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未袁世凱致端方密信箋釋

丁未政潮期間,直隸總督袁世凱致兩江總督端方一封密信,内容涉及政爭的重要隱秘情事,該信後由端方家流出,刊發在《國聞週報》,學界多有引用,被視爲晚清政治史研究不可多得的史料。此封密信用了大量的隱語,需要借助檔案予以解讀,當事人的檔案尤其重要。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端方檔案,保存了政潮期間端方與外界往來的多封電報,其中一些内容與袁、端密信有着密切的關聯,借助這些電文可對密信中相關史事予以重新疏釋,或糾先期解讀之誤,或補前人研究之缺,借以揭示政情内幕以及光緒朝政局走向。     

戊戌前後諸政事(上)

本文根據"張之洞檔案"中的若干機密文件,揭開戊戌前後諸政事的內幕:劉坤一查辦張之洞被彈劾案,容閎、李提摩太、劉鶚在戊戌前後的表現,張之洞與李鴻藻的關係,岳州自開通商口岸,張之洞與日本政界聯手驅逐康有爲出日本,獎勵廣東紳士"報效"逃亡西安的清廷以及廢黜"大阿哥"溥儁等事件。這些雖非重大的政事,但對戊戌前後的清朝政治起到了相當重要或非常微妙的作用。本文分上下篇刊出。     

走馬樓簡牘公文書中諸曹性質的判定——重論長沙吴簡所屬官府級别

走馬樓三國吴簡的發現帶動了漢晉史研究,但有關簡牘的性質、歸屬官府級别、埋藏原因等基礎問題,迄今未能得到完滿解答。這很大程度受制於吴簡整理進度,已刊資料多爲簿書;隨着竹木牘的清理,我們發現其中包含公文書,多由諸曹製作與運行,是釐定行政級别的關鍵資料。本文對涉及諸曹的公文簡牘進行分類,逐一討論"草刺"、"叩頭死罪白"、"君教"等文書中"曹"的性質與級别;以人名爲線索,對草刺文書中的諸曹掾史進行集成,對照同姓名者在簿書、公文中的身份記載,判定諸曹的級别爲縣級;在回應吴簡所屬官府級别的諸種爭議之後,得出其爲臨湘侯國檔案羣的判斷。本文的工作方法,期待爲長沙市中心出土其他批次簡牘性質的研究提供借鑑。     

元代逃奴問題與國家權力

元代逃奴案件反映了元代社會的諸多特色,其中"軍驅"的逃亡與元代軍事制度乃至整個國家機器有密切的關係。在追捕逃奴的問題上,軍人通常能繞開地方政府,而普通使長則要受地方政府的限制。朝廷默許軍人追捕逃奴時有使用武力的方便,這是出於國家自身的需要。儘管朝廷也爲了使長的利益而制定逃奴問題的對策,但國家權力的支配遠遠淩駕於主奴關係之上。     

戊戌變法期間張之洞之子張權，之侄張檢、張彬的京中密信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藏有"張之洞檔案",共計四百九十二函,二千餘册,還有大量的散頁。其中一部分關於戊戌變法。筆者閲讀後,感受到了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中有一册李景銘收藏的《張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屬類》,其中有張之洞之子張權,之侄張檢、張彬由京中發來的密信,揭示出戊戌變法中的許多鮮爲人知的核心機密。本文介紹這批密信,並結合"張之洞檔案"中的親筆電報,予以背景的説明。本文是系列"張之洞檔案"閲讀筆記的第一篇。     

清代旗人官修家譜檔案述論

有清一代,清廷出於選官、繼承以及掌控旗人人口的需求,曾經采用官修方式編撰旗人家譜,大規模介入並統一管理旗人家族人口檔案。這種官修家譜體制自清初即開始實施,經過雍正、乾隆時期的發展和完善,一直持續至宣統末年,産生了數量龐大、保存完整的旗人家譜檔案,内容涉及整個八旗體制下的各類旗人羣體。旗人家譜與八旗世爵世職制和八旗户籍管理制度緊密相關,可分爲承襲册型家譜與户籍册型家譜兩類,二者雖形式有異,在功能上卻有内在相關性。這批家譜在呈報、編纂、審核和保管等具體環節中,滲透了清王朝對八旗特定人羣的强烈干預與嚴格控制,是判斷旗人身分以及諸多制度實施的重要法律依據,其内容、性質、功用與同一時期民間"家自爲書、人自爲説"的私撰家譜迥然有别。目前學界對這批卷帙浩繁、内容豐富的旗人家譜檔案缺乏系統的認識,在先行研究中,對其文本性質尚無明確界定,本文試圖通過對旗人家譜檔案的文書形態、法律效用和官修性質的分析和梳理,將相關研究引入到更爲開闊的視野和空間。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 通知——抄轉政務院处理平原省衛生局破坏百泉古建築之命令及附件,望知照田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於一九五○年五月頒佈的關於古蹟、珍貴文物、圖書及稀有生物保護辦法中,規定各地原有的一切具有歷史、藝術價值之建築文物,應由各該地方人民政府文教部門及公安機關妥為保護,嚴禁破壞損毀。同年七月颁佈的保護古文物建築辦法中又明確指示:凡全國各地具有歷史價值的文物建築,以及建築物內之原有附屬物,均應加意保護,嚴禁破壞;如確有必要拆除或改建時,必須經由當地人民政府逐級呈報各大行政區文教主管機關批准後始得動工。平原省衛生局為修建療養院拆毀百泉名勝古蹟,是中央颁佈保護文物法令以後所發生的一個較嚴重的破壞文物事件,這事件已經人民日報提出批評,並由政務院作了正確處理。現在全國各地都在進行大規模的工程建設,希望由此汲取經驗教訓,提高警惕,堅决貫徹中央文物政策,切實做好保護工作。     

