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刻(徽州竹雕)

<正>竹刻(徽州竹雕)是形成并流布于古徽州境内的竹雕艺术,明清时期,古徽州已成为著名的竹木砖石雕刻艺术之乡。早期代表人物有李流芳、程嘉燧、吴元满、李希乔、方洁、程文在等。竹刻分竹面雕和竹根雕两类,作品内容取材广泛,如名家书画、山水名     

木与刀的艺术——徽州传统木雕浅析

<正>徽州古建筑不同于北京故宫、苏州园林等宫殿式、园林式的建筑格局,它以清秀典雅、宛如水墨画般的艺术风格演绎民间的居住形态,粉墙、黛瓦、马头墙,四水归堂式的天井布局,精美的砖、木、石三雕,共同构成了徽州古建筑的重要因素。徽州三雕中以传统木雕的数量最多,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相对最高。一、徽州地区传统木雕技艺形成的动因     

木雕蕴吉祥 教化细无声 安徽博物院藏徽州木雕精品雅赏

徽州木雕是指明清时期在古徽州一府六县(今安徽省的黟县、歙县、祁门、休宁、绩溪和江西省的婺源县)的区域内,具有徽派风格的民间雕刻工艺,与石雕、砖雕并称"徽州三雕",制作工艺一直流传至今。其时采用浮雕、圆雕、透雕等多种技法,在梁陀、撑拱、雀替、窗扇、栏杆等上雕刻精美的山水、花鸟、历史人物、戏剧典故等,可谓"物必饰图,图必有意"。本文主要选取安徽博物院馆藏徽州木雕的部分精品略作介绍,以飨读者。     

地域文化的沉积物——徽州明清建筑上的木、砖、石三雕

徽州明清建筑上的木、砖、石三雕(以下简称三雕)是中华民族地域义化的沉积物,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研究和探索.一、三雕产生的社会背景徽州木、砖、石三雕的产生,具有深厚的社会背景.首先是徽商的兴盛.明清时则,徽商活跃于南京、扬州、苏州、杭州一带的城镇,足迹遍及云南、贵州、河南、河北、广东、广西、四川等地,形成一个庞大的帮派体系,称雄商界300余年.“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徽商拥有大量资财,但由于其经济中的封建性因素,使徽商不得不将其商业增殖资本主要用于个人和家族消费.     

试论徽商对徽州文化的影响

从徽商的经济实力、意识形态和经商活动三方面,论述了徽商对徽州文化的影响,认为:1.徽商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徽州文化形成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2.徽商强烈的"入儒崇仕"意识促使徽州教育勃兴,文化昌盛,流派纷呈;3.徽商在经商活动中完善和传播着徽州文化。     

明代歙砚雕琢艺术简说——以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藏砚为例

作为四大名砚之一的歙砚,在其发展历程中经历了显晦交替的命运,鼎盛的唐宋时代之后,明清时期的歙砚日渐式微。但即使如此,凭借着徽派砚雕的精工细作,"端歙并世"的地位得以维持。本文通过对明代徽州社会历史背景、砚石来源的分析,结合古徽州地区馆藏明代歙砚实物质、形、琢方面的解读,分析明代歙砚雕琢的艺术风格和流派特点,以期说明明代歙砚雕琢艺术的发展梗概。     

徽州文化的形成与演变历程

地理环境赋与了徽州人一种刚性气质。文化融合是铸就徽州文化的核心因素。徽州文化并非中原文化单纯的传承,而是具有新的特色。徽州文化既体现了中原文化的儒雅风范,又渗透着山越文化的刚强气质。宋代以后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徽州的崛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徽州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充分地利用了徽州本土以外即大徽州的广阔舞台。富有特色的徽州文化在徽商崛起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而徽商在经济上的成功反过来又在各方面影响着徽州的文化发展。徽州文化既具地域特色,又有典型性与普遍性的特点。     

三藩之乱引发的徽州动荡

三藩之乱是清朝从动荡走向强盛的转折点。本文注重阐述三藩之乱时耿军及其党羽攻伐徽州的历史过程,它给徽州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引起徽州社会的动荡不安。     

