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勘合文书探析——以黑水城文献为中心

元代在行政体制运行过程中广泛采用一种勘验制度,即勘合制度。已有学者利用传世文献对其起源、出现时间、特点、管理、使用范围等进行了探讨,①亦有学者关注到黑水城元代勘合文书,②但有关元代勘合制度及黑水城元代勘合文书的研究,仍有剩意可寻。现知黑水城出土元代勘合文书原件3件,③为我们了解元代勘合文书的形态、特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依据这些原件及其他相关文书,可进一步考察元代勘合文书的运作流程等问题。今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元代勘合文书的形态、特征及运作流程作进一步探讨,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批评指正。     

俄藏敦煌汉文写卷中的官印及寺院印章

在敦煌文献中可以经常看到盖有官印或寺院印章的文书。但是非常遗憾,文书中保存下来的印章,尤其是官印,大部分都已残缺不全了,而且,对其中的大多数都没有人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尽管如此,根据印章残留的部分还是很成功地再现了其原貌,并且,这些复制品的尺寸与原件尺寸保持一致。根据此,我们可以确定在斯坦因、伯希和及北京收藏的文书中也有类似的印章,这些文书有一部分在当时已发表过。而巴黎收藏的文书直接由陈祚龙进行整理和研究。对敦煌文书中印章的研究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且具有实际意义的任务:即根据文书中的印章来初步确定文书的年…     

明代勘合制度实质初探

勘合制度是明政府从政治目的出发,为维护天朝的尊严和解决东南沿海倭患而对日推行的一种朝贡体制。目前,仍有人认为"勘合制度"就是"勘合贸易",事实上,这种看法是缺乏史实根据的。明代勘合制度的实质是明政府维护其天朝大国虚荣心态的手段和推行海禁政策的工具。     

近年呼伦贝尔发现的历代官印

1980年以来,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先后在盟内的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及盟公安处征集到金代官印1颗、元代官印3颗、清代官印16颗、民国官印6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还收藏1颗明代官印,共计27颗。现将这批官印介绍如下。一、金、元、明代官印(一)金代“都统之印”。此印是新巴尔虎左旗新宝力格东苏木敖伦诺尔嘎查原党支部书记布恩金于1973年在嘎查西南4.5公里的好里堡南岸100米附近的草原上发现的。“都统之印”(图一,3)为铜铸,印面方形,印纽长方形,边长6.2厘米。印面铸阳文汉字九叠篆书“都统之印”,铸造十分粗糙。背面无刻款。这颗“都统之印”与黑龙江省博物馆原藏的金代贞佑五年(1217年)正月行六部造的     

云南昆明五华山出土明代官印之研究

读《文物》1999年第7期刊载的萧明华先生《云南昆明五华山出土明代官印》(以下简称萧文),觉得对这批官印有进一步研究之必要,特撰此文,以共商讨。 1.太平府印萧文说:“其辖地约相当于今天安徽当涂、繁昌、芜湖等县地。……此官印为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造,其印造好后,没有发出,而带至云南昆明五华山。其原因推之有二:一可能是为补发而造,二可能是太平府知府为遥领。”按此印当铸于北京,万历为明代全盛时期,此印铸成后即已发出     

明朝时日本使节在宁波上演“争贡”事件

正浙江宁波是明代时被朝廷指定的中日进行勘合贸易的唯一港口,1523年(嘉靖二年)日本大内、细川两家使团向明政府"争贡"的事件,就发生在这里。这是中日在政治、经济、文化史上一次重大事件,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社会背景,而其直接后果,则导致明朝政府再次宣布海禁,中日朝贡贸易走到了历史尽头。一、明朝时中日之间奇特的"勘合贸易"1368年,中国建立大明王朝后,出于海防需要,在对外贸易上,一改宋元时期积     

吐鲁番出土钤“玉门关之印”的过所文书考

吐鲁番阿斯塔那509号墓出土带有"玉门关之印"的文书,应为唐代尚书省过所文书的残卷,笔者命名为《奴典信、奴归命尚书省过所文书残卷》。唐代过所文书应分为过所发给部分和过所勘过部分,过所发给部分依照符式做成;过所勘过部分则又分为直接勘过与呈牒勘过两种情况。《奴典信、奴归命尚书省过所文书残卷》则属于呈牒勘过。     

