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及其对清代国际关系的新阐释

何伟亚的《怀柔远人：清代的宾礼与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引发了一场关于后现代主义方法论的争论。何伟亚对其书题目和一些重要清史料的“误读”折射出了后现代主义对分析历史本复杂意义层结构所持的令人深思的理论。何伟亚对具体史料的解读是否准确是可以继续争论的,然而,他从“历史诗学”的角度,对马嘎尔尼使华失败背景和原因的新诠释可能会有助于破解清代占优势地位的政治化心理及其符码。     

夜阑卧听风吹雨——中国园林之西风东渐

1794年,当马嘎尔尼使团未能完成外交和商业目的离开大清的土地时,使团的另一个任务——了解“真实”的中国（包括土地、人民和自然资源）却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随着使团成员的日记、著作、绘画的陆续面世,西方世界的人们以往对中国那些浪漫的想象逐渐被破除。在马嘎尔尼出使中国之前,受过教育的欧洲人主要是通过天主教传教士的著作来了解中国。     

1816年英使觐见嘉庆帝纪事

《1816年英使觐见嘉庆纪事》作者乔治·托马斯·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是英国19世纪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汉学家,被誉为英国汉学研究的创始人,是英国著名外交家乔治·伦纳德·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1737—1801)准男爵(Baronet)之子。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国政府派出以马戛尔尼(George Lord Macartney)为特使的使团访华,伦纳德·斯当东任使团副使。时年十一岁的托马斯.斯当东作为马戛尔尼的见习侍童随团来华。在来华途中,他随同两位中国籍传教士学习汉语。1793年9月14日(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日),斯当东随同马戛尔尼及其父老斯当东一道觐见乾隆帝。由于小斯当东是英国使团中唯一会讲汉语的英国人,又是一个儿童,因此,深受乾隆帝的喜爱。1800年,斯当东被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聘为书记员,再次来到中国。1815年,他被选为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的管理机构———特选委员会(Selected Committee)主席,全面负责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事宜。1816年,英国政府任命阿美士德为正使访华,斯当东被任命为副使...     

从《马嘎尔尼访华日记》看英国外交

1793年,马嘎尔尼在英王乔治三世授意下,率领庞大使团开展了对华的远洋访问。在此之前,英国刚刚经历了在北美的巨大失败,商业利益遭受巨大损失,其不得不调整外交策略,致力于与新的国家建立愉快的对双方都有利的通商,而同时极力避免会产生的摩擦和非正义的行为的殖民征服。     

马戛尔尼使华事件中的英吉利“表文”考

在马戛尔尼使华事件中,原本"极有大体"的英王致乾隆皇帝的国书,因英国使团所聘华人翻译者有意识的改动,沦为一份属国"表文",而英国使团对此毫无察觉,坦然呈交清廷.此中出现的错误,虽非清廷君臣直接操纵所致,却也清楚地反映出乾隆盛世闭关自守体系下中外交往的重重阻厄,在某种程度上还影响了此后几十年中英关系的发展.     

马嘎尔尼使华失败及其影响

1793年英国政府派遣马嘎尔尼使团访华,意图以正常的外交手段改善中英贸易。但是腐朽、没落,孤芳自赏的清王朝却拒绝了这次平等的、机遇难得的外交往来。中英两国自后沿着自己的轨迹,走上了各自客观历史设计好的道路。     

马戛尔尼使团“城内寓所”考

马戛尔尼使团在京期间,除在宏雅园短暂停留外,主要居住在城内前任粤海关监督穆腾额的入官房屋。居住期间众多历史事件在此发生,奠定了穆宅在马戛尔尼使团研究中的重要性。本文从中、英两国原始图文资料入手,考察穆宅的位置、布局、使用及变迁,全面揭示这座清代宅邸的历史面貌,为马戛尔尼使团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通商口岸与马戛尔尼使团

通商口岸与马戛尔尼使团［英］毕可思本文①主旨在于考察从通商口岸来看的通商口岸的历史。就这个目的而言，像马戛尔尼使团这样的事件既是有趣的也是重要的，毕竟马戛尔尼获得的指示包括传送对＂一小块土地或一个分离的岛屿＂的要求：实际上是萌芽期的特权。一、关于通商...     

