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者涉及“春秋决狱”研究评述

台湾学者关于“春秋决狱”的研究,是研究“春秋决狱”的一个独特视角。在笔者看来,以陈顾远、戴炎辉、高明士、龚鹏程等为代表的这些学者,在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虽然没有把“春秋决狱”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但为学术界的研究提供了很有见地的学术成果。因此,我们在研究“春秋决狱”时对于他们的学术贡献,不能忽视。     

台湾和香港学者的“春秋决狱”研究

在台湾和香港学术界,对于＂春秋决狱＂的研究有一些值得借鉴的学术成果,本文对此做了学术梳理和学术述评。以此为依据,文章提出,他们的学术研究,代表了当今＂春秋决狱＂研究的较高水平;特别是台湾学者的联合攻关,更值得称道和借鉴。     

汉以前的“春秋决狱”研究简

学界一般认为,“春秋决狱”开始于汉代,董仲舒是始作俑者.本文在深入研究后,提出这一现象在汉代以前就已经存在,并对此作了细致论证.在此基础上,文章指出董仲舒并不是“春秋决狱”的第一人.     

春秋决狱及其对传统文化的危害

《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发展历史上的一种奇特现象,其特点是以《春秋》的精神和事例作为法律依据,其实质是把儒家经典法律化,将法律儒化。春秋决狱给中国传统化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章探讨了春秋决狱的实质及起因,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它给传统化造成的危害。章认为,要使中国法治走上现代化之路,必须从根本上反思我们的传统化。     

有关"春秋决狱"几个问题的研究

文章对近年来在“春秋决狱”的研究中出现的新观点进行了细致地分析,对一些新提法阐述了不同的见解。这些新提法主要涉及“春秋决狱”一词的使用、“春秋决狱”的结束时间,以及在历史上的作用三个方面。     

春秋决狱法律内涵的重新审视

形成于西汉时期的春秋决狱,是我国古代一种独特的司法裁判方式。它对中国封建法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春秋决狱重视法律原则,注重法律的主观因素、法律的灵活性和法律适用的社会基础,它所蕴涵的司法价值和理念对我国的法治建设仍有借鉴意义。     

董仲舒与“春秋决狱”

相较而言,董仲舒一直是法史研究中关注的重点,其为"春秋决狱"的开创者几乎已成为学界共识。本文认为,董仲舒不是"春秋决狱"的第一人;他只是汉代"春秋决狱"的积极倡导者之一,是汉代"春秋决狱"的重要实践者之一,是汉代"春秋决狱"的大力推动者之一。不仅如此,从与政权的紧密程度看,他对"春秋决狱"的直接影响甚至比不上公孙弘。     

百年来“春秋决狱”研究的突破性进展

百年来关于“春秋决狱”的研究,成果卓著。学者们不懈地努力,丰富了我们的学术视野。收集这些零散的学术观点,进行归纳整理,肯定成绩,找出问题,无疑会为以后的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     

汉以前的“春秋决狱”研究

学界一般认为,"春秋决狱"开始于汉代,董仲舒是始作俑者。本文在深入研究后,提出这一现象在汉代以前就已经存在,并对此作了细致论证。在此基础上,文章指出董仲舒并不是"春秋决狱"的第一人。     

百年来的"春秋决狱"研究评析

百年来关于“春秋决狱”的研究,成果卓著,学者们为此而付出了不懈地努力。笔者收集这些零散的学术观点和相关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对其肯定成绩,找出问题,意在为以后的研究选准突破口,奠定良好基础。     

《公羊传》中“君臣之义”与“亲亲”原则的冲突

<正>由于儒家是中国古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家经典成为判定是非的标准,也就是引经决事,特别是在司法实践中以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作为判案的依据,就是后世所谓的《春秋》决狱,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春秋公羊传》的部分判例却不符合逻辑。     

从《春秋》论孔子的“大一统”思想

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了"大一统"思想,主要蕴藏在《春秋》这部史书中。"大一统"思想为秦以来建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提供了理论基础,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核和灵魂。因此有必要通过研究《春秋》来对孔子的"大一统"思想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     

朱熹所谓《春秋》之“难”探析

朱熹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其对经书典籍都有研究,但对《春秋》多次指其“难看”“难读”“不可晓”.通过分析朱熹对《春秋》性质、孔子作《春秋》的原因、《春秋》与“三传”的关系、解读《春秋》之方法的理解,可以看出朱熹以史解经,以理判史.《春秋》之“难”一方面是《春秋》经文本身简略,难于考证;另一方面是《春秋》诸家注疏多有臆凿之...     

