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小仓山房藏“八骏图”砚台

2001年,笔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购得一方“八骏图”古砚。据售者称,此砚在乡间被长期弃置于土墙上,经多年风吹霜打、日晒雨淋,表层石肤已呈片状风化,远看与砖块无异。砚为石制,长37厘米、宽21厘米、高6厘米,砚石上部偏紫,底部呈灰绿色。限     

小议觚形瓷器之造型

现时被称为“觚”的器物,其造型特征为：大喇叭形口,长身,细腹,斜坡状高圈足。除“觚”这一定名外,亦有“花觚”、“简花觚”、“凤尾尊”、“出戟尊”、“觚式瓶”等名,绝大多数的此类器物都出现一器多名的情况。事实上,对哪些器物可称其为“觚”,仍未有定论。     

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陂陀天海”砚考

家藏古砚中有一方墨渍满面的歙砚,镌＂持节风霜十九年＂铭,刻苏武牧羊像和＂山中＂＂居士＂印款的石砚。清洗观赏后方感到砚石的纹理奇而美,便萌生考证之念。     

3800余件出土器物——江南土墩墓的分期标尺

宁常、镇溧高速公路土墩墓发掘出土了3800余件器物,均出自土墩墓墓葬或器物群, 它们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器物群及墓葬出土器物一般在10件左右,少的只有1 件,多则达到40余件,它们配套成组并有规则地摆放:一般会呈“L”形或直线形,器形较大的     

浅析三星堆青铜器“天人合一”的审美内涵

位于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多数呈现出与中原青铜器完全不一样的造型特征与审美效果。其多以动物、植物为题材,纯动物造型的青铜器写实性极强,以鸟形器居多,反映古蜀人对于“鸟”的特殊崇拜;人与兽结合造型的青铜器表现形式多样,古蜀人借此手法表达人与自然的关联性;巨大的青铜神树为我们展现了古蜀人想象出的天地之间生灵往来的盛景。通过这些形态各异的青铜器我们能看到古蜀先民渴望与天地对话,渴望与自然交流。古蜀人用这些青铜器表达他们对于自然万物的理解与尊重,有着“天人合一”的审美内涵。     

溺器“虎子”之后，当称“马子”！

2002年12月13日的《中国文物报》,刊载了容达贤先生《青瓷“虎子”用途问题的再研究》一文。文章以丰富文献资料与文物实体相结合的综合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从‘虎子’的器物造型特征和2000多年来相关器物的传统实际使用情况考察,将其用途定为溺器是合乎实际的。”考证的方法是正确的;得出的结论更是可信的。不过,也就是在这篇美文里,留下     

试谈我国新石器时代出土的“双连杯”和“三耳杯”及其有关问题

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发现两种器形较特殊的生活用具——“双连杯”(或称“双连壶”)和“三耳杯”(或称“三耳罐”)。均为泥质陶。从外表看,“双连杯”像是一对陶壶粘合在一起,其腹部里面往往是相通的,制作非常精致,有的器物表面还饰以彩绘图案,或刻划各种动物形象;有的     

从“小我”到“大我”的叙事美学及价值表达——以新时代主旋律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为例

新时代主旋律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从“小我”出发透见“大我”,见证了新中国的历程进程,谱写了一首“中国人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成长”的伟大赞歌,而后又以“大我”回馈哺育“小我”,激发出世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具有深厚的美学意蕴与崇高的人文价值。     

商周青铜鸟兽尊赏析

商周青铜器以其造型稳重、气势雄浑而著称于世,但在出土青铜器中有一类以动物形象为造型的器物格外引人注目,这些器物均以某种动物为造型,与肃穆深沉的青铜礼器相比显得清新活泼,鸟兽尊即属于此类器物,今选取部分典型器物作一介绍,以飨读者。鸟兽尊,顾名思义即形状似鸟兽之青铜尊,鸟兽尊在古代即有出土,《梁书》卷五十《刘杳传》云刘杳尝与沈约坐语及宗庙牺樽,沈约云：＂郑玄答张逸谓为画凤皇尾娑娑然,今无复此器,则不依古。＂刘杳曰：＂此言未必可。按古者樽彝皆刻木为鸟兽,凿顶及背,以出内（纳）酒。顷魏世鲁郡地中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牺樽作牺牛形。晋永嘉贼曹嶷于青州发齐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为牛象。二处皆古之遗器,知非虚也。＂从目前的考古发掘出土品和     

凌廷堪“以礼代理”的礼学思想研究

“礼”在清代受到学术界前所未有的重视,清儒对礼的讨论,明清之际多研究国家制度层面的礼制问题,其后渐集中在社会礼俗,以及伦理关系的实践问题上。文章就凌延堪对《礼经》的释例析辨,以明其礼学思想的内涵,借以彰显清代实学思想的学术特色,除阐述其生平著作及思想形成的背景外,分别从“理”、“礼”之辩,及学礼复性、制礼节性说明礼之实践及通经致用的实现,并在结论中针对其礼学思想内涵作一扼要省思。     

