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工会问题之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0世纪50年代,针对全国各地工会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中国化,对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工会的功能、地位、任务、工作方式及其同党和政府的关系等做了深入的思考,并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会工作机制,既取得了成绩,也发生了波折。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公营企业是否适用"公私兼顾"原则、公营企业工会与企业行政和政府是否存在不同的具体立场、工会与执政党的关系、产业工会与地方工会的关系、工会的基本任务是生产还是福利等问题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论争。论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的中国化,党和政府初步理顺了公营企业中党、行政和工会的关系,促进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形成,积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反两方面经验。     

“王在法下”抑或“王在法上”:中西学术视阈下的王权与法律关系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界对中世纪英国史的研究逐渐深入。20世纪90年代,学界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开始对中世纪英国政治史进行研究,并对王权与法律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索,形成了"王在法下"和"王在法上"两幅政治图景。这两幅图景的产生有着中国学界自身的学理根源,同时也存在对西方学术传统的继承与创新。解决王权与法律关系的学术争论,既需要理解唯物史观和中国经验指导下的中国学术史,也需要梳理西方的学理传统和学派争论,并在此基础上灵活地运用唯物史观和回到历史现场。     

论霍布斯鲍姆的史学思想

霍布斯鲍姆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同时也是国际历史学界新社会史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布斯鲍姆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指导下,改造西方历史学界的社会史观,重视下层社会的研究,形成颇具特色的新社会史观,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方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界得到发展和创新。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历史的学者,霍布斯鲍姆在继承传统历史学理论的基础上,研究现实历史发展的进程,对历史、历史学家、19—20世纪历史学发展、历史研究的预测、历史研究的技术等问题发表了新见解,为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奠定了他在20世纪国际历史学界的地位。     

发展观的演进与新发展理念

<正>从世界范围来看,发展观大致上经过了三个阶段的演进,形成了不同的发展观: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GDP发展观",即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20世纪70~90年代出现的"新发展观",包括全面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等;进入21世纪中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从中国来看,在对什么是发展、发展什么、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和怎样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形态——兼论生态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三种主张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生态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笔者认为,从地域性、理论主题和世代性三个方面来理解,生态马克思主义是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种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的理论形态,即或是仅就“世代性”脉络来考察,生态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当代发展的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     

改革开放40年来的明清史研究

正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对中国历史学界的影响是巨大的。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变化有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而这三个时间节点是政治上的巨变带来的。首先是20世纪初帝制的终结,宣告了"王朝体系"史学的破产;其次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内地占据了主导地位;再次是改革开放,中国历史学由此真正成为国际历史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78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论析

<正>20世纪的中国史学,通常被划分为传统史学、近代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三大流派,而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孕育、形成到发展、转型,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史学的进程。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对于深入地探讨20世纪的中国史学,深切地认识和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概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中国史学,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史学     

政治性与学术性: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双重特性

正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直接催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塑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目前学界对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性质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从政治角度审视社会史论战,将其定性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之争,强调其政治意义;二是从学术理路上审视中国社会史论战,将其视为唯物史学内部的争论,强调其学术意义。尽管双方存在较大分歧,但都一致承认这场学术论战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学术讨论与政治诉求混合在一起,决定了这场学术论战包含着深刻的政治内涵。正因政治性与学术性混合在一起,故人们对这场论战的定位才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也正因政治性与学术性混杂在一起,故仅仅从政治或学术的视角审视这场论战,都是偏颇的。只有将政治性与学术性结合起来加以综合审视,才能真正认清这场论战的真实面相,才能真正理解它所催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独特品质。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概说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过了90多年的历程。核心主题是揭示中国历史奥秘,阐明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及与世界历史发展规律性的关系。它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结果,但具有本土的学术根脉与源流,是对晚清新史学的超越与扬弃。走向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基本脉络。它与中国革命史息息相关,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血脉相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紧紧相连,以"中国社会性质"为话语之源,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学术形态,以"史论结合"为基本方法,表现为"历史"与"逻辑"的高度一致。它实现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的结合,第一次让中国历史显示出其内在的规律性,前所未有地探讨、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命题,极大地丰富、深化了历史认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为中国史学引入了科学的思想方法与研究方法。     

19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中国史诗学与外来文化的影响

无论学科的形成,还是理论的建构,乃至学派与学者的学术观点,都无法脱离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当我们回过头来对19世纪后期到21世纪初以来中国史诗学术史作“史”的观照时,除了应有“史识”的眼光之外,以正确的价值立场审视西方思想文化在中国史诗学术史上的作用也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在对19世纪后期到21世纪初中国史诗学术发展的脉络和走向作世纪性的回顾和瞻望时做出科学的认知,才能更清晰地从外部环境上认识中国学界的史诗观念和研究范式的转换问题。而这不仅仅是在撰写中国史诗学术史时必须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在解决时下史诗学术自我定位和获得方向感时有必要反思的内容。     

