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相新札:哉死霸

“哉死霸”见于北京大学考古系师生调查周公庙遗址时发现的二号西周甲骨(孙庆伟《“周公庙遗址新出甲骨座谈会”纪要》,《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20期,2004年3月)。它可以与晋侯苏钟的方死霸及文献中的旁死霸相印证(方、旁训始,见拙文《晋侯苏钟与月相四分法》,《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3期),准此,月相词语当有五个,即哉生霸、既生霸、既望、哉死霸、既死霸。或认为当时还存在“既旁生霸”。按,“既旁生霸”见于《汉书·律历志·世经》所引《武成》。笔者以为,《武成》原本当作“旁生霸”,“既”是衍字。《世经》“四月己丑朔,死…     

再谈西周月相定点日期——与王占奎同志再商榷

我国古代行用什么历法,《汉书·律历志》已有记载,刘歆敬《世经》据《书·武成》所记历日,对武王克商年之历更有具体说明.这些传世文献证明:我国至晚于商代就行用阴阳历.近世地下出土的大量西周青铜器铭文历日资料,也确证西周时行用阴阳历.阴阳历是把回归年365.2422日与朔望月之29.5306日这一准确数值,作为制定历法的基本数据,它是历法发展到新阶段的产物,是我国悠久文明标志之一.而王占奎同志在《金文初吉等四个记时术语的阐释与西周年代问题的初探》(简称《初探》)里,提     

经的含义

经是古籍的通称,凡带有原理原则性的著述,都可以称作经。儒家有经,例如“孔子谓老耿日,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庄子·天运》）,墨家也有经,例如“相里勤之弟子,五焕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育《墨经》”（《庄子·天下》）,其他如《山海经》、《水经｝）、《世经》、《葬经）｝、《道经》、《茶经）｝等等,几乎任何学问都有经。“经”字本义是指纵的丝,就是订书的线,《史记·孔子世家）｝说的孔子读《易》,曾“韦编三绝”,韦编就是订书的皮带,因为常常要读…     

王国维一失

王国维在《新莽嘉量跋》中指出《九章算术》商功章圆囷求周问关于王莽铜斛一段“上虽无淳风按三字,然实李注”,又指出“云后有赞文,与今律历志同者,谓此量后铭与淳风所撰《隋书·律历志》中莽权铭云同也”,非常正确.然而他接着说:“云今祖疏王莽铜斛文字尺寸分数者,祖盖谓祖冲之.《隋志》载祖冲之以密率考此量,其证也.聚珍板本政‘祖’为‘粗’,失之”,则是错误的.     

西周纪年再探析

《汉书·律历志》说：“《春秋》、《殷历》,皆以鲁纪①自周昭王以下亡年数,故据周公、伯禽为纪。”引文的意思是说,（春秋）、（殷历）皆以鲁君纪年的原因,就是周纪年已经亡失f。周纪年亡于何年？前256年周赧王（五十九年）为秦所灭,前249年东周小国又为案所灭。至此周亡。包括周纪年在内的周王朝的历史档案皆为秦火所焚。由此可以知,（春秋）、（殷历）、（左传）等史籍的撰写年代都应在秦赢楚之后,传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其说不实,因为孔子“述而不作。”周纪年为秦火所焚。司马迁寻找同纪年只推到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     

《史记·律书·历书》考释

《史记·律书·历书》考释刘操南中国正史在二十四史中,撰天文志、律历志的有十七史。《史记》首创八书,将《律书》、《历书》、《天官书》分为三书。《汉书》将《律》、《历》两书合为《律历志》。此后各志,有分有合。司马迁对于《律书》、《历书》两者关系有其观点。...     

竹韵飘香处

洛宁竹文化源远流长。据《汉书律历志》记载：“黄帝使伶伦取竹于嶰溪之谷(今洛宁金门山)以生而空窍,厚薄均者,断而截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官,制十二筒以应凤凰之鸣。《九州纪要》“金门之竹,可为笙管,言竹之合节耳”。《玉泉记》载：“取宜阳竹为笙管,河内葭莩为灰,吹之以候阳气”(宜阳、洛宁旧同属一个政治辖区)。《后汉郡国志》：“宜阳有金门山,竹为律管”。     

两汉之际的“十斗”与“石”、“斛”

两汉时期,关于容量十斗的概念有两种明确的表示方法。第一种是“十斗为一石”,见于西汉末年刘向的《说苑》;第二种是“十斗为斛”,见于东汉班固的《汉书·律历志》。第二种说法因为《汉书》的关系,被历代学者征引得最为广泛。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学者将《汉书》所言的量制视为秦汉通行之准     