明代制墨名家程君房及其《墨苑》

明代中期以后,是制墨业的辉煌时代,墨之在万历,犹诗之有盛唐。墨的故乡徽州,由南唐奚氏父子制墨开始,逐代繁衍,形成优良传统。到了明代,墨的造作规模、质量、花纹图案等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发展和提高。当时出现的许多杰出的漆工、雕手、画家,都给徽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促使制墨业空前繁荣,形成了一支强大的专业队伍。明末麻三衡《墨志》记载明代徽州墨工有一百二十多家,程君房就是当时制墨名家之一。程君房所经营的墨店为还朴斋、宝墨斋。关于其署名,有的墨上同时写程君房与程大约。《歙县志》把程大约与程君房视为两人;邢侗《墨记》中则视为一人,君房为     

徽州宗族研究研究概述

传统徽州是一个宗族体系,因此徽州宗族的研究是徽州学的基础,徽州宗族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整体中国国情的认识,半个世纪以来,中外学对徽州宗族展开了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徽州宗族的资料积累也十分丰富,在新世纪开始之际有必要对徽州宗族研究一学术回顾和学术总结,以便在更高的层面上发展徽州学。     

喀斯特洞穴书法景观的分类统计与洞穴旅游发展——以广西桂林市为例

书法景观是近期人文地理中出现的新的研究领域,以洞穴石刻为主体的洞穴书法景观的研究目前尚非常缺乏。本文通过对桂林市域1659个历史石刻的分类统计,首先梳理了洞穴石刻,同时结合洞穴石刻总数分析评价了旅游洞穴的吸引度。其次,划分了石刻的形式类型和内容类型,进而归纳为6大类旅游相关类型-亦即景点建设、粗放旅游、深层体验、群体旅游、景点历史、民俗,并进行了洞穴石刻相应的分类统计,分析了不同朝代洞穴旅游的兴衰状况和结构变化特征。     

徽州古村落群旅游差异性开发的竞合分析

独特的地域文化蕴育了徽州众多的古村落。徽州古村落群的高度集聚效应,诱发了区内古村落旅游资源的集聚屏蔽竞争,同时古村落市场感知的替代效应导致古村落旅游资源开发的抑制竞争。论文认为,徽州古村落群的旅游开发应坚持差异性开发战略,在现状发展的基础上,以古村落的不同特色价值、空间构成、标志性景观等差异性特征为基础,加快建设区内交通设施、构建良好的空间竞合格局,提高徽州古村落间的网络化水平,促进旅游流的畅通与基地旅游模式的形成。     

徽州文化旅游开发研究

文章简要论述了徽州文化与旅游的关系和徽州文化旅游开发现状,认为发展徽州文化旅游必须解决好以下问题：重点开发,避免重复建设和规模不经济;搞好规划,避免破坏性建设和不合理开发;大力宣传徽州文化旅游,推出徽州文化旅游线路;提高导游人员素质     

中华内地会与徽州的渊源——基于教会刊物China’s Millions的解读

中华内地会是最早在徽州传教的基督教差会之一,但关于徽州内地会传教士的中文记载并不多。文章通过对比内地会刊物《亿万华民》(China’s Millions)和地方史料,勘正地方史料中有关内地会在徽州传播活动的记载,介绍传教士唐进贤及其在徽州的传教经历,力图展现内地会传教士对徽州的积极作用。传教士的社会工作,不仅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还有利于徽州文化的对外传播,客观上促进了近代徽州的发展。     

商帮史研究中商人身份的判定问题——以徽商研究为例

准确判定商人身份,是商帮史研究立论的前提和基础。在以往的徽商研究中,对徽商身份的判定存在三个值得注意的普遍性问题:一是将"徽商之子"视作"徽商",其结果是对明清士商关系和商人社会地位变化的讨论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二是"徽商"概念扩大化,即将历史上的宁国商人等其他地域商人纳入徽商研究范畴,或将非徽商资料误为徽商资料,从而模糊了徽商研究的学术边界;三是将"徽商"与"徽州籍商人"等同起来,从而忽视了商人的自我认同,或将"徽商"概念推及长期与徽州几无联系的徽商后裔,从而无助于揭示徽商问题的本质。在今后的商帮史研究中,研究者应高度重视对商人身份的判定,严格恪守史学的求真原则和历史原则,同时也应注意制度与"人"的结合。     

