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殉难日质疑

关于秋瑾殉难成仁之日,陈去病之《鉴湖女侠秋瑾传》,徐双韵之《记秋瑾》,徐寄尘所撰的“秋烈士之墓表”均谓秋瑾于六月初六(即1907年7月15日)就义于绍兴轩亭口,系根据当时秋家眷属所言,此可详见秋宗章所作《六六秋乘补遗》。以后民国时期出版的历代忠义传记小丛书《秋瑾》(彭子仪作)、青年模范丛     

1975 夏衍谈秋瑾不朽

1975年农历十月十一日,是秋瑾烈士的100岁冥诞。在祖国现代化的新长征中缅怀和悼念这位伟大人物,我认为仍有其意义。作为一个秋瑾烈士的崇敬者,作为剧本《秋瑾传》的作者,我想起了童年和少年时期的一些往事,并借此机会讲一点我     

秋瑾生年小识

秋瑾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杰出的资产阶级女革命家。关于她的生年,目前倾向于1879年。新版《辞海》即主是说。1979年柯灵发表了《秋瑾烈士百年祭》(《中国妇女》1979年11期)一文纪念秋瑾诞生一百周年;秋瑾的故乡绍兴还为秋瑾举办了诞生一百周纪年念活动。但是,秋瑾究竟生于何年?目前尚有争议。在纪念秋瑾诞生百年之后不久,就有人撰文说:“去年(1979年)不是秋瑾烈士的一百周年诞辰”(史翼:《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实际上,关于秋瑾的生年,     

秋瑾两次返国时间考

秋瑾一九○四年初夏东渡后,中间曾返国省亲一次,她首次回国在什么时间呢?学术界一般作甲辰(一九○四年)年冬或年底。《秋瑾集》编者在《致秋誉章书》注(二)云“秋瑾留日时期是一九○四年夏秋之交至一九○五年十二月。但她在一九○四年冬曾由日归国省亲,次年春始赴日本(见陶成章《浙案纪略·秋瑾传》,”。徐双韵《记秋瑾》云:     

《诗·草虫》旧说新解

《诗·召南·草虫》: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夷。《诗序》:“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朱熹《诗集传》:“南国被文王之化,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独居,感时物之变,而思其君子如此。”金启华《诗经全译》:“女子思念情人在发愁,相见时是那么欢乐。”     

秋瑾与陶荻子

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辛勤献力,于1960年初版,1962年修订,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重版的《秋瑾集》中,收有秋瑾所作词二首:一首是《踏莎行·陶荻》;一首是《临江仙》,下序“陶荻子夫人邀集陶然亭话别。……”字样,反映了女革命家秋瑾与陶的深厚密切的感情。查秋女王灿芝1928年编行的《秋侠遗集》中“陶萩”为“陶荻”;加上上述《秋瑾集》附录中所收陶成章《秋瑾传》也写作“荻意”,即:……(秋瑾)又与(丈夫)廷钧不睦,同乡戚属陶大均(会稽人)、陈静斋(山阴人)等为之和解,不得,乃尽以其所有首饰,托大均妾荻意为变卖,集资东渡日本留学。     

陈天华《国民必读》所提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若干论旨——《光明日报》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八日载李松年《陈天华的〈国民必读〉》读后

一、李文引《民报》第二期《陈烈士天华小传》说:“烈士所著书,其已成集者:《猛回头》、《警世钟》、《最近政见之评决》、《国民必读》、《最后之方针》、《中国革命史论》,皆曾风行一时;遗稿有《狮子吼》一种,其散见于他书,尚俟厘订。”其中,我多没见过和读过。 陈天华在革命同盟会中,在孙中山与黄克强之间是比较接近黄的;但他与黄不同,思想和主张都是较急进的。忆早年闻乡前辈与陈天华亦较接近的同盟会人物冷公剑曾说:“陈天     

《左传正义》释“郑人铸刑书”

《左传》昭公六年三月载“郑人铸刑书”事 ,《正义》用长长的一段话解说叔向与子产书的“终子之世 ,子其败乎”八个字 ,其内容与《传》文了不相涉。这样的做法同《左传正义》诠解经注的体例大不相同。孔颖达《正义》所发的议论是 :子产铸刑书 ,而叔向责之。赵鞅铸刑鼎 ,而仲尼讥之。如此《传》文 ,则刑之轻重 ,不可使民知也。而李悝作法 ,萧何造律 ,颁于天下 ,悬示兆民 ,秦汉以来 ,莫之能革。以今观之 ,不可一日无律也。为当使不及古 ,民伪于昔。为是圣人作法 ,不能经远。古今之政 ,何以异乎 ?斯有旨矣。古者分地建国 ,作邑命家 ,诸侯则弈世…     

秋瑾生平生地考辨

近几十年来,史学界对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先驱秋瑾烈士的出生年份和出生地点问题,曾经有过一番热烈的讨论。后来由于有关社会团体的介入。逐渐成为一家言而与史实相悖谬．且在一些出版物上和思想认知上,产生了某种混乱现象,如原《辞海》的“秋瑾（1879-1907……）”,到1989年再版时改成“秋瑾（1875-1907……）”。1979年,秋瑾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召开,1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夏衍同志《秋瑾不朽》纪念文章,但过后便有人持异议,说是“流于轻率。失之偏颇。”     