论殷历纪年

殷历是中国战国时期形成的古代历法之一,假托以商汤十三年为纪元之首,并不等同于殷代之历,而且原本早已失传,在西汉末年刘歆的《世经》中存有部分内容的叙述。在东汉,殷历又被更改和添加内容,因此更不能作为考订夏商周历史纪年的依据。然而历史学家唐兰、陈梦家皆曾将殷历结合纬书、《竹书纪年》来考证夏商周三代纪年,故此申述所谓殷历的起源、演变及其在历法上的内容实质,辨析所有相关问题之自古以来的谬误说法,揭示了殷历一向缺乏正确体系,指出殷历与《易纬》《竹书纪年》等不能混为一体运用,而《易纬》则毫无历史年代考证上的价值。这是很重要的历史年代学原则,如若违背,其研究古代纪年之结果,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滋生歧误,以致于离学术目标越来越远。     

考古发现历代器物上刻铸八卦方位图及其渊源的探索

有关八卦起源的传说,《易经·系辞上》载着:“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作八卦。”《说卦传》载道:“昔者圣人作《易》也,幽赞于神而生蓍,参天两地而依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汉书·律历志》云“伏牺画八卦,由数而起。”对于这个问题,我根据殷墟、周原、沣镐等遗址出土甲骨、青铜器、陶器和石器上所刻划数字组合的卦画,     

夏桀殷纣论说

说暴君的人,一定会提到夏桀、殷纣。今查各书引桀、纣事多相同,可知其必多附会。今比较来看:桀宠妹喜（《晋语一》）,纣宠姐己（《晋语一》）。桀为酒池可以运舟,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刘向《新序》）,纣以酒为池,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史记·殷本纪》）。桀为琼台瑶室,以临云雨（刘向《列女传》）,纣造倾宫瑶台,七年乃成,其大三里,其高千村;桀杀关龙逢,纣杀比干（《史记·殷本纪》）;桀囚场于夏台（《同前》）,汤行赂,桀释之,纣囚文王于（羑里,西伯之徒,献美女,奇物、善马,纣乃赦西伯（《同前》）;桀日:时日曷丧,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天下有为善而相师的,未有为恶而相师的,所以知必有附会。究其原因,当是兴者极言前王之恶,则误后世事及古人。《孟子·尽心下》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论语·子张》:“子贡日;‘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从《孟子》、《论语》的记     

顾炎武古韵阳部庚韵字演变研究考论

在明末清初的古音学研究中,顾炎武有开创之功。他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离析唐韵以求古韵,分古韵为十部,奠定了后来古韵研究的基础。顾炎武的音韵学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音学五书》中,全书凡38卷,分为《音论》（3卷）、《诗本音》（10卷）、《易音》（3卷）、《唐韵正》（20卷）、《古音表》（2卷）。《唐韵正》是《音学五书》中顾炎武用功最勤、卷帙最大的一部,与五书之《音论》、《诗本音》、《易音》、《古音表》一脉相承,密切关联。在《唐韵正》中,顾炎武对一些韵部的历史演变作了考证,其中不乏精彩之论。本为主要以顾炎武古韵阳部庚韵字为例,探讨了顾炎武古韵研究的方法、成果与得失。     

先秦、秦汉月令研究综述

正月令作为中国古代的"时宪"之书,是一种以自然时间为依托、人为设计的时间规范。《续汉书·律历志》称:"若夫用天因地,揆时施教,颁诸明堂,以为民极者,莫大乎月令。"月令在汉晋史家眼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上古时期月令版本众多,主要有《夏小正》、《逸周书·时月解》、《吕氏春秋》"十二纪首"(下文简称《吕纪》)、《淮南子·时则》及《礼记·月令》等文献,其中后三篇内容大同小异。     

中国早期的机制币工厂——读耿爱德《中国机制币史》

《中国机制币史》（英文）一文原刊发于《中央银行月刊》（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９３９年３月）,后又以单行本形式作为《（西侨）中国货币研究会会刊》第五辑发表。再次发表时曾做了修改,加了一些注释。 此书作者Ｅ．ＫＡＮＮ（名字常被译为阈恩,耿爱德应是其中文名）多年侨居中国,长期在金融界工作,对中国钱币富于收藏。他关注和收藏的重点是中国机制币,并有研究。《泉币》杂志曾发表其《吉林银币之错版》、《新疆省造光绪二钱》、《阴文吉字宣统二角》、《吉林戊申二角异版》、《民国二十四年中圆铜样》、《论民国二十五年之银币》…     