马戛尔尼使团绘制的中国图像在英美的收藏现状述考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中英两国在历史上的第一次正式官方接触,使团成员们在华期间绘制了大量的中国图像,这些作品是成员观察中国时的直接视觉描绘,也从英国的视角记录了18世纪末中国的社会风俗和中英之间的重要政治交往事件,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本文整理并爬梳了使团绘制的中国图像在英美的主要收藏现状以及这些图像对欧洲"中国形象"形成所产生的后续影响。     

乾隆朝接待中亚各部朝觐使团之礼仪及其效用

清朝接待中亚各部朝觐使团的礼仪,对于清朝中亚政策和边疆治理兼具象征性与实效性作用。文章结合中央与地方双重视阈,呈现清乾隆朝对中亚各部朝觐使团接待礼仪的具体运作实态并延展了对礼仪的讨论维度。清朝在接待朝觐使团之筵宴、行围以及观阅等礼仪环节,通过精心设计的各种仪式和符号,强化中亚各部对清朝权威的认知,这是礼仪的象征效用。就清朝边疆治理的实践层面而言,赏赐礼突破了“宣示恩赏”的象征性意义,转化为管控边境的有效途径,为清朝稳固边疆的统治乃至在中亚扩大自身政治影响力,均创造了有利条件。     

西餐里的中国味儿

从马丁到马嘎尔尼 马丁·德·拉达（Martinde Rada）,是西班牙政府派往中国的第一位大使（1575年）,同时也是一位身负使命的间谍,他曾花两个月的时间在福建旅行,并搜集了上百本中国吉籍。他在自己的报告《中国札记》中。用大量的笔墨记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还有所吃;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

本文评价美国学者何伟亚（ＪａｍｅｓＬ．Ｈｅｖｉａ）的新著《怀柔远人：清代宾礼与１７９３年马戛尔尼使团》。首先简述此前中外学术界关于马戛尔尼使团的研究,其次介绍该书的篇章结构、主要内容、及其对既存诠释的挑战;并针对该书的两大核心观念“多主制”和“宾礼”之间的关联与疏离提出申论。在指出本书所提倡的新观察视角使一些我们过去相对忽视的面相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探索之后,也对作者的后现代主义史学取向和方法进行评介。     

乾隆朝盛京总管内务府的设立

在清代文献中,常常涉及到盛京总管内务府,但一般均习惯称为“盛京内务府”。关于盛京总管内务府的设立,清代官方史书及私家著述,或记述不确,或语焉不详,因此不无以讹传讹之事。本文拟根据近年来发掘的清代官方档案并参照有关典籍,对盛京总管内务府的设立加以考证,同时揭示乾隆朝设立     

马戛尔尼使团礼品中的图册

英国马戛尔尼使团送给乾隆帝的礼品中包含两箱图册。关于这些图册的数量、名称和内容一直比较模糊,进入清宫之后的流转也不甚明晰。本文依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礼品购买清单、乾隆六十三年清宫造办处活计档、民国二十五年清宫造办处舆图房图目等材料,揭示这些图册的具体信息,并进一步探讨其所反映的英国18世纪的社会面貌及其被选作乾隆帝生日贺礼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反观乾隆帝回赠给英王乔治三世礼品中的图册,也应是深思熟虑的选择。     

清代刑部之堂司关系

清代刑部的堂司关系对刑部政务能否顺畅地进行专业化运作有着重要影响。其变化从堂司之间的礼仪反差中直观地表现出来。雍正以前,司官对堂官的依附性较小,礼仪亦较简略;乾隆以后,司官对堂官的依附性逐步加强,礼仪也越发隆重。堂司之间的工作交往以日常在部时的"说堂—画稿"和堂司数人同时钦差在外审案为两个主要途径。其中"说堂—画稿"的形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区别。乾隆时期,同司各官倾向于自由竞争,以"说堂"为契机博得堂官赏识;嘉庆、道光以后,司内明确了固定的掌印、主稿人选,逐渐向科层制转变。而"钦差办案"总体来说是堂司官员之间形成私交的终南捷径,但在特殊情况下也会带来一些麻烦。     

