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汉定都长安看中国古代都城的选址问题

都城作为一代王朝的政治中心,其地理位置的选择不仅关乎城市本身的发展,而且更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在中国历史上,西安尤其突出,是建都王朝最多、时间最长的著名古都。对于其长期作为都城的原因,解释的理论体系有多种。本文试图从理论角度,特别以西汉定都长安为例,对中国古代都城的选址问题进行一番探讨。     

西汉初关中地区官营冶铁业探讨

西汉时期的关中地区,是重要的铁的出产地。在汉武帝推行盐铁专卖制度之前,关中地区即已存在对铁的制作及其它诸项业务进行管理的铁官。铁官是关中地区行政官僚的属官,与盐铁专卖之后属中央大司农的铁官不同。西汉初年关中地区官营及民营冶铁业的发展为中央政府提供了大量而稳定的铁兵器供应,对西汉政权的巩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古都建设的继承和发展--从汉长安城到唐长安城

古代渭水流域中部,即西汉的长安及其附近地区,曾修建过当时闻名天下的都城镐京、咸阳、长安城、至隋唐,又在汉长安城的南郊地区修建了规模空前绝后的长安城,几乎与今日西安市莲湖、碑林、新城、雁塔四个行政区的市区面积人相等。关于隋都大兴城和唐改名的长安城,是许多专家、     

环境对古代都城选择的影响——以汉、唐时期西安地区为例

古代都城的选址与政治经济等诸多要素相关,其中与环境的关系尤为密切,西安作为历代兴盛王朝的都城,在中国都城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本文以汉、唐两代西安地区自然环境和气候变迁为切入点,讨论都城选址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因以汉都,长安诸陵”与京城无涉——《史记·货殖列传》一处译注商榷

<正> 《史记·货殖列传》有“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中华书局《史记》点校本,重点号为笔者所加,下同)之句,学界对其解释颇有不同。田久川先生在《史记译注》中说“因以汉都”是“因(之)以(建)汉都”的省略,并译为:“秦孝公和秦昭褒王治国于咸阳,汉朝籍此以建都城,还有建于长安附近的各陵县。”台湾庄万寿先生在《白话史记》中则译“因以汉都,长安诸陵”为“后来即为汉都长安古墓群的所在”。     

明代建都小议——读《明夷待访录·建都》

简述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建都》一文的主旨,结合儒学、风水学中择居观点对决定都城选址的因素进行探究并分析黄在文中的观点。     

《长安汉镜》评介

铜镜是我国古代人们妆奁照容的用具 ,考古资料表明 ,它最早产生于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 ,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原地区普遍流传 ,秦汉时期达到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制镜高峰 ,在全国出现了多处制镜的中心。长安便是汉代制镜的中心之一。由程林泉、韩国河合著的《长安汉镜》一书 ,选取秦汉时期西安地区考古出土的铜镜为对象 ,进行年代学和类型学等的研究 ,可以说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本书中的“长安” ,实指现在的西安和咸阳地区。这一地区在秦汉时期的地位是可想而知的。咸阳是秦时的都城 ,西安是汉高祖刘邦建都的地方 ,名为“长安” ,因此这里便成…     

南贫北富局面的转变及相关经济问题——读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

一由于西汉王朝的二百年经营,长安成为当时全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东汉建以后,长安的中心地位动摇,洛阳在各方面的重要程度渐渐地接近乃至超越长安,遂而成以长安—洛阳为轴心的黄河中下游文化相对发达的区域,而长安与洛阳之间也成为当全国的经济重心所在。然而,东汉末年至魏晋之间,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生了一系列乱。这些战乱就像间歇性的强烈地震一样,摧决了自秦帝国以来垒筑而成的中央集权统的大厦,也将长安、洛阳两大繁荣都城夷为废墟。在废墟之上走马灯似地出现了众多割政权,形成为十六国分裂局面。连绵不断的战争和动荡不安的政局…     

“王小”、“王大”与“大官釜”铭小考

多年来相继出土了“王小”①、“于大”②铭文铲及“大官釜”陶文的汉代陶灶陶釜③。“王小”、“王大”、“大官釜”应当均是汉代的铁它标志,现考证如下。一、“王小”与“王大”铁官铭查《汉书·地理志》,用“王”字作郡。县地名者,仅有“野王”一个县,即当今河南省沁阳市。野王县不是大铁官而是小铁官县。在《史记·食货志》中说,不产铁的县设小铁官,其任务是销旧器铸新器。由此可见小铁官同样能鼓铸,不同之处是大铁官鼓铸的铁材料是从矿冶中获得的,源料充足;而小铁官是用回收的废旧铁器为原料进行鼓铸的,原料不富裕。在野王县…     

西汉左冯翊属官无四市四长丞辩

《汉书》卷九上《百官公卿表》载：武帝太初元年“左内史更名左冯诩,属官有廉牺令丞尉。又左都水、铁官、云垒、长安四市四长丞皆属焉”。论者据此皆以为左冯诩属官有四市四长丞。如陈直《汉书新证》云：“西安汉城遗址中,出土‘市府’封泥最多,文字最精。又有东西南北四市封泥,皆为半通式,为左冯诩长安四市长所用者。”（1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3月第二版）等。这完全是对班固原意的曲解。其实,《百官公卿表》所说的“四长丞”分别指的是左都水、铁官、云垒和四市（应为西市,详见下）共四长丞。这种前面列举官名,后面级以职官…     

