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突破部族社会桎梏的意义去认识周初变革——兼谈五种社会形态问题

周初的政治变革,打破了殷商时期以血缘纽带为依托的族邦方国结构,使中国历史从此走上了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它使生活于广大地域的人们开始突破狭小的、具有极强稳定性的族邦结构社会的桎梏,而形成了一种以语言文字、道德伦理和风俗习惯等文化认同为纽带的、强固紧密的精神凝聚力量,从而具有了不断向更高社会阶段发展的现实基础。     

古朴典雅 遒丽天成——记一代甲骨宗师董作宾及其书法

甲骨文是商代至周初之际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我国最早的有科学体系的文字。1899年王懿荣的甲骨文发现,揭开了殷商社会历史文化研究和甲骨文书法创作的序幕。一百多年来,名家辈出,佳作如林。精彩纷呈。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这期间,能将殷商历史文化研究和甲骨文书法创作相结合且达到一定高度的,仅有上虞罗振玉和南阳董作宾两人。因董先生解放后远赴港台,对其博大精深的学识和端丽典雅的甲骨文鹅法人们知之甚少。董作宾(1895—1963年)原名作仁,又     

从周初青铜器看殷商遗民的流迁

商末周初，中华民族文化在战乱中走向整合与新生。在这其间，殷商遗民作为先进的商代青铜文化的负载者，在变迁中，从中原腹地向关中、洛邑、北燕、齐鲁、江淮、宋卫之地聚集与扩散，并与周边民族汇融，从而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     

以出土文献为据再论召公不是文王之子——兼与张懋镕商榷青铜器上的“日名”与“族徽”问题

学术界的传统观点认为召公是文王之子,与周公为兄弟。但是,研究周代历史比较可靠的传世文献,不能为召公为文王之子提供可靠的文字依据;出土的有关召公家族的青铜器上所见"日名"与"族徽"符号,表明召公家族属于殷商文化圈而非姬周文化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综合证明,召公在周初分封赏赐活动中,被排除在宝物赏赐之列。综合权衡,召公不是文王之子,其真实身份应当是周初开国之异族功臣。     

《封许之命》与西周外服体系

清华简《封许之命》为研究西周诸侯及外服体系提供了新资料。西周内外服制继承殷商,是一个政治地理综合体系。西周外服君长包括诸侯和未受封为诸侯的邦君。诸侯包括"侯"、"田"、"男"三种称谓;邦君包括:被周人尊称为"公"的殷商后裔宋君、被称为"子"的蛮夷戎狄之君以及称为"伯"的周之同姓或异族邦"伯"。西周外服还分布着某些内服王臣的采邑,以及身份尚难确定的卫官。公、侯、伯、子、男并立于西周外服;朝见周王、参与王室大和会,是他们对周室重要的"服"之一。朝觐和会上,外服君长之间存在着特定的礼仪层级。这种层级在春秋时期成为诸侯会盟交往中排定位次的重要参考,并由史家记录下来,成为战国学者建构五等爵制的重要依据。     

试论商周青铜器侧身牛纹

商周青铜器上的侧身牛纹有单首单身式和单首双身式两大类型。这种纹饰起源于殷商时期商朝统治区,是商文化的产物之一,西周初年向西传入陕西关中并以此为中心向南传入长江中上游的汉中盆地、四川盆地、汉东地区。彭县、汉中、随州、喀左出土的几件侧身牛纹罍皆来自同一产地——"关中青铜器铸造中心"。侧身牛纹传播特点的根源是商周之际政治格局变化所引起的中原地区青铜文化中心的西移以及周初分封移民和"班赐宗彝"。     

补释甲骨文“众”字并论其社会身份的变化

殷商时代的“众”及“众人”在殷商时代的社会结构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过去考释甲骨文“众”字 ,多谓其作“日下三人形” ,其实这个字并不从日。它的造字本义值得重新考虑。“众”和“众人”的社会身份在殷商时代是有所变化的 ,不可笼统视之。     

《中国史研究》

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2期刊发专题论文、学术评论和读史札记19篇,涉及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地理等方面内容。《殷卜辞所见"未(沬)"地考》和《从卜辞"亚"字的一种特殊用法看商代政治地理》两篇论文讨论的是殷商的地理,前文指出殷卜辞中的"未"地就是传世文献提到的牧野之战的发生地"沬";后文提出在传统的内外服观念外,商代可能还存在一种对大邑商边缘的政治地理认识。《简牍所见秦及汉初"有爵寡"考论》和《长沙东汉简     

未晚先投宿 鸡鸣早看天

正旅店在华夏的出现和发展,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据史书记载,远在殷商旅店就已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驿传",即官方传递文书和往来宾客居住的处所。那时,古人长途旅行,需要沿途住宿。史前人类的迁徙只能露营,或是求宿于他人之所。随着国家的形成,专为统治阶层服务的出行站舍也就应运而生。周初封建诸侯,为了便利纳贡和朝觐,在通往都城的道路上广修客舍,四方来朝者即寓居客舍,所谓"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     