国外“春秋决狱”研究略述

在关注国内包括大陆和港台学者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国外相关研究,主要目的是尽可能全面总结"春秋决狱"的学术成果,为深入研究做好学术铺垫。国外研究方面,已知日本学者、美国学者和欧洲学者有相关学术成果,而且问题意识比较明确,可以扩大我们的学术思考空间。尤其日本学者的相关学术见解,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左传》中所见春秋式的战争

春秋时期的战争不同于战国及以后的战争,"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作为刑罚的一种,春秋时期的战争多不以多杀伤、多斩首为目的,多以维护礼乐制度为本,孔子曰,"杀人之中,又有礼焉"。"礼"影响着社会各个方面。随着社会的演进,后来的战争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贵族的时代终结了,但是我们仍可以从《左传》等史籍中一窥春秋战争的端倪。     

建议《炎黄春秋》开一个“故纸堆”的栏目

于光运先生最近致函本刊,建议《炎黄春秋》开一个“故纸堆”的栏目。于先生在信中说：用难得的珍贵史料来说话,可以为作者表述的论点提供有力的根椐,提高刊物内客的科学性。收入这个拦目的文字,开门见山,短小精悍,刊物省篇幅,读者省时间。有故纸堆为证,读时会兴趣盎然。它也可以解决一些人故意歪曲造成的混乱。现在使用官方的档案资料极不方便。因此我们要充分重视利用个人手中保存的“故纸堆”。而且故纸堆一经刊物公布,就成为社会财富,不再会失落。在刊物上登出来,是保存宝贵资料的方法。我还有一意见,在温济泽同志去世后,我在电话里同方实同志说过：如某人不聿逝世,而其家属中又没有能整理使甩其保存的资料的人,编辑部可与其家属商定代为保存,并找到适当的人对这些故纸堆进行整理。收条整理故纸堆的对象,不一定是《炎黄春秋》的作者,甚至不一定是研究党史的,其他人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这件事要依靠研究党史的年轻人来做。于先生上述建议很好,符合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从本期起,即开辟这一栏目,并刊登有关文章。     

春秋时期祭祖范围研究

祭祀祖先的范围,即仪典中祭祀哪些祖先,不但是祖先崇拜的基本问题,并且还折射出生者与祖先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对家族、血缘的认知等等。春秋时期是社会变动较为剧烈的时期,在这一变化的时代,祭祀对象发生若干变化,祖先崇拜也展现出新的特点。总体而言,春秋时人重视近祖,也注重远祖,在选择所祭对象时,春秋时人以满足现实需求为目的,祭祀祖先有其灵活的一面而并无统一的标准。可堪注意的是,春秋时人擅于追溯远祖,春秋金文中出现了对祝融、成汤等远祖的追记,而不再如西周时人一般只将祖先追踪至文王武王时代。此外,春秋时人对于英雄祖先十分崇拜,并将这一风尚提升至礼的高度予以阐述。春秋时人追忆远祖,对儒家"慎终追远"的观念有深刻的影响;春秋时人崇拜英雄祖先,对于这一时期人们创造出共同的英雄祖先有直接的影响。     

春秋定中国——春秋会盟 中国之“合”

“春秋战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阶段,“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更是家喻户晓。但是春秋与战国所呈现出的时代面豸却极为不同。春秋是个有如梦幻的时代。     

“冲冠一怒为王八＂

古希腊有特洛伊之战,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皆是因美人而起。为美人流血,人们尚可理解,但因为美食,特别是一块王八肉发生血案,人们就会觉得匪夷所思了,春秋时,郑国有一位大臣叫了公,此公有一项“特异功能”——每次要尝到美味之前,他的食指就会不由自主地动起来。     

春秋时期各国间的救助

我国的东周包含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这一时期在我国历史是邦国林立的特殊时期,各个诸侯国家各自为政,在《周礼》中记载的"凶礼"以及"荒礼"都明确地记载了周朝各个宗主国以及诸侯邦国之间相互救助的礼仪,儒家以及墨家等各个诸子学者思想包含了诸侯邦国之间救助的内容。在春秋的记载中,也表明,不仅仅邦国之间进行过各种盟会救助以及签订盟约救助,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救助实例,比如泛舟之役。即使在天下大乱的春秋时代,邦国之间灾害的救助也往往难免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可是救灾扶困的事实也表明了即便礼崩乐坏,维系华夏民族生存发展的道德也依旧存在,国家之间的救助多少都减轻了受灾民众的苦难,这为现今我们缓解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也为我们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