跨越“区域”的困惑

本文通过梳理区域史研究中关于"区域"界定问题的讨论,发现学界争论的分歧并非观察视角上的区别,而是对整体历史理解的不同,属于整体史观的冲突。当今学界对"人"活动的重视似乎是解决区域史研究中这一理论困境的有效途径。     

日本学界21世纪以来的云冈石窟研究述评

21世纪以来,日本学界对云冈石窟的考古资料进行了新的检讨和报告补编,相关讨论也持续深化。研究围绕两个重点展开,一是以洞窟编年为中心的基础研究,二是以云冈中后期窟龛为主体的"汉化"问题探讨。但在方法论上的突破有限,新近研究虽然不断充实着业已形成的理论体系,不同的研究体系之间却仍然难以对话,此亦为中日学界共同面临的问题。     

民国时期夏鼐对考古学的认识

夏鼐早先觉得考古学是"第二三流"学问,后来认为"治上古史,考古学是占中心的地位"。夏鼐对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在认知层面上的反映,主要与他个人的经历以及当时学术的整体发展有关。在"史前"和"历史"时期,考古学与历史学关系的表现稍有不同,但是历史学的因素贯穿考古学研究的整个过程,并且研究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最终目的大体相似,即认知、还原古代社会。对夏鼐学术思想的分析、对民国时期考古学与历史学关系的探讨,不仅有助于理解民国学术发展史,也有利于从一个侧面理解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历史学界的基本状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架构探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人民在21世纪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智慧结晶,是深化认识"三大规律"、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表征,是决胜全面小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长期坚持的行动指南,具有清晰的逻辑理路和严整的体系架构并呈金字塔式科学结构。金字塔的底面是由历史、理论、现实和经验四重逻辑构筑的理论背景;侧面是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本真意蕴和基本方略;顶点是新时代中华民族的根本任务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金字塔辐射出的外层塔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意蕴。     

"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途径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以下简称"七一"重要讲话),其中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①这一重要论述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深邃理论思考和宽广历史视野,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途径,对于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理论发展新飞跃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刘大年《评近代经学》的学术价值

<正>在现代中国学界,马克思主义者与所谓的西化派及文化保守主义者都对孔子、儒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不同程度、不同视域的关注。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刘大年先生亦不例外,他的晚年著作《评近代经学》,对近代经学进行了宏阔、深邃、缜密、独到及精辟的思考和论述,是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念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典范。但迄今为止,其近代经学研究在学界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这对于儒学及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对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探讨以及当前对于中     

文化间的比赛：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的意义

从15世纪到19世纪,惟一与日本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朝鲜,曾有六十多次派遣使团赴日,这些使团中的文人留下了约四十种类似出使日记的有关文献,以及相当数量的笔谈、唱酬和绘画。这一庞大的文献资料是研究朝鲜与日本近世政治、文化、经济关系的重要史料,在日、韩学界很受关注。可是,这些文献资料至今在中国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也许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些看上去只是记录日、朝之间往来的资料,对中国学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本文指出,这些文献资料的意义是双重的,它既呈现了这几个世纪日本与朝鲜的政治关系与文化比赛,也让我们看到在近世东亚的政治与文化上中国的存在,日朝交往中,无论在政治领域的名分、礼仪、文书上,还是在文化领域的衣冠、风俗、学问、艺术上,现实上的“明清”虽然缺席,但历史上的“中国”却始终在发生影响。因此,在朝鲜通信使文献中,尽管看到的主要是日本与朝鲜之间的复杂关系,但也可以看到中国在通信使文献中,仿佛是一个不在场的在场者。     

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的人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关怀是立足于现实的、能动的生活过程。正是从"现实的人"出发,才能够科学地理解人类社会和历史,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历史观的科学体系。"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逻辑主体和价值主体;唯物史观不仅其出发点是现实的人,其目标也是真正个性的人的实现和自由发展。     

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论探讨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形成的科学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依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而创立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成和发展是20世纪初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综合作用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同时它还是中国共产党对古今中外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批判的继承的产物。     

纪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正>编者按:刘大年先生是继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之后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大师,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理解其史学思想的核心对于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刘大年不仅在史学研究与史学思想上卓有建树,在学术组织和学术活动中也贡献良多,先后参与建立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