮河流域和汉水流域间缺乏密切联系。西周立国后,淮汉两流域内王朝、夷人、土著等势力相互博弈,区域政治中心不断靠拢,人群间交往加强,最终在春秋时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淮汉"政治区域。这一区域长期稳定存在,使淮河南北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淮河从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南北政治分界线。"淮汉"政治区域形成,不仅促使中国古代政治格局由东西向转变为南北向,还推动了上古政治由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变革。     

试论近代移民对巩固中国边疆的作用

19世纪中叶以后,我国边疆地区危机四伏。在边疆危机和内地人口压力的刺激下,清政府和以后的民国政府相继推行移民实边政策,改变了内地与边疆人口分布稀稠悬殊的差距。由于边疆地区移民人口的大量迁入,筑成了一道抵御外来入侵的坚实边墙;促进了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国防力量的加强;促进了边疆地区新的行政建置的设立,使国家控制力得到加强;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使中华民族凝聚力得到加强。     

区域经济联系测度方法述评

区域研究是地理学的核心之一。区域经济联系测度是区域研究的焦点。在系统总结区域经济联系测度的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区域经济联系测度一般依循尺度确定-区域划分-区域联系测度的路径;测度区域经济联系的主要指标有可达性、经济影响范围、经济联系强度、经济隶属度等。城市在区域网络中的作用、位置是区域经济联系测度的重点。通过区域经济联系强度的测度,有助于区域和城市发展定位,并指导规划。近年来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对区域经济联系的测度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综合不同的方法或发展新方法来应对。     

东盟区域安全机制研究

20世纪70年代,受世界形势变化的影响,东南亚地区政治安全格局开始发生变化。面对外部局势变化和对本地区政治安全格局的影响,东盟1976年2月在印尼巴厘召开了东盟第一次首脑会议,标志着东盟区域安全机制的形成。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冷战结束这一段时期,东盟国家在安全机制的规约下进行了一系列实践。     

区域物流辐射范围的测度研究

为了分析不同区域物流在空间中的相互作用,本文基于断裂点理论构建了区域物流辐射范围的测度模型。以吉林省省会长春市为例,应用模型测度长春物流和经济的辐射范围,并通过与吉林省另一较大规模城市-吉林市的比较,对长春市区域物流规模、对邻接和外围区域物流和经济的辐射范围测度等空间作用方面进行了分析,为规划发展省会的区域物流以带动省内其他区域物流的发展提供了依据。     

浅谈两汉的西域都护府

西域都护府是汉朝设立在西北边疆地区的最高军事和行政机构,它代表汉朝中央政府在新疆地区行使主权。西域都护府在维护我国西北边疆与内地统一和促进西北边疆社会经济发展中都曾起了重要作用。汉代设立西域都护府而使历史上称为西域的新疆地区从此成为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由历史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所证明了的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明清时期广东五邑地区政区变迁研究

广东五邑地区以潭江流域为中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但该地的政区边界却打破了自然山川的界限。从明代到清初顺治年间,为了应对以民变为首的地方政治危机,朝廷先后在潭江流域设置了恩平、新宁、开平三县。这些县级政区的边界大致与潭江流域的地理分界线重合,地理单元的独立性开始作用于政区划界中。清代雍乾年间,形成了新会、鹤山、新宁、开平、恩平五县分治潭江流域的格局。同时,随着新会县核心政区地位的巩固,流域内各县整合为一个统县政区的倾向开始加强,为后世潭江流域的政区整合奠定基础。明清时期潭江流域的政区变迁体现了地理环境和地方政治局势在政区格局形成过程中的根本性作用。     

北宋与辽的边疆经略

北宋与辽的边疆经略,主要面向它们辖区的外围地带。北宋长期致力于西北、西部至西南地区的军政管辖,针对这一地区各族治乱、向背问题采取了相应的军政对策和措施。辽朝对东北、北部至西北各族的治乱、向背问题所采取的相应对策和措施,历经一、二百年的艰苦经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至于历来为世人瞩目的宋、辽围绕燕云地区展开争战一节,实际上属于两朝的关系领域,故不以一般边事论之。本文通过北宋与辽的边疆经略,揭示其边功业绩同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向前发展相关的一些问题。     

行政效率研究会与抗战前的行政效率运动

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的行政效率研究会是以研究中国行政问题以及如何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为宗旨的政府机构 ,抗战前的行政效率运动既是它产生的主要背景 ,也得益于它的影响与推动。行政效率研究会的行政研究对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改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也促进了行政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明代县以下区划的层级结构及其功能

