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清朝统治下理藩院和礼部的行政和‘殖民’职能”会议综述

2011年4月7日至8日,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召开“重估清朝统治下理藩院和礼部的行政和‘殖民’职能”（Administrative and Colonial Practices in Qing Ruled China Lifanyuan and Libu revisited）研讨会,应邀出席的学者分别来自德国、美国、法国、波兰、奥地利、英国、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根据主办方提出的会议议题,会议分4场讨论,     

试论清朝对汉族的政策

清朝是以满族统治者为主体联合蒙古族、汉族等民族统治者而建立的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以少临众的历史条件下,统治中国近三百年,这与其成功的民族政策是密不可分的。清朝的民族政策大致可分为对汉族的政策和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本文主要分析清朝对汉族政策形成的社会背景与主要内容,以及对我们今天民族工作所给予的启示。     

17—18世纪清朝理藩院对中俄贸易的监督与管理

在理藩院处理的对外事务中,中俄交往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包括对中俄贸易的监督与管理。中俄贸易问题不仅与两国间的边界、逃人和准噶尔问题密切相关,还涉及到清政府对喀尔喀蒙古的逐步控制等一系列政治问题,这些都体现在理藩院对中俄贸易的管理实践中。本文以中俄贸易关系中的理藩院地位为中心,以理藩院对中俄贸易的监理为切入点,探讨清政府对俄贸易政策的演变,考察理藩院的外交地位以及在处理对俄贸易过程中对喀尔喀蒙古的逐步控制。     

民国时期广西非汉族群的户籍管理与人口统计研究

历史时期民族人口的数量与户籍管理制度密切相关,官方如何认知民族并计算与管理户口,会使民族人口的数量产生较大的差异。本文将以广西为例,从户籍管理的角度,去探讨为何民国时期广西被统计为民族人口的数据如此之少,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有多少民族人口被统计为汉族户籍人口。     

略论碑刻所见清朝北岳祭祀的政治文化意涵

清朝汉化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理论问题,北岳祭祀的儒家政治文化属性为该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视角。通过解读《三晋石刻大全》等与恒山北岳祭祀相关资料,可以发现,这一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在政治、民族及文化等层面,均体现出对儒家文化的认同、继承和发展,北岳祭祀的历史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朝国家认同构建过程中的汉化意识和汉化实践。     

古坐具艺术展:民族的起居礼仪文化

<正>乾隆宝座、紫檀木扶手椅、榆木剃头凳……2014年初,中国坐具艺术经典代表作于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面向公众进行了集中展示,展品有自辽金至民国近百件。"坐具"作为我们生活的物化存在,见证着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思想和礼制的变迁,同时也是老祖宗遗留给我们的鲜活、直观的历史地域文化代表性物件。     

清朝兴衰与盛京昭陵的文化风貌变迁

清代盛京昭陵的建筑、管理、沿革所构成的历史文化风貌与清王朝的兴衰息息相关。昭陵初建,其工程时间之短、建筑规模之小,反映了清初国力之有限以及满族早期的节葬与火葬习俗。清入关后定鼎中原,随着国力的提升,对昭陵进行了“积累式”的补建修缮,使陵寝格局逐渐完善,陵寝景观庄严壮丽,民族特质别具一格,建立起完善的陵寝管理体系。清末在列强的蚕食鲸吞中,清政府虽然屡次表达出对盛京陵寝的关注与重视,但实际上却透露出“弱国无外交”的无奈窘态,反映出其腐朽无能的本质。清朝灭亡以后十余年间昭陵仍然依照“清皇室优待条件”予以保留,直至1927年被开辟为公园。透视清昭陵建筑群的历史变迁俨然是一部清王朝的兴衰历程。     

略论林爽文事件与清朝治理台湾政策的调整

乾隆末年台湾林爽文事件爆发,清朝认识到百余年来对台湾的治理出现了严重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惩官抚民的措施,并逐步调整理台政策,如改御史巡台制度为福建军政大员巡台制度、改革官制、整顿班兵、改建城池、增开两岸对渡正口与开放移民携眷、清查“番界”以强化汉“番”隔离政策。这些政策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加快台湾治理与开发的进程,从而进一步证明所谓清朝前期“消极治台”之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契丹族的文化特色与中原汉族的关系

我国北方由契丹族建立的辽朝（916～1125年）在中国封建王朝和民族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点心模具:木头上的祝福与礼仪

想和古人“同吃一块饼”吗?借助点心模具或可实现。这些刻在木头上的纹样与义字,是对中国传统点心文化最“原汁原味”的记录。饼模“小世界”里有天地六合、四面八方各式造型的点心模具集于一堂,透出年节的热闹与喜庆。单体带柄的、开了多个凹槽的、形如合页的等。凹槽中的轮廓也各有寓意:六角形代表六合,四方形上有八个小角,寓意四面八方……也有一些模具髹了红漆,既能防潮防腐,又显得喜气洋洋。     

古史传说与政治文化:对古史传说流变本质之新阐释

古史传说与古代政治文化密切关联,不同的政体诉求引发了不同的古帝模式,联盟、分封政体对应于方位帝模式,大一统政体对应于线性模式;不同的族群认同产生了不同传说组合的中心人物,如商代的帝俊、周代的黄帝、汉代的伏羲;不同的天下观对应不同的方位帝的构成。整个古史传说的流变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早期中国方位帝系统的变迁、传统中国线性系统的变迁以及从方位帝系统向线性系统的变迁。线性模式是以方位帝模式为基础创造的,五帝六人是连接两者的关键。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处理的只是线性系统的变迁问题,本身也不能反映线性系统流变的本质。层累说的核心,即时代愈后、古史期愈长,只是对线性系统流变的现象描述,其本质是传说被不同族群不断重新表述,与真实的古史人物之先后无涉,真伪更毋庸论。疑古者以儒家经典作为早期传说古史期的材料基础,也不可靠。对于传说中神话人物与历史人物混淆的现象,需要对传说所属的文化系统作具体分析。走出疑古应该成为当今古代文明研究的新起点,但疑古运动对一些观念的打破,则应该继承。     