从大溪彩陶筒形器看史前长江中游先民的审美意识

自1959年中国考古队在重庆市巫山县大溪乡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并命名为“大溪文化”以来,当地陆续出土了大量纹饰繁丽、富有特色的彩陶。其中有一类被称为“彩陶筒形器”或“彩陶瓶”的器物,造型别致,与后世花觚相似,为大溪文化的典型器。这些彩陶筒形器大小、造型趋于一致,且纹饰多样,多为红底黑彩。它们的功能一直被广大学者所猜测,文章认为其具有实用功能,是一种酒器,也具有文化功能,为祭祀的礼器,是长江中游地区“觚”的前身。此类器物更是大溪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先民生活美学的集中体现。     

金沙遗址博物馆藏动物造型及纹饰器物研究

<正>金沙遗址博物馆位于成都市区西北部,是为保护、研究、展示金沙遗址及古蜀文明而在原址上建立的专题博物馆。博物馆馆藏2976件（套）金沙遗址出土器物,其中包含不少动物造型及纹饰器物,这些动物造型及纹饰,或生动写实,或抽象神秘,为探究古蜀先民精神世界提供了实物资料。     

别出新样无穷尽——明清奇巧造型漆器

<正>人类在造物之初,通过对周边事物的细致观察,如摹拟植物、动物、人物等的具体形态,去塑造器物的形制。新石器时代仿生陶器并不少见(图1),商周时期有仿生青铜尊。两晋时期,动物造型青瓷器大量出现,生机勃勃,反应了农耕民族的生活情趣。两宋时期,仿花卉的花口式瓷器、漆器极为常见。这类器物的造型皆既具有合理的功能性,又具有很强的形态美。     

湖南商周青铜器精品解读

屈原在阮湘之间为什么能创造出《九歌》等不朽名篇?湖南省博物馆新推出的、展品特色鲜明的《湖南商周青铜器陈列》或许能给您一些启发。我们选择其中的一些精品与大家一起欣赏。一、动物造型器群湖南出土的动物形或鸟兽形器,一般称鸟兽尊,是湖南商周青铜艺术中最精彩     

“科学”的限度：辛亥时期革命语境下的学术与道德

1904年後,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中国学人不约而同地在学术之外寻求道德力量以图救亡。改良者限制“科学”概念於形下,同时改造传统的道德之围,以迎合进化;革命者出於精神动员的需要,完成了“科学”话语的形而上转换;游移於革命与改良之间者,径取西方反思现代科学的唯心主义思潮,试图超越生存竞争中的道德困境。此一时期,中国“科学”概念正抽离出学术本身,演变成一个进化／退化的二元话语基础,在“物质主义”和“科学主义”两个相反向度被批判,或是被宣扬,作为学术的“科学”反而隐而不彰。     

斯兆祯祥 披图以望——宋金瓷枕“兔”纹释析

北宋中晚期,随着经济发展与文化下行,以磁州窑为代表的北方瓷枕装饰不再满足于稍显刻板的二方、四方连续图案,继而对生趣盎然的民间生活场景发生了兴趣,反映出普通民众对当下环境的关注与热爱。11世纪晚期,野兔与芦苇、蒲公英的固定组合成为“场景式”画面的重要表现形式,通过“兔”来表达对长寿、多子等祝愿,通过“芦苇”表达对“禄”的祈盼,暗示得到相关装饰器物的人将是被祝福的。同时,选择“芦苇”与“蒲公英”作为植物的代表,也体现了劳动人民对于给予他们生活最多帮助的植物的喜爱和尊重。     

也谈“虎子”与“马子”

通过对文献考证,结合出土虎子器形分析,认为汉魏南北朝墓葬中常见的“虎子”,与唐以后文献中常见的“马子”,当属两种不同器物。“虎子”为男用小便器,而“马子”则为女用溺器。并明确提出,“虎子”在唐代并未因避李虎讳改称“马子”,而是改称“兽子”。     

以德治国与方志的教化作用

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强调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并把以德治国这一重要的思想作为一项重要的治国方略加以强调。这种思想既是对我国优秀历史传统的继承,也是社会主义政治理     

“错金银”质疑

在我国文物宝库中,有一种用金银装饰在铜器表面的工艺,利用金银和青铜的不同光泽映衬出色彩辉煌的图案与铭文,现通称“金银错”或“错金银”。据资料所见,此种工艺的出现约始于春秋中期,盛行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但此种“金错”制作工艺并不见于文献记载。一般认为其工艺程序如下：即铸造器物时先在青铜器表面预铸出浅凹的纹饰或字形(精细的纹饰是先铸器物再在器表面錾刻呈“△”形的槽),底面需制成凹凸不平状,然后在呈梯形的槽内嵌入金丝或金片,最后用厝石磨锉平滑。     

以碎立通:博物馆器物展示的史学传统

清季民国以来,中国博物馆实践深受历史学科智识影响。从学术思想史视角审视,器物学和通史家风相互作用影响,共同形成了博物馆器物展示的方法论基础,其中延伸出的线性与结构、文物与文献、归纳与演绎等关系,也已涉及国内展览阐释的叙事母题,这体现了中国现代史学传统中偏重考证归纳的“新汉学”与偏重公理演绎的“新史学”在博物馆领域的学风流布,考古学的发展则拓展了器物解读与通史之通的路径。“通”既是指基于民族国家诉求的宏大价值旨归,同时亦指以物为本体的材料疏通。虽然学科范式有迭进,但“以碎立通”始终是中国博物馆历史展览所面对的基本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