从碑刻看明清以来苏州社会的变迁——兼与徽州社会比较

明清以来的苏州家庭经历了一个从大家族聚宗而居到以小家庭为主的变迁模式 ,形成了一个遍布城乡的社区保障网络 ,大众心态呈现出多元信仰及求实变通的趋势。在家庭、社区、大众心态这三个相互作用又制约的三个层面中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推动其不断变迁的内在动力。徽商输回徽州的商业利润强化了原有的宗族势力 ,社区保障则是通过宗族系统来实现 ,大众心态也呈现出信仰一元、理学独尊的格局。同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 ,却走上了一条与苏州相反的道路     

超声CT技术在乾陵石刻风化状况调查中的应用

内部裂隙发育是威胁石质艺术珍品长远保存的最具破坏作用的病害类型,了解石刻的裂隙发育情况,尤其是其在石刻内部的发育情况,对研究制订石刻的保护措施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为此,本研究应用了近年来在国际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先进的超声CT检测技术,对乾陵石刻内部裂隙发育进行了检测。本研究先通过实验室标准试块的检测研究:制作了直径约50cm的两个圆形及两个边长约50cm的石灰岩试样,并在试样上分别制作了直径5cm的圆孔5×15cm的方孔,使用ZBL-U520数字化非金属超声检测仪,用超声CT的方法对四个标准试样进行了检测,基本准确地检测到了缺陷的位置和大小。再利用超声CT的方法对乾陵石刻现场进行了检测,并与内窥镜检测结果对比,验证了超声CT结果的准确性。本研究结果将为乾陵石刻的保护修复提供可靠的依据。     

门罩盛宴之徽州砖雕 安徽博物院藏游春图砖雕门罩赏析

<正>"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这是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留下的千古绝唱,它将古徽州描绘得如诗如画,令人魂牵梦绕、遐想无限。徽州汉时称为新安郡,唐代称歙州,直至宋徽宗宣和三年始改名"徽州"。至于缘何改名,清弘历《徽州府志》记载:"或云:徽,美也,故以为名。"古徽州一府六县所辖区域大体包括今安徽省的黟县、歙县、祁门县、休宁县、绩溪县和江西省的婺源县。明清时期徽商势力逐渐兴起,他们返乡后为煊赫地位、光宗耀祖,大兴土木,《歙县志》载:"商人致富后,重返故里,修祠堂、建     

莫高窟壁画彩塑表面降尘调查研究

通过对莫高窟壁画彩塑表面降尘进行收集，分析降尘粒径分布、化学组成、显微形貌、可溶盐含量等理化性质，进而研究降尘对莫高窟壁画彩塑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莫高窟壁画彩塑表面的降尘大部分为地壳源矿物，对窟内壁画、彩塑带来的潜在危害是物理遮盖和磨蚀等作用，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降尘会对壁画彩塑具有潜在的盐蚀等化学威胁。莫高窟壁画彩塑表面降尘是导致壁画彩塑产生病害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研究的结果为莫高窟壁画彩塑预防性保护提供基础数据。     

BLACK AND RED GRANITES IN THE EGYPTIAN ANTIQUITY MUSEUM OF TURIN: A MINERO‐PETROGRAPHIC AND PROVENANCE STUDY

A recent project to investigate the stone artefacts preserved in the Egyptian Antiquity Museum of Turin has been undertaken, with the aim of supplying their systematic classification and suggesting the provenance site of the original raw materials. This paper focuses on seven sculptures dating back to the New Kingdom (18th–19th Dynasties): the statue of Ramses II, three of the 21 sculptures of the goddess Sekhmet, the statue of the goddess Hathor, the Ram‐headed Sphinx and the sarcophagus lid of Nefertari. Petrographic observations have shown that all the sculptures are made of granitoid rocks, with variable composition from granite to granodiorite and tonalite. The observation of strong macroscopic analogies with the so‐called black and red granites outcropping in the Aswan area has suggested a common origin of all the raw materials used for their manufacture. In order to verify this provenance hypothesis, several samples were collected in the Aswan quarry districts. According to results of a minero‐petrographic and geochemical comparison between the statues and the Aswan quarry samples, it was possible to identify the source area of the stone sculptures and finally to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an archaeometric approach to the solution of archaeological proble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