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隍神信仰的产生与龙神职能的变化

城隍神信仰是我国汉族地区普遍流行的一种民间信仰。这种民间信仰很有来历,龙神职能的变化与它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试对此进行初步探讨。城隍神即城市的保护神,这是“城隍神”一词的基本涵义。这种民间信仰产生以后,有所衍变和发展。后来,人们不只是把城隍神当作城市的保护神,而是把城隍神当作一般意义上的保护神。在汉族地区,城隍神信仰非常普遍,人们总是把当地城隍庙里所供奉的城隍老爷当作自己的保护神进行崇拜,祈求避邪御凶、吉祥幸福。文献记载保存了不少魏晋南北朝时期城隍神信仰的材料。据宋代赵与时《宾退录》记载：…     

试论城隍庙的建造依据--兼与郑土有、王贤淼两同志商榷

自邓嗣禹作《城隍考》始,研究城隍信仰的论著不可谓少,城隍信仰的方方面面在不同程度上均有所涉及。其中,城隍神的起源问题备受人们的关注,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对神祗源流的追溯,是民间信仰研究的基础。但与其相对应的另一个问题,即城隍信仰在20世纪上半叶逐步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的原因,却很少有人问津。这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作为民间信仰,城隍信仰同其他民间信仰一样,经历了清末以来基于“破除迷信”的历次运动,     

泉州与台湾城隍庙信仰述谈

城隍信仰在中国的形成和流播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唐宋以来,泉州的城隍神位越发显赫。特别是明朝倭患的加剧,当地民众更尊城隍为城市的保护神。明末清初,台湾海峡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城隍信仰随着移民的足迹分灵台岛,城隍庙成为台湾官祀的四大庙之一。本文就清廷治台、日本据台、台岛光复的几个历史时期,对台湾城隍庙作些简述,从中分析城隍信仰在泉州与台湾关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福州民间信仰在台湾的传播

福州地区最普遍的民间信仰是陈靖姑信仰、城隍信仰、泰山信仰、五帝信仰和尚书公信仰等。既为民间信仰,那么它的传播途径也自然在于民间．其中最大规模的是移民的传播。自明代以来．福州不断有大小规模的移民到台湾．福州民间信仰随之迅速传播到台湾。下面说说陈靖姑信仰和城隍信仰在台湾的传播。     

城隍向百姓敞开的衙门

星罗棋布的城隍庙系统像一张巨大的网,其结点遍布华夏大地的每个府县城池。世世代代的人们相信城隍神能保城护民,安生恤死.每年的城隍巡游和庙会,曾经是无数中国城镇里最热闹盛大的公共活动。千百年来城隍信仰的源起和流转,也折射着中国社会的风云变迁。     

旅居的神灵：南京湖南定湘王行宫史事考

<正>民国24年（1935）6月,湖南旅京同乡定湘王行宫董事会印行《湖南定湘王行宫志略》（以下简称《行宫志略》）[1],对南京重要的宗教建筑定湘王行宫历史和管理章程作了系统梳理。定湘王本为清代湖南善化县城隍神,清政府为了安抚太平军攻打长沙城过程中做出贡献的商民,在民众的请求下对善化城隍有所敕封。民间与官方的密切合作使得定湘王信仰在长沙本地迅速形成了一张信仰、文化和经济等相联系的关系网[2],并通过旅居的湖南籍军队和士商,将信仰散播到陕甘、新疆、     

略论宋代民间神祠信仰的塑成范式——以城隍神信仰为中心

两宋时期是中国民间宗教与一般意义民众信仰建立塑形的关键时期。宋代所记录的民间信仰事件与民间神灵、祭祀场所的出现都冠绝于历代。在政治经济条件的改换下,民间神祠受同时受到来自士人精英文化与新兴起的以市民阶层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二者所带来的压力,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民俗与宗教格局。本文试以城隍神信仰为例,分析传统儒道思想与新兴文化对宋代民间神祠信仰模式的牵制与塑造作用。     

久负盛名的清江浦城隍庙

<正>明清时期的清江浦因运河而兴,为保淮水安澜,各种寺庙应运而生。作为能护卫百姓安全,保佑一方平安之神——城隍,更深受人们的推崇,顶礼膜拜,因此城隍庙的香火非常旺盛,长年不衰,尤其每年的庙会十分隆重。清江浦老人,对城隍庙的盛事记忆犹新,随便问及哪一位,多能叙说一段,侃侃而谈。信仰城隍的人很广泛,总是万事皆去求他,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大到护国保城、降雨防涝、放晴抗旱、五谷丰收,小到出门     

城隍庙建筑脊饰艺术中的民俗文化意象——以榆次城隍庙为例

在中国传统建筑体系中,城隍庙建筑与民俗文化的关联最为密切,传承千年的城隍信仰以明晰的文化意象表现在榆次城隍庙建筑脊饰艺术上,从中可以看到中华龙文化的源流,感悟到不同文明的融合及释道两教对传统民俗的影响     

上海的老城隍庙

上海地区供奉城隍由来已久。早在宋淳佑七年（1247年）,华亭即立城隍庙。上海在置县前,也供祀城隍于淡井庙。以作为华亭县城隍行殿,后人称老城隍。明朝开国后,于洪武二年（1369）,诏封天下州县城隍府神为显佑伯。     