汉属国与属国都尉考

属国的名义 属国与属国都尉之设施在汉武帝之世。 史、汉两《霍去病传》只言汉因匈奴故俗为属国。对属国涵义未作进一步解释。张守节《正义》言:“各依本国之俗而属于汉,故言‘属国’也。”颜师古于《去病传》及《武帝纪》各有注语,前者说:“不改其本国之俗而属于     

绍兴秋瑾纪念馆

"秋瑾烈士是中华民族觉醒初期的一位前驱人物。她是一位先觉者,并把自己的生命奉献了给反封建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崇高事业。她在生前和死后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秋瑾不仅为民族解放运动,并为妇女解放运动,树立了一个先觉者的典型。"以上是郭沫若院长对秋瑾烈士崇高的评价。绍兴是秋瑾的故乡,解放后,由于党和政府的     

近代女子参政的呐喊者——吴芝瑛

吴芝瑛(1867——1934),字紫美,号万柳,安徽桐城人。是著名桐城派古文大家吴汝纶的侄女。善诗文、工书法,被邑人誉为“三绝”。19岁时嫁“无锡才子”廉泉。翌年(1898年)随夫移居北京,结识秋瑾,同有匡世济世之心,频以诗文往还,情深意笃,不啻同怀。1904年正月,瑾在京与芝瑛订文字之交。1907年,秋瑾遇难,芝瑛闻凶讯,悲恸欲绝,满怀悲愤之情写下了《秋女士传》、《秋女士遗事》等,并冒着杀身之祸,与徐寄尘一起,营葬秋瑾于杭州西泠桥。重情尚义,至今为人赞叹。     

蔡国始封地地望辨正

<正> 蔡国的始封者为周武王弟叔度。《史记·管蔡世家》裴骃《集解》引《世本》云叔度受封“居上蔡”,即今河南上蔡县。后世沿承此说,将上蔡县作为蔡国的始封地。《尚书·蔡仲之命》孔《传》云:“(蔡)叔(度)之所封,圻内之蔡。”古时方千里为“一圻”,今河南上蔡距西周王畿遥远,不当为“圻内”。孔《传》虽未明确指出蔡叔度所居之蔡在何处,但显然不会是今河南上蔡。《通志·都邑略》云:“蔡本畿内之地,     

抗战时期中日军歌的创作与传播--以《露营之歌》《讨匪行》为个案

抗战时期,中日两国文艺创作皆与战争关系密切。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后,其军歌《讨匪行》随之问世。《讨匪行》旨在颂扬军人、鼓吹侵略,但因其词曲悲伤、低沉,亦有人以之表达对战争的厌倦与无奈。然而,从根本上说,《讨匪行》是军国主义的产物,同时也是宣扬军国主义的重要工具,通过其创作与流行,战时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显露无遗,其民众对...     

新秦中考

<正> 一 河南地和新秦中 《史记·匈奴传》载汉武帝时,得到浑邪王的降附,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乃徒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此事亦见《史记·平准书》。后来《汉书·匈奴传》和《食货志》也同样有了记载。这是汉与匈奴关系中的一宗重要史事,由此也可以看出新秦中在当时是一个重要地区。     

冯玉祥能带兵不能治匪

河南遍地成匪,久为各报所详志。顷得最确消息,冯玉祥亦造匪者之一,缘赵倜（1922年5月前任河南督军,编者注）创办之全省巡缉队共有百余营,其病国殃民,不堪言状。     

《全辽文》前言·后记

前言《全辽文》初名《辽文汇》,它是一部辽代的总集,也是今天掌握的一份当时最全面的直接史料。全面占有材料,在历史研究中是最重要的环节。旧时代的史学家们,提倡过文史配合的办法,刘知几主张:凡为史者,应当在表、志之外,更立一书,收集制册诰令,章表移檄,题为制册表章书,以类相从,犹如志分礼乐、刑法之例。章学诚发展这种说法,倡为“方志之三书议”,称曰“三家之学”:“仿纪、传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故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彼此配合,相辅而行,强调“阙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他在修志工作中文践,也取得了有益的经验。《全辽文》也可以算是配合《辽史》的一份资料。在体例上又作了一些改进。     

《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条目辨正

近检《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吴海林、李延沛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现若干讹误,今以《明史》(中华书局标点本)等史料校之,兹辨正如下: 该书第216页云:吴与弼字子傅,号康济先生,河津(今属河南)人。按:(一) 与弼字应作“子传”,见《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传》。疑“传、傅”形近而误。《辞海》(修订本)亦作“子傅”,误。(二) 与弼号应作“康斋”,见《明儒学案》。     

《清史稿》正误一则

中华书局校点本《清史稿》列传284“孝义一”云: 刘宗洙,字长源;弟恩广,字锡三,湖北襄城人。父汉臣,明季从军。按:湖北显系河南误写。其一,清人毛际可在其小传中明说为“河南襄城人。”(陈乃乾《清代碑传文通检》317页)其二,其侄青黎好友方望溪为其弟宗泗所写的墓表也明说刘氏为“中州”人。(《望溪先生文集》卷13“内阁中书刘君墓表”)其三,河南襄城刘氏宗谱材料也证明刘宗洙兄弟为河南襄城人(见     

辛亥开封起义烈士史料辨析

河南革命党人响应武昌首义,1911年12月22日在开封发动起义失败,张钟端等11位烈士壮烈牺牲,近百年来,有关史料中对十几位烈士的表述有所不同。《河南文史资料》第6辑中有缺漏,1911年清廷官方报道中有错讹,《中国国民党史稿》中有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