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史新论——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评介

我以为 ,农奴制度、专制制度、村社制度和东正教是制约俄国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 ,弄懂这四种制度的形成和嬗变的因果关系 ,一部千年俄国史也就会贯通了。曹维安的《俄国史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 0 0 2年版 )把研究这四种制度作为研究俄国史的锲入点 ,并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     

论沙皇俄国国家杜马的性质

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爆发以后,沙皇政府被迫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俄国政体发生了由“由无限专制制度到改行君主立宪”的演进。在探讨这一时期国家制度的变化时,国家杜马的性质尤为引人注目。苏联学者或是认为,据十月十七日诏书建立的国家杜马没有立法权,只是专制制度的附属物;或是认为,它是用伪立宪形式掩盖专制制度的立法咨议机构;个别     

苏联村社财权的丧失及其影响

公益捐是俄国村社为满足自身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公共需求而自主募集的资金。它是俄国村社自古以来的传统,也是村社财权最稳定、最可靠的保障。1928年初"粮食收购危机"爆发后,在斯大林"贡税论"的引导下,为给国家工业化建设提供资金,苏联政府采取将村社公益捐收归国有的政策,并借此迫使农民向国家售粮。尽管这一政策遭到广大农民的激烈抵抗,但在国家机器强力干预下,公益捐被迫变成地方税,最终导致村社财权丧失。其结果是,动摇了村社自治的经济基础,削弱了村社的公共服务功能,增强了村苏维埃的行政管理能力,加强了苏联政府对农村基层的管控,有利于农业全盘集体化的推行。     

百年以来的中国俄国史研究

中国俄国史研究日趋繁荣,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成果数量大幅增加,选题更为广泛深入,史学理论更新及时,中外交流日益密切。随着现代化理论的引入,俄国现代化研究成为中国俄国史研究的主流趋势。中国学者不仅关注古罗斯起源问题,还热衷于探讨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工业化、农业发展水平、村社制度、城市化等问题,借以挖掘俄国三次革命的根源。虽然中国俄国史研究已取得可喜成就,但依然存在很多局限,学术积累不足,研究课题集中,人才培养形势不容乐观。中国俄国史学科的发展,需要国家和学者的共同努力。     

十九世纪俄国村社制度下的农民生活世界——兼论近三十年来俄国村社研究的转向

19世纪俄国农民生活在村社制度下。自然—气候因素从根本上影响到村社的兴起与延续 ;土地重分制度保证了农民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 ;帮助和互助传统化解了单个农民面临的难题 ;村社社会结构和职能的二重性使其善于灵活地应对社会、经济的变化 ;村社的民主原则和集体主义精神对农民的感召力很强 ;社会舆论的力量使农民时时遵守传统道德与传统行为规范。村社制度构成了俄国社会制度的基础 ,对俄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揭开俄国农村公社的神秘——读罗爱林著《俄国封建晚期农村公社研究》

农村公社是人类在原始社会末期,进入阶级社会以前的一个阶段。它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早已消失,或者只有某些残余。然而,俄国农村公社一直保存下来,直到20世纪初,到苏联实行农业集体化,成为独特的历史现象。那么,俄国村社的神秘在哪里？     

地理因素对俄国历史的影响

从古至今关于地理因素对国家历史发展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影响的争论从未停止,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诸多西方学者都是地理决定论捍卫者,俄国历史学家Л.米洛夫就是其忠实追随者。他认为,俄国恶劣自然条件直接导致俄国农业生产落后、农奴制和村社出现,阻碍私人土地所有制发展,最终造成俄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局面。米洛夫的观点具有较大片面性。虽然地理环境对俄国社会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地缘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因素。     

1917－1922年苏俄村社的复兴及其原因初探

１９１７－１９２２年苏俄村社的复兴及其原因初探李兴农村公社（简称村社）是俄国农民上千年传统的土地占有和使用形式，￣①在俄国农村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影响很大。十月革命后，农村公社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空前的扩大和加强，出现了“复兴”现象，直...     

