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江南发生的大规模瘟疫始自咸丰十年。同治元年达到高潮,同治三年随战争的结束而渐趋平息。它是清代江南地区爆发的波及范围仅次于嘉道之际大疫和疫死率最高的瘟疫,致使数百万人罹难。瘟疫的种类包括霍乱、疟疾、痢疾、天花、类霍乱,并可能存在伤寒和百日咳等。战争是这次瘟疫大规模爆发流行最关键的原因,同时,瘟疫也对战争的进程产生了一定影响。     

市镇权力关系与江南社会变迁--以近世浙江湖州双林镇为例

自宋元至明清,中国的工商业市镇有了较迅速的发展,而明清江南地区的市镇发展尤为研究瞩目,但在这样一种从乡村脱胎而来、却又没有在帝国行政体系占据一席之地的新型聚落中,权力的组合与运作究竟如何进行,我们的认识还较模糊。通过发生在晚清湖州双林镇上的风波,并由此回溯该镇的各种权力资源自明代以来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到地方宗族、士绅、民间祭祀组织、外来人口以及官府在处理矛盾冲突过程中的不同表现,看到后起士绅把持的慈善组织－－崇善堂日益凸显的核心作用,从而透视区域社会的权力变迁。     

春秋战国之际的动荡格局与权力更迭

<正>春秋到战国这一段在中国古代是非常重要的变革时期,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礼制、风俗等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前儒称为战国者,古今一大变革之会~①,整个社会都处在动荡不安的状态之中。而各阶层面对不断的革新以及由此带来的冲击时,反应各异,或调整适应,或随波逐流,或拒绝对抗,有识之士既觉     

江南水利、河网与市镇——以菱湖镇及周边地区为中心(9—20世纪)

本文以菱湖镇为中心讨论了江南水乡市镇大型聚落在千年历史进程中形态演化的空间过程。菱湖镇的发展依托于唐末在此修筑的凌波塘;宋元时期,菱湖镇处于江南运河河网的枢纽,移民逐渐增多;明代以来,菱湖地区的水系逐渐被分割,形成局部河网;清初杨树坝修筑之后,菱湖镇的河网向死水化方向发展,民国时期在此河网基础上形成镇中固定的街市;明清时期菱湖镇及周边地区的农业经营以桑基鱼塘模式为主,形成了高度破碎化的河网,周边地区桑基鱼塘农业经济的发展依托菱湖镇供应粮食、肥料等生产资料和蚕丝集中交易市场。     

新式交通与近代江南交通格局的变动

近代以降,西力东侵,新式交通进入中国,机械力克服了自然力时代的局限,使原先的经济与交通地理空间结构发生巨变。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说,这种变动是如何发生的?其呈现出的形态如何及其对城乡空间结构的影响又是什么?在此以江南地区为中心就海陆交通格局、水陆交通工具及对城乡空间结构的影响等方面作些探讨。     

神明祭祀与乡村权力格局——以番禺大谷围康公崇拜为中心的讨论

明清,包括番禺县南部大谷围在内的三角洲平原的沙田区与民田区的交接地带,出现一批大族聚居的乡镇。这些乡镇的大族,一般都占有大片的沙田,依靠沙田的地租收入以及对沙田的控制,使这些乡镇的宗族发展成为一些十分强有力的大族。在这些大族中,沙湾何氏就是首屈一指的一个。然而,在1949年以前的番禺人心目中,除沙湾外,能称得上望族的还有石楼陈、员岗崔、南村邬[2]（有学者认为是大石何）并称番禺四大望族和大型乡村社区,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对外扩张与东亚格局之变动——以华盛顿体系为中心的考察

日本将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大正天佑",借对德宣战之机,迅速夺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益,并企图在巴黎和会上得到"法理"上的认可,巩固在华"特殊权益"。由于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日本未能得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在远东的竞争加剧。1921年在美国召开华盛顿会议,会议确认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形成了主导远东国际关系的华盛顿体系。日本一方面在华盛顿体系的框架下,在与列强的"协调"中求得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不断寻找机会突破华盛顿体系的限制,从而建立由日本主导的东亚新秩序,实现对外扩张的梦想。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告别华盛顿体系,开始实施建立所谓的东亚新秩序。     

论流民与两晋之际的政治格局

西晋永嘉之乱以后,产生了大量的流民,并形成了严重的流民问题。流民的大量产生,以及流民势力的迅速发展,迫使两晋之际的统治设法解决流民问题。流民所引起的震动,使残破的西晋政权能够控制的力量更加弱小,从而加速了西晋政权的灭亡。北方流民的大量南下,使南方的政治、军事力量迅速增强,从而为东晋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流民聚集而成的政治、军事性集团如京口集团等,是东晋政权的支撑性力量。东晋政权与流民的关系至为密切,而统治对于流民问题的处理方式与程度,亦直接地影响着当时的政治变迁。     