东汉长安与关中平原

一般论及汉代长安与关中平原,大都对西汉时期的都城长安与关中平原津津乐道,而对东汉时期的长安与关中平原却言之甚少,究其主要原因,当然因为西汉长安为一代盛国之都,煌煌大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地位不言而喻;关中平原作为国都所在地,地位也是弥足轻重的。东汉以来,都城东迁,关中平原屡遭兵火,受到严重的战争创伤,已不能和西汉时期同日而语;一代名都长安也屡遭浩劫,殆非旧时面貌。因而人们将研究的着眼点投向东汉王朝的都城洛阳,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东汉一代,长安虽失去国都地位,关中平原的境况也大不如前,但…     

唐代长安、洛阳作为都城和陪都的气候原因

本文从气候角度探讨唐代以长安为都城、以洛阳为陪都的缘由。唐代由于气候温暖湿润,降水量增大,水灾增多。洛阳因为经度地带性作用、降雨季节分配不均及洛阳河流的特殊情况。使得水灾情况比长安更严重：一是降水量大、水灾次数多,二是水势大、灾情重。尽管唐政府注意治水修堤坝,但中桥被冲毁、雨水断路乃至宫城被淹之事仍屡屡发生。长安虽然旱灾较洛阳严重,但水灾对都城的危害更直接、更严重,灭顶之灾的威胁使洛阳不宜作都城,所以建都长安。     

汉代济南郡铁官铭文

《考古与文物》1995年5期报导的《沂水县发现古井和古墓》遗物中,值得注意的是铁锛上铸有“济”字铭文。（图一）我在60年代研究铁农具和铁工具铭文时发现,汉代铁官标志,都是用铁官作坊所在地的地名作代表的①。在《汉书·地理志》的地名中用“济”字作郡县地名者有：济阳、济阴、济南郡三个,其中只有济南郡设有铁官,“济”字应是济南郡铁官作坊的标志,“济”锛应是济南郡铁官作坊的产品。“济”锛出在琅邪郡西部的沂水县内,说明济南郡铁官也和河南郡、南阳郡、河东郡与临淮铁官一样,也具有外售铁器产品的任务。在济南郡内,设置了…     

20世纪40年代中国建都论战现象解析

中华民国都城是中国古都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1940—1948年发生了一场由知识阶层发起、被政界利用的关于都城选址问题的大讨论。它是近代建都问题争论时间最久、内容最复杂和保存资料最丰富的一次论战。有近20座城市或地区被选为未来都城所在,其诸多优势及不利条件均被提及并有所讨论。此次建都论战既有对中国古代建都经验的总结及对中国战后国防战略部署的思考,亦有对国外首都区位特征的借鉴,蕴含了近代都城空间生产的新动向。将都城选址问题作为国家战略问题,置入历史、未来和世界这样的时空框架中分析与研究,拓展了中国古都学研究的内容和视野,且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六朝建都与军事重镇的分布

六朝时期,我国南北对峙、皇朝迭更,战乱频仍是这一时代的特点。其时,江东政权为了达到抗御外侮、稳定政局、偏安东南的目的,遂以建康为中心,扬州为根本,建立起一批军事重镇。本文从地理环境着手,结合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择要阐述六朝重要军镇的分布及其对保卫首都的作用。一、都城的东西锁钥——京口和历阳都城的选址与确立,对于历史上任何一个皇朝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大事,因为它将影响到政权的稳固和国祚的长短。六朝定都建康(今南京),除了一般都城所考虑的交通条件、经济腹地以及有利于控制其所统治的地区等因素外,基于南北分裂的形势和…     

西汉至北周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汉唐长安交通地理研究之一

<正> 长安是我国封建社会前期汉唐盛世的都城,汉唐之间尚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以及为期极短的新莽、西晋愍帝等在此建都。“京邑所居,五方辐奏”。其前身秦都咸阳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兴修驰道之后,即为全国交通中心。长安在继承秦     

陕西东汉至北朝的都城和王城

东汉定都洛阳,长安虽降为京兆府,仍习惯称“西京”。东汉至北周,长安虽几经易帝,但它大部分时间仍为避难邑城或都城。此外,汉中、三辅、高奴、上郡还出现过不少农民政权、割据政权或夺取帝位时的临时都城。拙文试作以简要考述。     

唐代杜氏在长安的居所

按照唐人柳芳《姓系论》的解释,京兆杜氏属关中郡姓,长安为唐代政治文化中心,所以杜氏在中央化、官僚化过程中不必像其他士族为科举仕宦而大规模迁徙,其在长安及附近地区的居住     

南朝陵墓石刻保护现状调研及对策

一、前言 南朝（公元420年至公元589年）是东晋之后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的总称,这是汉族人的天下,各代均建都建康（今南京）,其领土范围为中国南方。都城建康附近分布有许多帝后王侯的陵墓,神道人口处均设有大型石质雕刻,它们历经千年守望,有许多至今屹立在南京及其附近的丹阳、句容等地。1988年1月,国务院正式将南朝陵墓石刻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汉代大铁官管理职官的再研究

本文通过对汉代铁官铭的系统研究,总结出铁官铭及职官的规律。同时根据铁官的省称与编号的规律,推论出未曾发现铁官铭的铁官作坊的职官形式,进而从具体作坊职官形式,推论汉代整个大铁官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