《聊斋志异》中的“城隍”形象及隐喻

本文从"城隍"物象的典籍记载入手,结合小说中"城隍"内容,分析小说中涉及"城隍"庙祠、"神明、塑像等篇章的隐喻。由此揭示小说特定"城隍"形象背后所暗含的官员压榨、百姓恐惧、世人求荣图利等清代社会状貌,通过分析小说中的"城隍"塑像,指出清代女性在封建家庭中的脆弱本质。在隐喻价值层面,指明蒲松龄通过"城隍"形象所表达的对贪官污吏的痛恨以及他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分析"城隍"塑像与清代家庭的联系,指出蒲松龄关注女性生活的救世苦心。     

陕西省扶风城隍庙的建筑布局探析

“城隍”在《说文解字》中的原意是护城的壕沟,后来演变为守护城池之神,道教尊城隍为“剪恶除凶,护国保邦,监察幽冥,保安黎庶”之神,因而护城佑民、掌管冥界的城隍神就成了汉民族宗教文化中普遍崇祀的神祗之一,     

信仰与权争：1931年高邮“打城隍”风潮之研究

1930年前后,一场浩浩荡荡的破除迷信运动席卷了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等省,国民党基层组织纷纷以革命的名义发动了针对传统民间信仰的政治运动,继而导致各地社会的动荡,乃至酿成民变。然而在这个运动背后,却隐藏着国民党基层党政机关彼此对立的潜流,基层党政双方时常围绕意识形态、实际利益等要素而爆发对抗,接着又会在当地社会激发各式各样运动与反运动间激烈对抗的风潮。本文希望通过重建作为具体案例的高邮打城隍事件,来揭示民间信仰事件背后的深层政治原因——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基层党政权力间的结构性冲突。     

都城隍庙考

明清时期的都城隍庙在建置中呈现出复杂局面。明代祀典中之京都城隍庙是文献资料中所见最早的都城隍庙,除此之外,几乎在不同层级的聚落都存在都城隍庙。这种局面的出现主要源于都城隍神自身的演化,其一,京都城隍神由都城隍神或称天下都城隍神发展而来,是后者的一种官方形态,都城隍神与京都无必然联系;其二,都城隍神的管辖范围不再固定为"天下",它可以是省,也可以是更小的地域。     

城隍庙的世俗担当:反腐戒贪

正古代中国,有着多神崇拜的文化体系。而祭祀城隍的历史久远,逐渐形成了城隍庙的祭祀和商业功能。到了明清时期,城隍庙更是备受青睐,统治者扩展了其道德教化功能,使之兼具了醒世警世的功能。众所周知,城隍神是中华民族宗教文化中普遍崇祀的重要神灵之一,是护城佑民、主掌冥籍的城市保护神。早在周朝,人们就开始腊祭"八神",其中第七神"水庸神"即城隍神。城隍庙主祀城隍,     

上海“三城隍”的由来

旧时,凡县治所在之地,城中必建有一所神祠,俗称城隍庙,为供奉祭祀一地的城隍神所用。城隍,民间传说是主管某个城的神,故凡“祈雨、求晴、禳灾诸事”“公私每有祈祷”。古人还认为：“生而为英,殁而为灵”,故天下之城隍,往往生前实有其人。     

纪信将军“谥号”质疑

据地方史记载,汉朝“忠烈将军”纪信是天水的城隍。然而,“忠烈将军”的封号,诸正史均无记载。笔者认为,纪信被后人称为“忠烈将军”、“忠烈侯”是明初朱元璋敕封天下城隍时所追封的,而非刘邦所为。     

介休城隍雇

“城”一般用指城池,“隍”本意指没有水的护城壕,于是“城”和“隍”被人神化为城市的守护神。道教把城隍纳入自己的体系,奉他为翦除元凶、镇恶惩邪、护国安邦、保城靖境之神,并司管理阴问亡魂之职。显然．城隍是正义的化身,理应得到神、鬼、人三界的尊崇。     

李宗仁在兴业县“兴业”

李宗仁在兴业县“兴业”夫辛，荒人李宗仁驻军兴业城隍圩时的营部──梁氏宗祠１９２０年８月、第一次粤桂战争爆发，结果桂军战败。时李宗仁为桂军林虎部的一个营长，桂军败退回桂后．李分防到兴业（今属玉林市）县城隍圩驻扎，前后共５个月。１９２１年６月，第二次粤桂...     

中国城市民俗研究述论

城市民俗是民俗学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从历史发展看,我国的城市脱胎于原始社会的民族村落制度,商代出现了城,西周就出现了城郭相连的都城格局,产生了城隍的信仰,城市民俗应运而生.《周礼·考工记》中记述了帝都的六职、百工以及丰京、镐京的"匠人营园"等城市民俗文化情景,从此揭开了城市民俗研究的序幕.本文在对我国城市民俗研究历程探讨的基础上,对当代城市民俗研究成果进行评析,进而提出该研究领域的拓展方向,以更好地促进城市民俗研究的勃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