《日本刀歌》考辨史事钓沉

《日本刀歌》为欧阳修所作,抑或司马光所作,今人谭彼岸《〈日本刀歌〉作者新考》,《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王水照（《〈日本刀歌〉与汉籍回流》,《半肖居笔记》,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宁群娣（《关于〈日本刀歌〉作者及其影响的考证》,《沈阳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均有所考证。谭文较早,故近来出版之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以其为最早考辨文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页1370）。其实,前人对此早着先鞭,兹就此略事鈎沉,以见学术递嬗之迹。     

天水市麦积区元权

权衡,是古代测重量之器,类似现在的砝码和秤砣。《论语·尧日》：“谨权量,审法度”。权：俗称“秤砣”、“秤锤”,是秤的对应物。《广雅·释器》载：“锤谓之权”,又谓“秤”。《汉书·律历志上》日：“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也就是知物之重量。秤和权是中国古代及近代最基本的衡器形态,是近三千多年间中国经济社会的最基本的衡量工具。     

读《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

由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先生主编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下文简称《清华简（壹）》）于2010年出版发行,在前言中,竹简整理者匠心独运,引述了清华国学院成立之初、王国维应吴宓之邀所做演讲《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内容。     

2009年日本的五代宋元史研究

首先庆贺引领日本宋代史研究前进的近藤一成《宋代中国科举社会的研究》（汲古书院）一书出版。本书从国制、地域、个人三个方面探讨了宋代中国的社会。此外,还有小川快之《传统中国的法和秩序》（汲古书院）、吾妻重二《宋代思想研究》（关西大出版社）、横山伊势雄《宋代文人的诗和诗论》（创文社）、松尾肇子《词论的成立和发展——以张炎为中心》（东方书店）、爱新觉罗·乌拉熙春《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女真契丹学研究》（松香堂书店）等专著出版,相关介绍可以看专门的书评。     

《史通·疑古·惑经》书后

刘知几的《疑古》、《惑经》,是他对《尚书》、《春秋》的史学价值所做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却触怒了儒学经师,群起而攻之。自唐末柳璨别有用心地撰《史通析微》十卷。说刘知几评“汤之德为伪迹,说桀之恶为厚诬,谤周公之不臣,褒武庚以殉节”,甚至“弹劾仲尼”,遂痛斥刘氏“妄诬圣哲”（转引自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七）。宋孙何复有《驳史通》之作,宋室南渡之初,著名史学家郑樵在其所著《通志·艺文略》中,竟著录《史通》于正史类通史目中,而“博学如朱熹犹以未见《史通》为恨”（张之象刊史通序）,具见自宋元以降,此书淹没不彰,为时已久。自明嘉靖以后,虽渐有刻本流传,其中以清乾隆初浦起龙《通释》传世较广且久,而浦氏于此两篇,既曲说《疑古》为“读史寄愤”,并谓其揭陈《尚书》之失,是“浮翳障日,日岂陨明”。而于《惑经》之五虚美,竟怒其“公然指斥（指孔子）,罔知忌惮”（均见浦氏《通释》按语）。至纪昀作《史通削繁》遂削去《疑古》全篇及《惑经》篇中之五虚美部分,盖以其离经叛道也。今人又多盛誉其对儒家经典之“叛逆精神”,其毁誉虽有天壤之隔,然皆未能深知刘氏论史贵在直书,以征实传信。他在这两篇中,既疑《尚书》、《论语》轻事重言,其书缺略,不足以传信。又惑于《春秋》重名,势难征实。     

《栾城集》考

一、栾城三集编纂时间考 苏辙的栾城三集,皆系作者生前手订。关于其编纂时间,四库馆臣误作“《正集》乃为尚书左（当为“右”）丞时所辑,皆元祐以前之作。《后集》则自元祐九年至崇宁四年所作。《三集》则自崇宁五年至政和元年所作”（《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四《栾城集》条）。后人若不详察,往往沿用其误,今试作辨正。 1.《正集》（《栾城集》）的编纂时间。据苏辙《栾城后集引》（《栾城后集》卷首）云:“元祐六年,五十有三,始以空疏备位政府,自是无述作之暇。顾前后所作至多,不忍弃去,乃裒而集之,得五十卷,题曰《栾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