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修订法律大臣的政治困境

新政初期,修订律例的进程与清末政局的变动息息相关。在修订律例收回治外法权的旗帜下,清廷中枢、东南督抚以及朝野各派政治力量的意图并非完全一致。身处夹缝之中的修订法律大臣伍廷芳、沈家本,时刻面对着跌宕起伏的政界暗潮与日愈趋新的社会舆论,个人际遇也经历了"深孚众望"最终走向"相继开缺"的命运。深入剖析修订律例过程与伍、沈个人际遇的关系,可以大致揭示出日俄战争后清国法律改革与政治改革迅速合流的趋势。     

《蒙古律例》及其与《理藩院则例》的关系

本文介绍了康熙至乾隆朝纂修的《蒙古律例》蒙、汉文版本 ,以及国内外的一些研究情况。探讨了与《理藩院则例》相关的问题 ,指出“乾隆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不是《理藩院则例》 ,而是乾隆朝《大清会典则例》理藩院部分的稿本 ,《理藩院则例》撰修于嘉庆年间 ,是《蒙古律例》的续修和发展     

清代内府政书编纂的法律功能探析——以乾隆时期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清会典、则例、大清律例等政书的编纂过程的论述,初步探讨了清代内府主要是乾隆时期政书编纂与立法活动之间的关系,着意揭示以上政书无论从"钦准"纂修到修订直至颁行,都与其他图书编纂不同,具有代表国家行使最高立法权,并令各衙署遵守的特殊法律功能。因此,不能单纯从编纂书籍来看待其所特有的法律意义。     

《回疆则例》研究

作为一部重要的地方性民族法规,《回疆则例》是新疆建省前清朝处理新疆南部民族事务的主要法律依据。本文认为《回疆则例》的编纂与修订不仅反映了清朝对新疆治理的不断深入,而且作为处理新疆民族事务的经验总结,还充分体现了清朝“因俗而治”的统治思想,及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新疆各种法律文化之间的互相调整与适应。但是由于并没有触动南疆的伯克制度和清朝在新疆的统治体制,该法编纂与修订实际上仍属治标不治本,在本质上也是消极的。     

明刊宋元史籍《新安忠烈庙神纪实》研究

明刊《新安忠烈庙神纪实》是目前记录宋元时期徽州汪王信仰的最完整史料,也是后人藉以了解宋元徽州历史的重要资料。该书以南宋徽州文献《汪王事实》为祖本,经历了南宋乾道五年、咸淳七年和元代泰定时期的三次编纂,主要的编纂人分别为南宋徽州知州郏升卿、徽州学录胡立忠以及元代紫阳书院山长张炳。该书在宋元明时代的编纂与刊刻过程,体现了地方政府与地方人物之间的密切互动,虽然士商群体是其中的主要力量,但行政守宰的作用也颇为关键。     

《蒙古律例》和《理藩院则例》

近年来,随着边疆、民族史研究的日益深入,清朝《蒙古律例》和《理藩院则例》越来越引起人们重视,研究成果日益增多,令人欣慰。但是,有些问题似乎并没有说清,还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拟就《蒙古律例》和《理藩院则侧》的版本,以及两书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谈些浅见,不妥之处,尚请方家指正。首先是《蒙古律例》。就目前所知,汉文《蒙古律例》有两种版本,一是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殿刻本,一为嘉庆年间刊本。乾隆殿刻本十二卷,每卷名称和所含条目如下：卷一,官衔,１７条。卷二,户口差徭,２２条。卷三,朝贡,９条。卷四,会盟行…     

乾隆《钦定宫中现行则例》述略

南京图书馆藏抄本《钦定宫中现行则例》,由清代内务府敬事房辑,乾隆帝钦定,成书于乾隆二十六年前后,是目前所见清代最早的《宫中现行则例》,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该书上下册,计19门,内容除详细规定后宫待遇、赏赐、日用、礼仪等外,还用大量篇幅涉及对太监的品级、职责、处分等规定。一些规定不见于嘉庆以后各代的《宫中现行则例》,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表格形式中的行政法规和刑法典