清代宁波契约文书中“更田”类用词的解读

《清代宁波契约文书辑校》(孙伟良主编,王万盈辑校,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收录了清代乾隆至光绪年间奉化县岩头村及其周边地区土地买卖文契400余件,它们大多属于民间白契,未加盖官印和履行纳税手续。典买土地人主要是奉化县岩头村大土地所有者毛坤山,典     

云南昆明五华山出土明代官印

1992年4月19日,在云南省昆明市市中心的五华山西南坡建筑工地的施工中,出土了一批明代官印。这些文物出土时无伴随物,距地表约2米,据现场观察,当是有意藏埋于地下。明代末期,五华山是南明政权的所在地,出土官印当是永历帝西逃时所藏。清光绪三十三年,在五华山南部修建两级师范学堂时,曾发现南明政权永历皇帝玉玺“敕命之宝”一方。此次是第二次发现。南明政权官印在云南其他地方也有发现。公元1644年,清王朝建立,此时,南方一     

明代户帖的史料价值与版本价值

明代户帖,又称户口勘合帖,有的史籍中或称之为官帖。早在60多年前,著名经济史学家梁方仲曾撰专文对明代户帖予以介绍和学术探讨(见《明代的户帖》,原载《人文科学学报》第二卷第1期,1943年6月。后收入《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他征引明清两代十几种历史文献对明代户帖的内容、明初统治者颁发户帖的目的,以及明代户帖制度废止的原因进行论述。在梁教授的这篇文章中,对《崇祯嘉兴县志》所载浙江嘉兴县零宿乡林荣一户帖(《崇祯嘉兴县志》卷9《食货志·户口》)、《嘉禾征献录》所载嘉兴县思贤乡杨寿六户帖(盛枫《嘉禾征献录》…     

“四川卢比加盖“军用品”银币”辩

《中国钱币》总22期曾发表一枚四川卢比(又称四川藏元),币面光绪像颈后有一戳记,作者称为“军用品”三字,并据以认为是辛亥革命时四川大汉军政府临时发行的军用品。但原文所附图片无法看清戳记中的文字。1989年夏,中国钱币学会少数民族钱币研究会藏族钱币研讨会在拉萨召开,笔者忝列末座。在藏期间,见到不少类似的藏元。有的戳记十分清楚。戳上三个字从左到右排列为“(?)     

苍溪出土两方官印的时代和价值

1988年《四川文物》第6期,刊载王峻峰同志《苍溪出土唐代官印》一文,介绍出土的大顺元年官印两方,文章写道: “‘大顺’是唐昭宗李晔(890—891)和明末张献忠(1644—1646)的年号,但张的政府当时还在到处作战,没有成形,不可能设官铸印,也没有设置‘儒学’这样的官。可以肯定这是唐昭宗颁发的官印,大顺元年至今,已有1097年的历史。”本人对此结论提出异议,以期共同研究、探讨。     

云南大理发现一批明代官印

近年,云南大理洱海水位下降,西海岸龙凤村一带露出大片沙滩,当地农民在建渔塘、捞海草时,经常发现明代卫所官印。发现官印的区域长达600余米。到目前为止,大理市文管所已收集到官印二十八方,详见附表。官印均为黄铜铸造,有方印、条印二种。方形的为卫所官印,边长7、厚1.2厘米,扁直柄,柄高7厘米;条形的为地方官     

金代的“利涉县印”和利涉县

金代“利涉县印”1970年5月发现于吉林省扶余县新城局公社双龙泉大队。印背有不规则的阴刻楷书小字,右侧是“正隆二年正月”,左侧为“内少府监造”。金代官印发现较多,但有明确纪年和出土地点的县级官印并不多见。金海陵王完颜亮于贞元元年(1153年)迁都中都(今北京市),正隆元年5月“颁行正隆官制矿”。“至正隆元年,以内外官印新旧名及阶品大小不一,有用辽宋旧印及契丹字者,遂定制,命礼部更造焉”。因此可以断定,这方官印是海陵迁都中都、颁行正隆官制后,由礼部统一铸造的正规官印。1983年,在距“利涉县印”出土地点不远的吉林省德惠县大房身公社梨树园子古城址内,也发现了三方金代铜官     