光绪《盐城县志》的明季忠烈与遗民书写

清代方志中对明季士大夫群体的记述受国家意志与纂修者个人情感的双重影响。一方面,乾隆四十年开始的对明季殉节诸臣的旌谥活动,意味着这一群体在官方层面被广泛认可。另一方面,方志的纂修者对这一群体的认知程度、彰显意愿也直接决定对这一群体的记述程度。正是因为上述因素的存在,才使得光绪《盐城县志》对这一群体的书写相较于乾隆十二年所刊旧志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向。     

家礼与国礼之间:《朱子家礼》的时代意义探析

作为宋代家礼发展的标志性成果,《朱子家礼》不仅与宋代官僚士大夫积极推动的礼仪教化实践、北宋时期家礼的发展趋势紧密关联,更与宋代国家礼制教化的推进直接联系在一起。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群体对推行礼仪教化民俗逐渐形成了清晰认知,家礼修撰日趋接近庶民层面,并由此促成国家层面的礼制下移意识的明确及官方礼制的庶民化。北宋家礼与国礼的交接极大推进了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的家礼修撰意识。《朱子家礼》直接简化、删改古礼之框架体系,旗帜鲜明地宣示为广大士庶民众修礼的意图和有助于国家推行礼教崇化导民的主张,成为充分考量普通庶民生活实际、规范冠婚丧祭诸事和日常居家生活的士庶通礼。《朱子家礼》的仪制规范走出了"行于自家"的范畴,广泛扩展于士庶社会层面,家礼由此上升到了国礼,官僚士大夫群体的礼教意图、官方礼制的下移趋势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和演绎。     

家礼与国礼之间:《朱子家礼》的时代意义探析北大核心CSSCI

作为宋代家礼发展的标志性成果,《朱子家礼》不仅与宋代官僚士大夫积极推动的礼仪教化实践、北宋时期家礼的发展趋势紧密关联,更与宋代国家礼制教化的推进直接联系在一起。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群体对推行礼仪教化民俗逐渐形成了清晰认知,家礼修撰日趋接近庶民层面,并由此促成国家层面的礼制下移意识的明确及官方礼制的庶民化。北宋家礼与国礼的交接极大推进了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的家礼修撰意识。《朱子家礼》直接简化、删改古礼之框架体系,旗帜鲜明地宣示为广大士庶民众修礼的意图和有助于国家推行礼教崇化导民的主张,成为充分考量普通庶民生活实际、规范冠婚丧祭诸事和日常居家生活的士庶通礼。《朱子家礼》的仪制规范走出了"行于自家"的范畴,广泛扩展于士庶社会层面,家礼由此上升到了国礼,官僚士大夫群体的礼教意图、官方礼制的下移趋势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和演绎。     

马戛尔尼使华与传教士和传教问题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18世纪中英关系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也是中英通使的开端。对这一历史事件,人们已做过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不少成绩。但仍存在着许多问题有待深入考察。比如,这次使团来华究竟是否提出过传教要求?它是怎样接受和完成东印度公司交给的关于传教士方面的任务的?在这次使华过程中传教士所起的作用如何等等,就是如此。概括起来说,也就是英使访华与传教士和传教问题的关系。本文拟就此问题做一粗略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淩廷堪生年考

在清代学术发展史上,廷堪是一位颇有影响的礼学家。但他的生年问题,自其去世之后,便执说不一,长期未得定论。关于　廷堪的生年,历来有二说：一说认为　廷堪生于乾隆二十年(1755),享年五十五岁,此说以阮元为代表,《清史列传》、钱穆、王文锦、张寿安等承之;另一说认为　廷堪生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享年五十三岁,此说以朱锦琮、戴大昌、张其锦为代表,《清史稿》、《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清儒学案》等承之。按：此两说皆云　廷堪卒于嘉庆十四年(1809)六月初二日丑时,不同之处在于其生年是乾隆二十年(1755)还是乾隆二十二年(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