明代县以下层级结构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这种差异在南方江南地区和北方黄河流域尤为明显,究其原因在于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的不同。一般来说,南方地区多采用乡一都一图三级制,北方则多为乡——社(里)二级制。就不同的层级而言,乡、都、图又有不同的行政和社会功能。     

宋代的财政督理型准政区及其行政组织

宋代存在着各种准政区。其中对于国家政治生活影响最大的,是以发运使、总领、提举茶马、提点坑冶所管辖的财政督理型准政区。以发运使等为长官的准行政组织,受中央政府委托,在各自辖区内履行财政职能,并且围绕各自的职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地方行政事务。它们对本政区内的州、县,甚至路一级的官员存在着事实上的上、下级关系,使中央政府对地方行政事务的监察与管理进一步加强;但是它们的权力扩张受到中央政府的抑制,最终未能成为正式的行政组织,使宋代地方行政体系运作迟缓的发展趋势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Incarceration,classification and control: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 in settler colonial Australia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 a form of non-judicial incarceration, was a powerful tool of settler colonialism.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 enables governments to incarcerate whole categories of people, often indefinitely and under unregulated conditions, to manage perceived threats to national identity, integrity, or security. In Australia, various forms of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 have been implemented almost continuously since British settlement. By treating different forms of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 as variations of the same category of governmental power, this article depicts this form of incarceration as fundamental to the creation and character of settler colonial societies. The article develops a history of Australian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 by identifying the striking similarities between three historical forms – Aboriginal reserves, quarantine stations, and enemy alien internment camps – and immigration detention in the present day.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 has been used to establish order and hierarchy in the settler colonial state by classifying populations into subgroups, and has contributed to the character of its culture: in particular, the precarious sense of belonging afforded to some categories of non-citizen, and the primacy of executive power in controlling these categories. The article offers an endogenous explanation for the entrenchment of immigration detention policy, despite its flaws and harms.     

城乡关系变迁中的大都市政区整合与转型——上海案例

在工业化、城市化相互交织的进程中,大都市区城乡之间的权益矛盾关系极其复杂,行政区划调整成为调节城乡权益配置的重要政策工具,由此为协调城乡关系的行政区划调整也很频繁。本文以城乡关系变迁为逻辑主线,分析了上海市行政区划变更所面临的国家宏观背景变迁、战略调整,总结得出上海市存在"市管县体制"、市辖区切块扩张、撤乡改镇、整县改区等行政区划调整模式,这些调整有利于国家推进工业化、都市化战略,并存在城市中心主义倾向,将在建构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明代州县区划及其沿革

明代州县增设改置的原因主要有三种：一是有历史的遗留,二是有自然地理环境的限制,三是有当时政治的制约。自然地理环境固然有其优势,但它不能把人完全隔绝;历史遗留和当时的政治,都是人为的因素。州县的增改、疆域的划分,无疑是人的因素起主导作用。分析明代740多个州县增改的原因,不但可以看出统治者为加强自身统治而花费的苦心,而且也可以看出州县的政治职能。     

西汉至六朝时期丹阳郡政区变迁与区域发展

丹阳郡在西汉至六朝之间的历史时期,逐步成为南方区域发展的中心地区。本文分两汉、六朝两个时期,从郡治迁移、辖县分布、郡县析置、户口增减、侨州郡县分布与设置等方面进行考察、辨析,基本釐清了丹阳郡的政区变迁与区域发展的主要情况。研究表明:(1)自汉武帝时改置丹阳郡以来,郡治先徙宛陵、东汉末年再迁建业,从此历六朝不改,丹阳郡成为六朝时期的"京邑首郡";(2)六朝时期是丹阳郡区域发展的重要时期,辖区变动也最为剧烈;一方面,人口增多,新县、新郡的析置频繁,辖区面积逐步缩小;另一方面,北方侨民的两次大规模南迁,特别是东晋南朝以降,辖区内增置大量的侨州(郡、县),进一步促进了本区的区域开发与繁荣,丹阳郡的区域中心地位也进一步增强。     

明代中后期粤东增设新县的地方政治背景——以万历《普宁县志略》为中心

为强化地方管治,明中后期粤东县级政区屡经调整析分。政区变动牵扯到错综复杂的疆界划定和赋役摊派等地方资源分配问题,造成新县增设过程中充满矛盾斗争。本文以编撰于建县初期的万历《普宁县志略》为例,分析新县的内外困弊及其与邻县的都图纠纷,探讨当地官绅如何利用方志这块园地,通过有意识地书写地方历史来处理新县与原属县的利益纠葛和县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