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流动性与共同体:对印尼归侨社团的人类学考察

论文通过对印尼归侨社团成立、扩展和维系过程的研究，展现了归侨是如何在流动中创建安放内心的共同体，为流动所带来的分离搭建社会联结。他们在“居住”与“行旅”之间通过建“家”、扩“家”、持“家”不断重塑社会联结，以祖籍国和侨居国为圆心，生成了关于“家”的情感的平行共同体，进一步在涵盖祖籍国和侨居国的基础上甚至形成了多圆心共同体。流动性使两个或者多个共同体同时存在。一方面，正是在成员和“家”的流变中，归侨社团成为归侨走向公共空间、联结世界的通道。另一方面，流动性所带来的多圆心共同体使得社团内部凝聚力下降。因此，只有当汇聚成同心圆共同体时，具有地方感的“家”才化身为一种粘合剂，以增强共同体凝聚力。     

战争与王权的形成

自从历史唯物论创立以来,战争作为国家形成期诸变革的动因,便成为探讨亚洲专制国家形成过程中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历史唯物论认为,人类社会结构的发展,是共同体逐步走向解体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在原始共同体与新形成的私人性诸个人的关系上二元矛盾展开的过程中发生的,而原始共同体是自然的诸个人从“自然”状态直接带进“历史”中的,是以原生的集团性为基础的。因而,只有以私有财产为前提的父系家庭的形成,才意味着共同体解体为各个单体     

金代诏令所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金代诏令是反映统治者意愿的重要文献,其所载内容多有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建设者。主要表现在继承中原政权统治传统、接受“大一统”理念和中原文化等方面。金代诏令所载体现了金代统治集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推动,这也充分说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是历史持续发展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经验——基于马克思主义人的需要理论

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以人的需要为内在动力的实践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人的需要和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上赋“权”、经济上赋“利”、精神上赋“能”，不断满足各族人民多层次的现实需要，以此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日本殖民政策与"满洲共同体"认同的制造--基于《盛京时报》的考察

日本侵占东北后,为制造新的民族意识和文化权力体系,虚构了东北的历史传统,重构一个符合自身需要的“满洲”集体记忆,从历史和文化上割裂东北与中国的联系;利用大众传媒、教育体系、行政管制等手段,进行了“满洲共同体”的意识形态灌输;借助仪式、节庆和符号等政治象征物,在对共同体体系化的过程中,传递“满洲"的共同体意识。日系报纸《...     

马克思主义视阈下“民族团结进步故事”探析

马克思主义视阈下,“民族团结进步故事”来源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动实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向同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建设过程中协调各民族彼此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进步的所有社会实践活动的总体性表达。从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和意识观、实践观、历史观出发,多维度审视“民族团结进步故事”,勾勒出“民族团结进步故事”的独特面貌和重要形象。从讲好民族团结进步故事的方式入手,“民族团结进步故事”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着能动的反作用,其注重在讲故事、讲道理、讲政治的统一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且通过掌握各民族群众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试论战国秦汉时期的村落结构

战国秦汉之村落由早期村落演化而来,但无论是村落空间结构、社会结构还是信仰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早期村落所失去的重心得以重构,被剥夺的功能不断补充。战国秦汉村落既是“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的居住共同体,又是“守望相助,百姓亲睦”的生活共同体,还是“四邻并结”“倾盖社场”的信仰共同体。与之同时,村落也被纳入自上而下的王朝组织体系中。作为自然聚落的村落基本被乡里组织覆盖,成为乡里体系的地理空间载体,村落的自然属性被限制在特定范围内。因而,战国秦汉村落无法构成欧洲中世纪式的村落自治共同体,其实质是王朝行政体系中的基层地缘行政组织与村落共同体的复合体。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基因构成,对中国古代文明发展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     

全球海洋治理视角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全球海洋治理是将全球治理引入海洋领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海洋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都是建立在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的基础之上,协调人与海洋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国作为新兴崛起的地区性大国,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方案,并通过建立"蓝色伙伴关系",推动"一带一路"...     

刍议空间理论下的网络民族事务现代化

人类空间概念的发展，经历了空间与物理的空间、主体的空间以及交互式社会空间等过程。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虚拟空间高度发展的当代社会，空间参与着社会建构，又做为民族实践、生产、生活的重要要素，梳理其理论发展脉络和关系，有助于丰富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对民族事务治理信息化意义重大。铸牢网络空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民族事务现代化治理能力，增进网络空间“五个认同”，巩固互联网空间意识形态安全。     

新课程标准下的美术课

摈弃过去的教育教学模式,构建新的教学理念,使师生在教与学、互教互学的过程中形成真正的“学习共同体”。如何实现这一共同体,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改变原有的角色,变训导者、管理者、裁判员为引导者、帮助者、激励者、服务者等。这样一来学生会逐渐从“学会”到“会学”,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丽江古城民族文化交融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究

丽江古城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多元的民族文化,其民族文化交融为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基础,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入,古城中各族群众在生活上相互帮助,经济上相互促进,文化上兼收并蓄,各民族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格局。本研究通过对丽江古城各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背景与表现进行调查,归纳丽江在推进古城民族文化交融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验,提出通过发展民族特色文化产业、举办形式多样的民族文化活动、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加强丽江古城民族文化研究等方式进一步促进民族文化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顾颉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以民族史编撰为中心