李闯王遗印汇考

农民革命的历史文物,传世是比较少的,尤其是官印,因为这是代表农民革命政权的标志,所以常被过去统治阶级销毁。据个人所知,现在传世这类官印中,有元末徐寿辉治平四年(1354年)的“统军元帅府印”,见《隋唐以来官印集存》著录,是这类官印传世最早的一方;此后,韩林儿、张献忠也有官印的遗存。至于李自成的官印,传世极少,据近十年知     

内蒙古昭乌达盟发现的一批古印资料

昭乌达盟各级文物主管部门,在近十几年来发现并收藏了古印一百余方,其年代自秦汉至明清,以汉、辽、金、元四代印居多,保存都较好。除少数印文目前尚难确认外,绝大多数为历代各种不同形制和文字的官印,也有戳记和花押印记。本文现就这些古印作一综合介绍,并略     

洪仁玕致香港挚友黄胜封套考

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庆成同志赠余一件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封套复印件.这是太平天国在江苏所制文物的新发现,也是洪仁玕在江苏遗存的涉外文书封套的首次问世.原件藏英国大不列颠图书馆.干王封套是用黄绫制成,精美雅致,正面右方墨书“太平天国开朝精忠军师殿右军干王洪仁玕书致”,左方墨书“大进黄弟台览”,正中上方写有“OR12954”.背面右方下端墨书“自苏州发行”,中墨书“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六月十四日封”,在天历右方墨书“内壹件”,左墨书“尚(上)海”.以天历月日为中心,加盖双龙戏珠纹饰官印,印文曰:“太平天国开朝精忠军师殿右军干王洪仁玕”.可惜封套内件未见.考太平天国江苏制作并发行的封套原件已知有四件.它们是(一)庚申十年四月初三日忠王李秀成自天京发行,致征北正总提龚得树封套,无内信,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二)庚申七     

西北屯戍汉简中的“居令延印”现象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目前学者们大多认为西北屯戍汉简中印文的抄记文字"居令延印"属文书人员对"居延令印"的误抄。本文指出这种非正常读序的官印抄记,实际上是文书人员有意为之。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汉武帝时期进行的两次官印改革没有对印文的读序、印文字体及印文的阴阳作出强制性规范。推测原封泥印文为右上起横读形式,但是文书人员按照主流的右上起竖读的顺序来抄记印文,遂被记作"居令延印"。     

西安市钟鼓楼广场发现一批金代官印

1996年元月西安市钟鼓楼广场扩建挖掘地基时,在一个废弃的井内发现一批金代铜质官印与铜版残片,经过整理,金代铜质官印共279方,铜版9块,均残。我们将所有铜印按其官职、类别、大小与用途进行分类研究,从中可以看到金代晚期的政治与社会面貌,为研究金代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金朝一代的官印在使用与制造上前后有所不同,这是由于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的缘故。官印在各个时期的不同变化表现于形制、内容及颁造机构。而西安钟鼓楼广场出土的金代官印均为铜质,据金史文献资料可知,金代的官制“大率皆循辽、宋之旧”。金代官印依据官职的高低…     

钢铁储蓄存单新发现

笔者在《大跃进时期发行的钢铁储蓄存单》（《安徽钱币》2004年第4期）一文中,介绍了贰、伍、拾元三种盖有“支援四化储蓄”戳记的“钢铁储蓄存单”．。马怀光同志随后发表了《支援四化储蓄存单探析》（《安徽钱币》2005年第4期）一文,对原濉溪县人民银行发行的该项存单进一步分析说：既然存单上加盖了“支援四化储蓄”戳记,就不再是“钢铁储蓄存单”了。他的这种观点,我认为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