苏联初期文化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

蘇維埃革命推翻了剝削階級、有產階級的統治權之後,對於這些階級所擁有的財富、物質上寶貴的東西都非常愛護。全國所有工業企業和工業的建築物,住宅、宮庭和地主的花園,紀念物和古蹟,禁苑和禁林,博物院、圖書館和檔案保管庫等等,經革命之後,都變為全民的財產。人民對待這些財     

播下友誼的種子——西北歷史博物館招待日、印兩代表團參觀

十月的陽光下,閃着銀色的飛機双翼,來自各個國家的友人興奮地(艹泣)臨了中國的古郡長安。不論國家性質如何,但這些遠方國家的來賓,都是中國人民的朋友。這次以安倍能成為首的日本學術文化訪華代表團和以尼赫魯夫人為首的印中友好協會訪華代表團的来臨受到了我們熱烈的歡迎。     

明代後期國家決策機制研究

帝制中國的國家決策機制,在明代發生了重要變化,發展爲聖裁、閣議和廷議三種機制並行的複合機制。其中較晚出現的廷議制度,是一種比較公開、公平和公正的新機制,具有近代決策機制的若干重要特徵。經過不斷改進,廷議在明代後期日趨完善,在國家決策的形成中作用也日益重要,成爲帝制中國國家決策機制發展史上的新事物。然而,由於妥善處理聖裁、閣議和廷議三種機制關係的手段尚未形成,這種複合機制在運行中存在諸多問題,未能發展成爲一種更加有效的國家決策機制。     

“大革命”前後的孟森

孟森的政治身分,以往爲人知者約有二,一是清末江蘇諮議局議員,二是民初國會議員。他在1922年曹錕賄選發生後,南下提倡省憲之説,發起自治團體,領導江蘇地方自治運動。1927年,國民革命軍克復上海,他以國民黨員身分被委爲中央政治會議上海臨時分會委員,又出任江蘇民政廳秘書主任。在國會與國民黨惡戰的進步黨骨幹,當"大革命"之際實現政治身分轉换,直接進入國民黨政治系統,這一跨度不可謂不大,重審這一段短暫而少爲人悉的政治經歷,給我們理解孟森及其走過的大時代帶來新的契機。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园的博物馆

在解放前的阿爾巴尼亞沒有任何一個博物館。祇有在地拉那民族圖書館的陰闇角落里有幾件古物無人過問。具有歷史意義的地的宫殿里。該館工作人員都是阿爾巴尼亞在考古學人種學方面訓練有素的幹部。該館分兩部:考古部和人文部。這里擁有很大一部分從前分散在國家機關或是私人那里以及     

中國圖書在柏林 在柏林洪堡大學“98中國湖南圖書展”上的宯}報告

今天,1998年5月25日,由中國湖南省各大出版社出版發行的中文圖書將贈送给柏林洪堡大學圖書館。正是這一契機使我們現在相聚在这裏。這也使我們有機會共同回顧歐洲對中國圖書最初的了解,以及這些在柏林觸手可及的中文書籍最早抵達德國都市的年代。對于其     

唐代的身分制社會

<正>國家統治原理的實施,必須以當時社會結構爲前提。秦漢以來已建立小農經濟型態,所以可實施"人頭統治"(或曰"個别人身支配")。到唐代,國家權力是依禮而建立身分制社會。此即將全國人循由下列二種機制相互結合而賦予某種地位:一爲依據政治權力運作所規定的身分,政府根據全國人年齡多寡,區分爲黄、小、中、丁、老五種身分,承擔國家給予的權利與義務;一爲社會關係的身分,此即親屬關係、義合關係以及主     

唐代的身分制社會

<正>國家統治原理的實施,必須以當時社會結構爲前提。秦漢以來已建立小農經濟型態,所以可實施"人頭統治"(或曰"個别人身支配")。到唐代,國家權力是依禮而建立身分制社會。此即將全國人循由下列二種機制相互結合而賦予某種地位:一爲依據政治權力運作所規定的身分,政府根據全國人年齡多寡,區分爲黄、小、中、丁、老五種身分,承擔國家給予的權利與義務;一爲社會關係的身分,此即親屬關係、義合關係以及主     