清末民初以来,面对国家危亡的局势,许多知识分子通过“中华民族”话语和历史书写,推动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其中,顾颉刚的民族史编撰思想尤其具有典型意义。顾颉刚最初只希望做与实用和政治无关的学问,其古史辨致力于打破中国“民族出于一元”的神话,这无疑与当时已兴起的中华民族话语相抵牾;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亡之际,他自觉地转向救亡图存和民族边疆现实问题的研究,并在反思其疑古立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强调以此理论为核心编撰中国通史和民族史,纠正古史材料“言分化有余,言团结不足”的偏颇,以历史教育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尽管顾颉刚的中国通史和民族史编撰事业并未完成,但其民族史编撰思想及理论自觉意识,对新时代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社会建设的目标演进：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到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

从20世纪50年代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到21世纪初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个发展历程不仅显示了中国在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理念与方式上的不断升华,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创新成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将对以人民内部矛盾化解为主的社会治理从重点到思路再到目标进行了全方位的发展和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认识和处理规划了更具现代蕴意的运行逻辑和目标方向。     

清初东北各民族保疆卫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

元明清时代是实现整个中国的大统一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促进了东北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一步发展,也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不断发展。清初,在中央王朝内部,生活在中国东北黑龙江流域的各民族由于地域、族源和文化等因素与中央政府保持着紧密联系,并确立了宗主关系,清王朝通过联姻、赏赐、编设八旗等政策不断强化东北各民族对中央政府的政治认同。在外部,清王朝和东北各民族面临着外敌入侵。正是在共同抗击外来侵略的过程中,东北各民族的民族意识得以激发,中华民族整体意识和中华民族认同感不断增强,保家卫国的朴素爱国主义塑造着东北各民族的国家认同,也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自在发展”中不断走向“自觉发展”,近代中国疆域意识和领土意识不断生成。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地区地方志工作的首要任务——学习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几点体会

构筑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厚支撑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提出一系列适应时代发展的民族工作创新理念和工作举措,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在2021年8月27日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准确把握和全面贯彻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他更是强调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都要向此聚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民族地区的地方志工作者,必须深入学习、认真领会和掌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要论断的深刻内涵,在地方志事业,特别是地方志书和年鉴编纂、地方志馆(地情馆)展陈等业务工作中更加自觉地贯彻落实这一要求,并把他作为地方志工作的首要任务,努力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笔谈:求真·识史·互鉴——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多重价值的理论基础与方法路径

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进一步突出了文物工作的时代特征。“挖掘价值”是文物保护工作的基础。它要求我们一定要有问题意识、历史意识和时代意识,努力关注和揭示隐藏在史实后面的历史内在联系和深层价值。“社区”是国际遗产领域讨论的重要话题。“Community”既译为社区,又译为共同体。从共同体的角度看,社区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本质上都是共同体,都具有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问题,需要借助族群的历史支持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价值定位是社会价值,也有历史价值,集体记忆是整个遗产价值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价值的认知和建构,离不开与之相关的“人”的因素,在挖掘和赋予遗产价值的过程中,应当始终关注相关群体的作用。价值挖掘既需要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档案的调查考证,还需要现代科技手段助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理论与方法,开展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大遗址价值挖掘,应正确看待和处理发掘与研究之间的辩证关系,田野发掘是基础,综合研究是提升。水利遗产具有突出的发展性、复杂性、在用性、专业性等特点,其承载的价值主要包括历史、科技、文化价值及现实效益等方面。...     

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的内涵及共同体意识的再建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植根于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是中华文化基因的载体,是身份认同的参照物,也是各民族文化的总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石,也是树立中华民族形象的根本,因此“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就成为重要的时代命题。怎样回答这一时代命题,是我们这一代学者应该思考和研究的重要目标之一。从“关于文化符号的内涵”的辨析出发,提出“有关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的定义”,探讨“中华文化符号背后共享的文化意义”,有助于回答如何“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这一时代命题。     

文化转场、个人的非遗与民族共同体

在相当意义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缔结是大国政治博弈与话语权争夺的结果,非遗保护运动的展开很快演化为文化治理的政治技艺。长时段观之,中国的非遗保护运动延续了传统中国文化演进的上下回还、流转的内在逻辑。现代民族国家意涵的凸显与赋予,加强了不同阶层、群体、行业、地域文化的自我澄清以及一统性。家国情怀的激发,则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筑牢。然而,受镜头美学和行政管理逻辑支配的“馆舍非遗”保护模式,使得非遗保护运动的表述和实践多少背离了保护文化多样性和服务传承主体的初衷。要使非遗工作进一步发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功用,就须将“馆舍非遗”还归于民,将源自民俗的非遗再民俗化,使之成为真正支撑人之“生”的文化。如此,“个人的非遗”也就有着革命性的内涵,对于相关学科的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筑牢和世界范围内的非遗保护将具有重要意义。     

清初八旗内部的民族融合

清初八旗内部的民族融合,经历了３个阶段：从１５８３年清太祖起兵到１６３５年清太宗改族称为满洲,是建州女真向满洲共同体的过渡,产生了新的民族意识;主要在清太宗时期,建立了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作为八旗满洲之辅翼,使八旗在接受异民族中壮大;清军入关后,八旗成为中国社会的特殊集团,“旗”的整体意识与内部凝聚力都在增强,实现了旗内不同民族向满族的融合,形成新的满族共同体。     

历史学语境下的西欧村庄共同体——概念的解析与界定

村庄共同体是西欧中世纪乡村社会的重要基层组织。它不仅在组织农业生产、制定村规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它也为西欧社会孕育了民主因素、自治因素以及法律因素。但是,目前史学界对其概念的理解却存在一定误读。本文试图从村庄共同体概念的界定入手,通过对其概念的梳理,指出国内学术界对村庄共同体概念界定上所存在的问题;并从词源学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分析西欧村庄共同体所具有的基本内涵和特征,从而为国内史学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