孙吴西晋南岭政治地理格局的变迁——以政区边界调整为中心

秦汉时代南岭地区的政区边界以“犬牙相入”状态为主。进入六朝以后,孙吴政权对南岭政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调整,新置的始兴、临贺、始安三郡皆北隶荆州,分别从南岭东、中、西三面嵌入岭南的核心区域,荆州与交广之间出现了“单向嵌入”式的边界形态。西晋平吴后,南岭三郡南隶广州,形成了广州反向嵌入岭北的新态势,至西晋末年三郡再度北隶湘州。以荆湘制交广的思路基本被东晋南朝所继承。孙吴西晋时代南岭政区的数度调整,均与各时期特定的政治地理格局相联系,反映了王朝南方边地治理的需要。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圆寂与西藏地方政府权力格局的变动

西藏地方政府的权力格局因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而急剧变动。按照西藏地方体制,达赖喇嘛通过司伦问政噶厦,行政大权由噶厦行使,但是十三世达赖喇嘛通过两名近侍土登贡培、龙厦总揽大权,两名近侍尤其是土登贡培凌驾于噶厦之上。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地方政府的权力格局立即重组。按照惯例,在新达赖喇嘛执掌大权前由摄政代理,但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摄政职位的恢复,是由于噶厦反对司伦贡嘎旺秋掌权;热振当选摄政,是土登贡培、龙厦和以赤门为首的噶伦等相互间较量的结果。接着,赤门、龙厦在达赖圆寂问题上做文章,搞垮土登贡培。但是,龙厦设法废除噶伦制度的努力不可避免地失败,噶厦权力得到恢复,实权落入赤门手中,新的权力格局形成。     

咸同年间广西浔州的“堂匪”、团练与地方权力结构的变动

清中叶以来,堂会成为广西地方社会游离于宗族等官方认可的地方势力广泛采用的秘密联结方式。太平天国起事暴露出清政府在广西军事力量的薄弱,官府不得不鼓励地方自行举办团练,以维持地方社会的稳定。此前只能秘密或半公开活动的大量堂会组织乘势而起。有的被官府认定为\"大盗巨匪\",有的则摇身一变成为官方仰仗的团练。在太平天国起源地浔州,作为团练主持者的士绅,灵活地运用堂会与团练两套组织形式与话语增强自己、打击对手,既借\"剿匪\"而壮大,也借\"庇匪\"以获利,从而成为咸同年间地方权力结构变动的最大获益者。平南署理知县罗纲借助北河团练之力清除桀骜不驯的南河团总之案,就是在这一权力结构变动下,地方官平衡各方力量的无奈之举。     

晚清田赋加派与基层社会管理格局变动——以江苏“积谷捐”为中心

为筹集备荒仓储谷本,晚清江苏普遍推行积谷捐这类田赋加派。由于积谷捐加重民众负担,亦有违清廷定制,曾引发争议和抵制。鉴于此,官府主动调整策略,根据清廷"民捐民办"的政策,将强制带征的积谷捐称作"民捐",并要求地方绅士参与仓储管理,其目的是以"民捐绅办"或"民捐民办"为名,绕过清廷不准加赋勒派的制度障碍,减少积谷捐的推行阻力。但所谓"绅办"实属"官督绅办",备荒仓储仍由官府掌控。"官督绅办"管理模式的兴起,反映出晚清基层社会管理格局的变动趋势。由于"官督绅办"的管理模式往往以强制"民捐"为基础,加重了民众负担,因此亦可视作官府转嫁责任的表现。这是清末反地方自治及绅民冲突事件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     

民国桐油贸易格局与市场整合——以四川为中心

作为民国时期四川重要的出口物资 ,桐油在贸易数量和贸易格局上一定程度地反映着四川区域经济的特点。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引入海关贸易统计和日本人调查报告 ,从贸易格局、市场整合等角度进一步探讨民国时期四川桐油贸易的历史全貌。     

明清江南基层区划的传统与市镇变迁——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明初江南地区的市镇都要标明位于何“都”何“区”,目的是表明每个市镇像乡村一样都要履行纳粮当差的职责。自明中叶以降,以“市镇”为单位的区划观念逐渐流行,但更多的是借助巡检司等县级以下行政组织的管辖区界定其范围。清中叶以后,以市镇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地方行政运作,相应取得与一向凌驾其上的赋役佥派机构同样的地位,但直至清末民初乡镇自治期间,才逐渐产生出今天所理解的“镇管村”的机制。20世纪初江南地区围绕“市镇”标准问题所产生出的诸多争端,其实是各种基层区划在较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累积”的结果。     