晚清駐英公使館與國際法的運用:以雙語照會爲中心的考察

駐外公使館從1876年設立之後,便成爲清政府與各國外交部之間重要的通信渠道。公使館作爲清政府官僚系統的一部分,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用人政策使其在外得以較靈活地履行外交職能,包括外交談判、搜集整合情報、管轄及保護華民、照料政府派出的海軍學員等等。公使也可以代表清政府,對於總理衙門和外國駐華公使之間爭執不下、無法解決的外交問題,向各國外交部提出交涉的請求。本文以晚清駐英公使館爲例,考察了收藏於英國國家檔案館FO 17檔案號下的雙語照會,對公使館如何利用國際法代表"中國國家"做出了初步的分析與評估。     

朝鮮收到北京圖書館贈送的書籍一萬三千多册

朝鲜文化宣传省最近收到了北京图书馆贈送的大批書籍,正在分發給各研究機關。這些書籍是分三批送到朝鮮的,總共有一萬三千多册,其中包括七十     

洪、趙、霍三縣文物勘察記

對文物古蹟進行普遍而深入的調查,是保護和研究祖國歷史文化遺產的首要工作。兩年來全國各地的政府機關和有關部門都在重視和展開調查,有了很多收穫。山西省文教廳在調查各地文物工作中,隨時隨地宣傳貫徹中央政策法令;能注意到組織地方力量保護;並及時在當地舉行座談會,報告工作情况,交流經驗,聽取羣衆意見。像這樣的在調查和保護文物古蹟與宣傳文物政策當中貫徹羣衆路線的工作方式,是值得參考的。玆將該省調查報告四篇刪節刊出。這幾篇報告,基本上是情况的記述,在搜集材料上有它一定的價值,但還不是在佔有材料的基礎上提出來的總結性的和科學的報告,而後者正是一切調查研究工作的最重要的一種要求。希望全國社會文化事業機關,能逐步的向這方面努力。     

蘇聯建築紀念物的保護

一、蘇聯共產黨、蘇維埃政府以及列寧、斯大林對保護文化遺產的關懷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根本改變了蘇聯人民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面貌,為蘇聯各民族人民文化的發展,開闢了無限的前途。同時蘇聯各民族,為了發展新的文化,必然對自己本民族過去所遺留下來的文化財富,要加以深刻的分析和研究。因而保護這些物質文化的遺存,便成了蘇聯人民重要的任務之一。‘蘇維埃政府和列寧、斯大林同志在文物保護方面給與了莫大的關懷。列寧寫道:"完全有必要採取全部的努力,防止基本文化柱梁的坍塌,否則無產階級是不會原諒我們的"。在國內戰爭困難的年代和在貧困的條件下,保護文物的工作列為基本的刻不容緩的任務之一,蘇維埃政府在這方面採取了必要的措施,即在教育人民委員部之下,設置了博物館暨藝術文物保管的部門(一九一七年在彼得格勒,後來遷到莫斯科)。共和国中央機關的建立,統一了博物館和藝術文物登記的機構,在組織上有着巨大的意義。在其後不久,蘇維埃政府又在中央報紙上發表和頒佈了一系列的关於保護藝術品、古物和自然名勝的法令和决議。一九一八年十月五日人民委員會通過了關於私人、社會團體、機关所有藝術品、紀念物和古物保護、保管及清點的辦法,為了保護、研究及盡可能的使廣大居民認識俄羅斯的藝術品和古物寳藏起見,建立了一系列的关於藝術文物保護的措施。在歷史上第一次宣佈我們國家內一切文化古蹟,不管它屬於何人所有,都歸國家保管,因此第一次实行了一切紀念物和藝術紀念品均由國家登记的辦法’。(引自卡里林格—米哈依洛夫斯卡雅‘建築紀念物的保護和研究’) 在十月革命的初期,蘇維埃政府和列寧同志,不但关怀着建筑紀念物的保護,而且採取了必要的措施來修理和修復     

慈利楚簡校讀札記

<正>1987年湖南省慈利縣城關石板村36號戰國墓出土了一批具有重要文獻價值的竹簡,整理出殘簡4371段,數量約1000支。這批竹簡主要内容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有傳世文獻典籍可資對勘的如《國語·吴語》、《逸周書·大武》等,另一類是《管子》、《寧越子》等書的佚文或古佚書。遺憾的是,這批材料到目前還没有全部公布,發掘整理者只零星地公布了其中的少部分竹簡照片及簡單的釋文。~①其後有學者對這些材料進行了初步的研究,在學術網站上也有一些討論。根據已有的研究,我們對其中的一些簡文及相關問題進行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