俄罗斯学界关于米罗洛夫社会史观的论争

在当代俄罗斯社会史学界,米罗洛夫首次将人体测量学资料——身高和体重数据,作为研究俄国居民福利状况的历史文献基础,取得重大的学术突破。他通过自己的独到研究,证明19世纪60年代的大改革提升了俄国居民的福利水平,男女平均身高明显增长,俄国的现代化基本上是成功的;俄国社会的危机是成长与发展危机,并非必然导致革命,仅仅为革命创造了前提条件和可能性。米氏观点一经问世,引起了俄罗斯乃至国际史学界的大讨论,褒贬不一。支持者认为,他颠覆了苏联时期史学界关于俄国人民生活贫困、社会极端不平等的僵化认识;他对长时段俄国社会史所作的全方位考察和独到研究,对全面认识俄国史贡献巨大。批评者认为,他是俄国专制制度的捍卫者,其观点自我矛盾,对俄国历史很多原则性问题的研究力度不够;他关于俄国农业经济顺利发展的观点,严重与历史事实不符;关于俄国现代化的结论缺乏层次感等。毋庸否认,米罗洛夫的鸿篇巨著难免有所不足,但是,他所建立的认知新模式,在未来很长时期内将是历史学家的重要借鉴。     

俄国民粹派的功与过

从19世纪60年代末起,民粹派运动在俄国持续了20多年。这一时期正值俄国由封建农奴制向资本主义过渡,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在俄国尚未充分暴露,清除农奴制残余、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是俄国人民面临的迫切任务。当时,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在俄国都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两者都没有能力领导俄国革命运动。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     

18—19世纪俄国村社的封闭与分化

18—19世纪,俄国村社是俄国农村广泛存在的社会组织,它有独立的行政机构和管理村社内部事宜的各种职能。但是,在俄国封建农奴化的过程中,公社的土地被封建领主所占有,因而公社变成依附于封建主的纳税性组织,执行封建主的意旨,完全封建化了。所以,村社内部机制的基本方面都具了封建社会所具有的主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它的封闭性以及在封建社会后期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而出现的农民分化对它的冲     

俄国道路:从赫尔岑的困惑到马克思晚年的探索

20世纪90年代的今天,我国理论界之所以对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抱有极大的兴趣,根本原因是马克思晚年于俄国的革命前途问题提出了新的设想,即“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而马克思这一新的设想又与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有着一致的地方,是在批判与继承俄国民粹派思想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因而,当我们试图深入探讨马克思晚年思想动向与其新的理论成果时,不得不论及到俄国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思潮及其与马克思晚年探索的联系。这项研究工作,既有助于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深入认识,又有助于对俄国民粹派思潮的重新评价。     

苏联时期俄国城市化的特征及历史渊源

俄国城市的雏形是军事、行政中心，而非手工业、商业中心。苏联时期，俄国城市化发展迟缓，水平低下。从历史根源上看，萎靡不振的大陆性贸易，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极权统治，村社宗法文化的长期存在，东正教伦理培育起来的俄罗斯民族对市场经济的不适应性、对西方民主自由的蔑视和对个性的扼杀，农奴制改革的短期效应，赶超型的军事工业化战赂，都严重阻碍了苏联时期城市化发展的进程。     

19世纪中期俄国发展道路选择问题探讨

19世纪中期在俄国发展道路问题上的斗争并非是普鲁士式道路和美国式道路之争,因为当时俄国并不存在走美国式道路的选项。人数极少的激进革命派鼓动农民革命的目的是要实现具有空想性质的村社社会主义。农民运动在本质上是自发的、无组织的力量,不具有资产阶级性质。新兴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不能左右发展道路的选择,因而力促政权进行改革。沙皇政权在发展道路选择问题上具有决定性作用,它采取了相对独立的政策,既没有听命于保守贵族,也没有容忍革命运动和农民运动,而是坚持进行由政权主导的自由主义性质的改革,使俄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巴枯宁与俄国民粹主义运动