咸同之交江南的战局与政局：以吴煦为中心

1850年代中期,江浙官绅集团逐步形成。该集团以吴煦为首,与代表中枢权威的何桂清等人有良好的合作。在这个时期,该集团在财政方面有了较大的突破,也一度借太平军内讧,维持了江浙政局的稳定。1860年,再度兴起的太平军大败何桂清,曾国藩主政江南。借咸丰帝对何桂清的不满及江浙官绅对何氏的庇佑,曾国藩与李鸿章逐步整饬江南官场。吴煦虽有心投靠湘淮系,却终被逐出官场。湘淮系虽握有武力,也有自强的话语,但因与江浙官绅交恶,终未能在财政方面有更大的突破,成为他们自己和清政府日后政局转变的桎梏。     

政府权力与资源保护——以1950年代的胶东渔场为中心

本文通过考察1950年代胶东渔场的资源保护政策,反思了中国环境史学界的“破坏—保护”取向.很多资源保护政策的颁布与实施,往往伴随着高度规范性的政府权力.渔业机构为保护海参而采用了设置禁捕期、限制规格和设置保护区等相结合的办法,这些手段并非对资源危机的回应,也不能阻止稚参的大量生产,它们旨在避开低效的生产季节、截断非法的交易链条以及占据产量最高的参场.本研究表明,环境史学者应该走出“衰败论”的怪圈,揭示隐藏在资源保护政策背后的开发秩序与利益体系.     

明清之际畲族民风的改变——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畲族民风由宋、元、明时的“桀骜难驯”转变为明清的淳朴温和的原因在于：首先是明朝闽粤赣边区新县的大量设置及国家教化的推行引起畲民社会结构的变化;其次是明清时畲民的定居使畲人生活渐趋安定,但其分散居住又削弱了其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     

咸同兵燹冲击下的宗族生活及其重建——以绩溪南关许氏宗族为中心

咸同兵燹给绩溪南关许氏宗族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伦理生活、文化生活等造成了巨大冲击.兵后,许氏宗族着手重建,开展了重修宗谱、修建祠堂、兴复祠产、完备家法、整顿礼俗、复兴会社、维护茔墓、新建义仓等一系列活动.许氏宗族个案显示:咸同兵燹对宗族生活影响深远,诸多宗族生活一度中断,难以全面恢复昔日的盛况;但在官府支持与宗族举力重建之下,那些体现宗法传统和精神理念的宗族生活得到了及时修复、延续甚至是加强,然而从中难以感受到适应时代变革的气息.宗族生活的重建实态,显示了徽州乡村社会的宗法性品格.     

粮食生产供求变动与清代地方的社会经济——以湘南为中心

清初两湖地区尚属地广人稀,但湘南大部却因为田土开发殆尽而出现了人口过剩问题,这直接影响到地方的传统农业经济和造成了民食之困,湘南因此成为两湖最早引种玉米、甘薯等高产旱地粮食作物的地区,但这种人地紧张关系也在客观上刺激了该地区的多元化经济发展。清中期以后,上述两种作物的广泛种植,使湘南的民食之困得到有效缓解,人口亦出现了高速增长,这些都有力促进了地方社会经济的再发展。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受人口压力所迫而以"使用劳力"方式为主的经济发展,并没有普遍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因此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北魏河南政治地理格局的崩溃与重建——以迁洛时的司州建置为中心

北魏平城时代,孝文帝改革州郡体制、"分置州郡",在此大势中,河南地区由州镇复合型政区转变为州郡型政区,进而形成以黄河为轴心、诸州并立的政治地理格局。然而,突发性的迁洛事件,成为改变河南政治地理格局的开端。但是司州政区规划要晚于司州的设置,故而迟至太和十八年(494年)二月,以司州为中心重构河南州郡结构的变革,才真正开启。在"罢州立郡"模式下,怀、泰等州并入司州,太和中形成的河南诸州政区格局至此基本消失,取而代之以司州都督区、豫州都督区格局。翌年,二都督区格局随着豫州刺史元幹的离任而崩析,豫州"省州置郡"并入司州,司州建置进程进入第三阶段。至此,由迁洛引发的司州建置进程完成,河南诸州政区变局亦随之终结。司州政区的成立及其展开,建立在孝文帝州郡改革而形成的河南诸州政区格局之上,其对后者颠覆性的重构,在北魏地方行政史中具有深刻的政治地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