本文致力于1730年左右出现的将刑法典和处分则例的内容被编辑为复杂程度不同表格的特定类型的官方手册。其目的是方便于掌握既增殖且不断更新的法律要领。第一部分描述了一系列的作品在十九世纪末修订和再版的历史谱系,顺便讨论了制表作者的行政专家背景、出版者的实践和针对的公众。第二部分更详细地论述表格表象的逻辑,易言之,概括和重组立法汇编文本使之"一目了然"所采用的各种方法。     

晚明底层文人的生存状态--以南京王世茂车书楼为中心的考察

王世茂车书楼是晚明南京一家重要的书坊,它编纂、校注和刊刻的图书仅流传至今者就达30余种,与车书楼有联系的作者、校者和刊刻者达40余人。文章借鉴新文化史的研究范式,通过对车书楼及其所编纂、校注和刊刻图书的考察,探究商业出版环境下晚明底层文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精神诉求以及人际交往情况,从而揭示了晚明底层文人生存状态和谋生方式的多元化。这一努力不仅可以深化传统社会底层文人生活状况的研究,还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     

简析民法典编纂中的财产权体系构建

在《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后,编纂一部现代化的民法典成为了法学理论界和立法者讨论的热点,而关键的问题聚焦在法典中如何进行体例安排和内容设置。本文从现实中出现的财产权悖论出发,指出目前我国民法规范中的财产权体系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提出应当在民法典编纂中研究新的财产权界定方法和新的财产权类型,从而为新的财产权益处分制度找到生存和适用的基础。     

清代《合州志》编纂述论

清代是历史上地方志编纂的最高峰,合州地区先后6次编纂《合州志》,最终刊刻出版3部。在地方政府官吏的主导下,清代系列《合州志》质量为上乘,志书内容丰富,体例精良,编纂规范,既是研究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史料,也为当代地方志编纂提供诸多借鉴。     

从《二年律令》的性质看汉代法典的编纂修订与律令关系

《二年律令》中许多律条是惠、吕时期以诏书令形式颁布的,它们在《二年律令》中呈现出来的正式的成文法形态,表明它们经历了将诏书令加工为律条、然后归属在相关律篇下的编辑加工程序。这不仅证明《二年律令》是吕后二年修订的当代行用法典,而且揭示了汉代追加、修订律与令一样,均来源于皇帝的诏书令。以往对杜周、文颖说存在误读。杜周、文颖说从法典编纂修订的不同角度诠释了汉代律令的区别与联系。至少从吕后时期起汉王朝在法典的编纂修订上已经形成这样的惯例:皇帝即位后通常要将前主颁布的令进行编辑,将其中属于九章律范畴的、具有长期法律效力和普遍意义的令编辑进律典,而将那些虽然仍然适用于当代但无法归入九章律的有关制度方面的令按内容、官署、州郡、干支进行分类编辑,形成令典。汉武帝以前是汉代法律体系的形成时期,形成正律(九章律)、旁章(傍章十八篇、《越宫律》二十七篇、《朝律》六篇)及令甲以下三百余篇。汉武帝以后,汉代律令的篇目基本没有大的变化,法律的修改主要表现在具体条文的增删、修订上。     

外籍税务司制度下的中国海关人事制度的特点与弊端

外籍税务司制度下的中国海关人事管理制度,在海关建立后前期并无订定的专章,它由历任总税务司仿效西方人事管理制度,根据过去的经验和实际体察的需要随时制定单行则例,逐步修改完善,历经数十年积渐而成。它也有个从人治到法治的过程,即从一切按总税务司个人意志办事到一切接章办事的过程。     

《弇山堂别集》成书与版本考

王世贞史学是明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六经皆史的观念下,王世贞把他搜集到的明代史料归入《弇州山人四部稿》的"说部",而《弇山堂别集》的成书正是依赖那些从《四部稿》中剥离的史料,并进而有所修订和增补。《别集》成书于万历十八年(庚寅,1590),梓人翁良瑜初刊于金陵雨金堂。初刊本并没有万历庚寅年的刊刻木记,而另一个有着"大明万历庚寅孟冬穀旦金陵镌行"木记的版本有刻工蔡朝光,这个所谓"万历庚寅本"在版式和内容上明显可以看出是一个经过修订且重新刊刻的版本,它的刊刻年代应晚于万历十八年。据《弇州山人续稿序》、《太子少保刑部尚书凤洲王公神道碑》、《皇明盛事述》(手抄本)等文献可推知,这个修订重刻本很可能刊刻于万历二十年或稍后。清代《四库全书》本和广雅书局本的底本都是重刻本。     