略论殷商的“作邑”及其源流

关于殷商时期的“邑”和“作邑”问题,陈梦家、丁山等老一辈专家和一些中年甲骨学专家均曾有所论及。现在看来,还有不少问题尚待进一步探索。“邑”或“作邑”是殷商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重大,确需不断深入的系统的加以研究。“邑”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无论是以血缘纽带为主,或以地缘纽带为主,殷商甲骨卜辞上多次提到。或称“邑”,或称“兹邑”,     

《尚书·酒诰》所见商代“内外服”考论

我们今天谈到商代的政治制度、思想观念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周人的转述,商周之际周人对夏、商、周的政治制度、社会观念进行了深刻的总结,这些经验多保存在周人的政治文诰《尚书.周书》中。而商代实行了内外服的政治制度,也主要得见于周人的转述,周人转语中最直接说明商代存在内外     

试析妇好带兵征战的原因

甲骨文中诸妇是一个特殊群体,在商王朝政治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中武丁之后妇好以是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在军事和祭祀类"国之大事"中频繁出现。以往研究多从商代的妇女地位、妇女权力、母系孑遗等方面讨论,很少涉及国家体制。本文从商王朝的内外服政治体制和王位继承制度出发,认为妇好带兵是为了弥合内外服诸侯之间的矛盾,从而为武丁巩固王位提供支持,其参与军事行动的象征性大于实际意义。这为理解商代诸妇和武丁时期的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论商周之际铙钟随葬

作为商周之际青铜编列乐器的核心,编列小铙与编列甬钟一废一兴,虽有短暂重合,但总体趋势却是前后相继,甬钟替代了小铙。小铙的器主以殷商贵族及殷遗民为多,未发现姬姓周人使用编列小铙。周初姬姓贵族使用甬钟晚于非姬姓贵族。晚商编列小铙与最早的编列甬钟皆以三枚为列组基数,虽偶有增益,但仍不违三枚一组的基数原则。甬钟在编列方式上完全承袭了编列小铙的组合方式。从墓中的摆放位置来看,编列小铙与甬钟多被摆放在墓葬棺椁之间,且以墓主头脚两端最为多见。作为一种新器形,不排除甬钟在南方被发明的可能;但作为一种丧葬制度,编列甬钟则继承了殷商小铙编列制度。商周之际存在特磬、特镈或与特殊铜铃编列小铙、甬钟相配的情况,但没有较严格的成例。编列甬钟与其他乐器规制配列当在西周中期以后。     

从甲骨文的发现谈收集民俗文物的重要性

民俗是历史的产物,那些在过去和人们密切相关,反映民间生活、生产、娱乐、信仰等方面的民俗文物,由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的正在急骤消失,有的已濒临绝境。100多年前,担任清政府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在一副中草药中首次发现了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这对于研究我国殷商时期的政治、经     

中国传统的“服事思想”浅说

我国古代地缘思想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服事思想便是其中之一。服事有三服、五服之说,但都是服从、治理之意。本文以历史发展为脉络,略论我国古代传统服事思想之产生、形成、发展。     

论商文化对荆楚地区的影响

论商文化对荆楚地区的影响黄有汉殷商时期的荆楚地区是殷商王朝的南土方国,殷商王朝在荆楚地区的统治达６００年之久,对荆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强烈的影响,以至使两周时期的楚文化也带有浓厚的殷文化的特色。一殷商王朝对荆楚地区的征伐和控制殷商王朝建立后,...     

'97山东桓台中国殷商文明国际研讨会综述

’９７山东桓台中国殷商文明国际研讨会综述１９９７年８月１９日上午,由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临淄市人民政府等单位共同发起主办的’９７山东桓台中国殷商文明国际研讨会在山东桓台隆重开幕。山东省委、临淄市委的有关领导及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田昌五先生等出席了开幕式...     

商代王位继承制的特质

商代自成汤始,三十帝十七世,弟及王位者十四人,其中九世为兄终弟及。殷王室在婚姻形态上虽有嫡庶之分,但并不彻底也不完备,未能进一步对继承王位的嫡子再分嫡庶,故无法形成具有区别大小宗的宗法制度。而子继作为弟及的中介和桥梁,起初主要是长兄之子,至小乙时转变为季弟之子,武乙以后又变为嫡长之子。子继者的亲属关系虽有变化,但在武乙之前基本上是兄终弟及的格局,从而显现出商代王位继承制的特质。周初承继了殷商末季的政治遗产,确立了更为严格的嫡长子继统法,遂成为后来百世不易的重要政治制度之一。     

殷商酒文化初论

殷商酒文化初论张德水言及殷商，治史者无不惊叹其酒事之炽烈。然而，殷人饮酒，并非只是一种单纯的饮食行为，它与当时的经济基础、饮食结构以及宗教意识形态等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殷商酒文化实际上就是整个商文化史的缩影。因此，加强殷商酒文化的...     

周初金文与武王定都洛邑——兼论武王伐纣的往返日程问题

武王定都洛邑是周初政治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大事,其后周公营建洛邑,成王定鼎郏鄏迁宅成周;都是按照武王的遗愿进行的。但、是,这件大事仅见于《逸周书·度邑解》和《史记·周本纪》,并未引起古史家的重视。值得欣喜的是,周初的天亡簋、利簋和何尊等铜器铭文,为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我们仅就周初金文与武王定都洛邑兼及武王伐纣的往返日程诸问题,略作浅论,以求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