湖湘文化对湖南人才群的影响

旅湘之行,神往已久,除考察网站外,还有两个目的:首先是了一个情结--瞻仰终生景仰的毛主席故居,此愿已足,心旷神怡. 另为解一疑团.湖南古代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地位并不算高,在<中国古代名人词典>中记载的1700多名鸦片战争以前的历代名人中,湖南只有23人.可鸦片战争之后,却人才辈出,甚至在大部分时间里左右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第一代有被标榜为"中兴名臣"的曾、左、彭、胡和魏源、陶澍等著名思想家;第二代谭嗣同、黄兴、蔡锷、章士钊等人影响了旧民主主义革命进程;第三代由于共产主义先进思想之武装,更是出现了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罗荣恒、胡耀邦、王震等政治军事大家和李达、杨昌济、徐特立、谢觉哉等哲学家和教育家.百余年来,众多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集中出现在同一个省份,一定有其深刻的原因.过去读书时看到一些观点:有人说,因为元明时客家人大量迁入,改变了民族结构,提高了人口素质所致;有人说因康雍年间湖南建省,南闱新开,使湖南读书人免涉万水千山赶考之苦,为湖南举子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也有人从新旧学派的斗争中探讨原因.我感到这些说法都是有道理的,但同时又觉得没有讲到根本上,没有发掘出导致人才辈出最深远的原因.而这个原因是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论文化帝国主义:文化统治的政治经济学》

<正>[德]伯尔尼德·哈姆、[德]拉塞尔·斯曼戴奇主编,曹新宇、张樊英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8月版。本书是揭示新自由主义形态下的文化帝国主义的重要论著,由来自英国、加拿大、德国、印度、伊朗、菲律宾、日本、斯里兰卡和瑞士九个国家的作者的最新研究论文合集而成。这些论文强调了在西方学院派文化和流行文化之间,针对文化帝国主义的论争一直持续的重     

对网络政治文化发展的探究

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得到了广泛使用,改变着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政治文化上也不例外,网络政治的兴起大地改变了人们传统的参政议政观念,提高了公民的参政积极性,以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迅速普及,为我国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集中民智提供了重要保障。本文结合近几年国家网络政治文化的发展情况,就其特点,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对策进行了深入探讨。     

政治文化:传统政治史研究的新增长极

正毋庸置疑,在近20年的中国史研究中,传统政治史的研究,无论是内容,还是方法,抑或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都式微了,与似乎已成为显学的社会史研究相比,更是如此。不过,传统政治史研究的式微,并不是瓜熟蒂落般地在过度研究后再也没有什么新的研究领域或问题造成的,也不是因为诸如社会史等研究的兴起挤占了传统政治史的研究空间,而是诸多学者对过去政治史的研究方法、理论,甚至是研究内容感觉失去了兴趣。其实,传统中国政治史的研究既没有在自身学术发展的理路     

讼师对法秩序的冲击与清朝严治讼师立法

讼师势力的发展在地方行政资源严重不足以及行政兼理司法的体制下,直接影响其司法功能的实现,致使原有的法律秩序受到巨大冲击。乾嘉时期严治讼师定例,不但背离了“教唆词讼”本律的立法精神,走向重刑主义,而且使讼师的所有活动都在严禁之列,对民事诉讼制度的负面影响甚大。     

陪都盛京:满洲入主中原后对“根本之地”的政治与文化选择

满洲入主中原后,在对盛京陪都的建设中,有统治者"参汉酌金"的政治思考,有"招民垦荒"的经济决策,也有为重塑陪都的"东巡"祭祖和"封禁"流移的实施。尽管清朝统治者以盛京为满洲根本之地,在盛京地区全力构建并呼唤满洲本色的回归,强调满洲的身份认同。但在大批汉人迁徙殖入、旗民皆与土地结成依存关系后,作为满洲根本之地的盛京地区已然是农耕文明的拓荒地,满洲自身的"渔猎"文明抑或"内亚因素"在农耕世界中找到了与中原文明交融的基础。     

《历史学:政治还是文化?对兰克和布克哈特的反思》

本书是《历史学的实践丛书》之一。兰克和布克哈特是公认的19世纪最伟大的两位历史学家,其中一位是政治史大家,一位是文化史研究领域的权威。但是这种简单归纳不足以凸显二者的史学旨趣与研究路径,也忽视了他们学术上的复杂关     

浅谈明代宦官政治对文化的影响

明代是我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极为严重的朝代之一,宦官作为一股独特的势力,他们除了承担传统的内廷杂务之外,还广泛地参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活动,进而对明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作为社会意识的文化不可避免的也要受到宦官政治的影响,宦官专权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士风——谄媚依附之风和刚正不阿之气节,也对文学创作风格和方式产生一定影响。     

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文化生态环境分析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要素的繁杂的系统工程。同时它也是我国不断提高社会和谐程度的发展历程。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文化生态环境是社会生态环境中重要的组成因素,也是用社会意识形态作为主要内容的一种观念体系,同时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软环境。而创建公平、开放同时又充满凝聚力与创造力的政体改革的文化生态环境,将会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持续的内在的动力和精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