礼治与宪政:清末礼学馆的设立及其时局因应

1907年设立的礼学馆,旨在修订符合宪政要求的礼仪制度。该馆总理陈宝琛与曹元忠等纂修固守礼治之道,排拒宪政理念,因而仅对《大清通礼》的细节略作调整。在修订礼制时,礼学馆与修订法律馆几经争议、妥协,最后拟出暂时保留礼教内容的新法律。由于清廷内外未能预先建立起改革共识,礼学馆主持和参与的礼法修订在幅度与进度上主要取决于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及其消长。1912年该馆被裁撤,留下了礼治与宪政如何调适的时代课题。     

出版家陆尔奎其人其事

正《辞源》是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辞书,被誉为"中国现代辞书之母"。2015年年末,即《辞源》问世的一百年之际,商务印书馆推出了《辞源》第三版。此后不久,一个几乎被人们淡忘了的大出版家、《辞源》编纂的首倡者和第一版主编——陆尔奎,又重新被一些媒体提及。2016年1月3日《光明日报》刊发了文章《搭建通往传统文化的桥梁——记〈辞源〉第三版修订》,2016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文章《百年辞源:几辈人的接力》,两篇文章在谈及陆尔奎编纂《辞源》时,都写     

清代直省驻防满城选址的注重因素及遵从原则分析

沿袭诸多明制的有清一代,创建了用少数兵力控制辽阔疆土的八旗驻防制度,不同时期建立的"满城"即是这一制度的重要载体.直省驻防满城是清廷设置在各行省的驻防城,其意在弹压地方、节制绿营.直省驻防满城的选址有其注重因素及遵从原则,这些因素及原则不仅反映出清廷掌控国家的战略思路,同时也暗含着清廷从早期在各行省设置驻防满城的犹豫,到平定三藩后对全国设置驻防满城的重视,再到通过兴建满城来缓解旗人生计的直省驻防发展过程.分析清代直省驻防满城选址的注重因素及遵从原则,有利于从多角度看待直省驻防,从而为与直省驻防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依据.     

清季首任驻外公使的选派

研究清季首任驻外使臣之派遣,对于认识近代转型时期中外关系及国人对外观念的演变都具重要意义,但从已有研究成果看,学界对首任驻外使臣的选派过程尚无明确探讨,笔者试作考察,以求教正。清廷下定遣使驻外的决心清廷对遣使驻外经历了一个从拒绝到逐渐认同的调适过程。鸦片战争前     

光绪皇帝怎样选定后妃

1887年（光绪十三年）,光绪帝已满17岁,到了配偶结亲的时候。按照清王朝的惯例,幼帝一经完婚,就要亲理朝政了。给光绪帝配偶成亲,对于西太后来讲,意义非常重大。在封建王朝中,皇帝的后、妃,尤其是皇后,对皇帝的思想及其政务活动具有特殊的影响力。慈禧本人,就是凭自己的丽质平步青云,逐步成为清廷的最高主宰者。根据清廷律例,在皇帝大婚之前,凡亲贵大员家中有女在14岁以上者,均须报名听选,经数次淘汰,取得优胜者,再由皇帝亲择选定。1888年1月8日（农历十月初五）由光绪帝最终选定后,妃的活动在体和殿进行。备选的三位达官…     

明遗民与清初满汉文化的整合

在清初社会的重建过程中,满汉两种异质文化经历了从冲突到调融再到整合的演绎,与之相谐应,明遗民对清廷的态度也发生了从抗争到徘徊分化再到合流的转捩。满、汉文化与明遗民呈显一种双向互动关系,遗民现象因满、汉文化的紧张而凸显,亦因满、汉文化的调融而淡化。透过这种互动关系来探赜清初历史,将会得出合理的历史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