在无政府主义的创始者中间,巴枯宁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他的思想的复杂性的突出表现之一,便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在思想发展中出现的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奇特交错。1861年,当巴枯宁从西伯利亚逃亡到伦敦之后,俄国开始了新的革命征兆。彻底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沙皇专制制度,作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大基本任务,尖锐地摆在革命者面前。俄国的贵族革命时期     

俄国国家杜马与布尔什维克党对杜马的策略

国家杜马是俄国近代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当时,列宁曾就这个问题写了数百篇文章,阐明国家杜马的性质和无产阶级政党对杜马的策略。认其研究这个事件,总结无产阶级政党的议会斗争经验,是很有意义的。一二十世纪初俄国虽然也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但仍然是经济落后的国家。俄国面临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首先应该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和铲除沙皇制度赖以生存的地主土地占有制。但是,俄国资产阶级在沙皇政府的卵翼下成长,与地主和     

近代俄国陪审制度的创立及其实践

陪审制是欧美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司法制度。近代俄国在吸取英、法等国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于1866年正式引入陪审制,陪审团审判因而成为晚期帝俄刑事司法审判的主要形式。俄国陪审团的裁决受到司法宣誓、问题列表制度和社会伦理道德因素的深刻影响,其最终裁定采取简单多数原则。陪审制在俄国的早期实践赢得了人们的普遍认可;但农民占陪审员多数和较高的无罪宣判比率,日渐成为沙皇政府内部保守派攻击陪审制的理由。19世纪七八十年代沙皇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反改革措施,大大缩小了陪审法庭的权限;直到20世纪初,陪审制才有了一定的发展。晚期帝俄陪审制的发展虽因沙皇专制制度的制约而未有实质性的发展,但它的引入和实践对于俄国司法的发展、社会结构调整、政治现代化有积极意义。     

论俄国农村公社与农民的兵役义务

18世纪初,俄国确立等级义务兵役制,农民的兵役义务由此产生。兵役虽属国家义务,但国家并不直接从事征兵活动,而是由农村公社来实施。村社在选派新兵时力求遵循平均主义原则。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村社内部的富裕农民开始从实体人充实军队的义务中解脱出来,这是农村社会分化的标志。兵役义务不仅是地主进行农奴制统治的重要方式,而且是农奴主和村社惩罚"不顺从"农民、"纯洁"农村社会成分、"保持社会稳定"的一种有效手段。     

19世纪俄国官吏研究

19世纪俄国官吏队伍以世袭贵族和终身贵族为主,政府对官吏的选用有着严格的教育与考试规定。官吏的任职期限和晋升条件因其出身的等级不同而有所区别,只是到了1906年,迫于革命形势的压力,受教育原则才最终取代了等级原则。在薪金收入和财产方面,上层官吏与下层官吏相差悬殊。上层官吏以土地所有者为主,使农民改革阻力重重,并影响到资本主义发展。整个19世纪,俄国官吏队伍膨胀的速度数倍于人口增长的速度,官吏的无限增加和国家机构的恶性膨胀,使专制制度政治上更加腐败,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     

十月革命与俄国现代化进程——兼评当前十月革命研究中的争论

20世纪初俄国社会发展要求尽快改变落后状态,融入世界现代化潮流,生产力的发展也要求社会生产关系做相应改变。沙皇专制制度严重阻碍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资产阶级也无法解决尖锐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民族矛盾。布尔什维克党顺乎形势发动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成功,是俄国社会内在矛盾发展合乎逻辑的结果,并为俄罗斯通向社会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使俄国一举成为世界工业强国;"文化革命"的开展使苏联在科技、教育、文化等诸多领域的落后面貌得到根本改善;普遍就业、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以及实际上的免费住宅、休假制度及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确切证明了苏联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巨大成就。当然其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积淀的一些如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等弊端,也是值得认真汲取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