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朝中后期内务府商人赴日办铜的利润问题

利用中日史料中留存的相关数据,将1700年夏清内务府商人张鼎臣兄弟名下船只的赴日铜贸易活动作模拟还原后可知,当时商人们将以生丝和白砂糖这两个主要出口货物换回的日本铜按照国内税关的收购价售出,这个过程获得的利润要比张氏兄弟在奏折中向康熙帝宣称的30%要高得多,亦并非真如其所言,办铜一项上所获利润在支出"节省银"、高利贷利息等费用后,竟变得无利可图,而是在购铜成本,即早在大宗收购生丝等赴日贸易品花费上就已隐瞒了相当的利润。可以说,在1700年至1715年内务府商人承包办铜的十余年间,只要日本方面铜的供给量不发生大的下滑,那么铜这一商品将给这些"皇商"们带来长期稳定的高利润回报。但日本铜供给量不断下滑的事实,导致内务府商人在办铜后期积欠了大量的铜额。在此情况下,即便铜贸易本身仍有利可图,但作为清廷而言已必须要重新考虑变换办铜体制了。     

清代铜政略述

为了满足京城户工二部鼓铸制钱所需的铜料,清朝对京铜的采办极为重视,"铜政"因此应运而生。但"铜政"本身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的复杂系统。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办铜方式和铜料来源。清代办铜,大体分采买和开采两端,采买主要是由关差,各省督     

康熙朝后期的铜政改革与内务府官商

康熙朝后期,清政府尝试铜政改革,即以内务府官商承包办铜的形式,尽可能多地获取来自日本的原铜,铸造新币,从而达到驱逐民间杂币的目的。内务府官商在实际的办铜过程中,尤其在宫廷政治的影响下,形成了王纲明等六家办铜的局面。铜政改革在前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官商大获其利。然而,在1715年日本长崎方面推出了限制原铜出口的正德新例后,办铜趋于困难,官商积欠累累不敷偿还,官商办铜难以维继,复归官办原局。在办铜一事上,国际局势的骤变,对康熙帝的处置策略起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围绕官商亏空案,康熙帝与户部在围绕追讨官商亏空追缴问题上又起纷议。康熙帝的恣意决断,虽也有其深意考量,然其对内务府及下属官商的宽容,终不免客观造成内务府内库侵凌户部国库的恶例,它实际体现出的是清朝君主高度专制下财政在运作上的一个恶痼。     

刻铜墨盒——“江南四大才子”

正苏州古称吴,历史上曾作为政治中心,自古有"海潮过昆山,苏州出状元"一说,素有"人才甲天下"之誉。其中声誉遍及华夏的江南四大才子(又称吴门四才子)文徵明、唐寅、祝枝山、徐祯卿堪称翘楚。以"江南四大才子"为主题的刻铜墨盒具有原创性,不仅体现苏工金属非遗技艺的创新意识,又深入挖掘了刻铜艺术的多样性。创作刻铜墨盒,是以刀笔呈现,传统工艺的创新实践,使得古老的传统工艺开出了一朵新花。刻铜技艺是随着甲骨文字的进化和青铜器的铸造而产生的,我国现存世最早的刻铜可追溯至     

清代长芦盐商与内务府

清代的盐课岁入,是清王朝除田赋之外的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达数百万两银之多。而每年交纳盐课“正供”和内务府内帑“帑息”的盐商,是享有封建特权的商人集团。他们在封建政府和皇室的特许和保护下,获得了经营和销售食盐的专利权,每年从民众身上赚取巨额利润。但盐商们每年不仅要向清王朝交纳盐课税银,而且还要承受其他财政重负。从封建     

苏州桃花坞年画

<正>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是我国三大木版年画之一,有着400多年历史,与天津"杨柳青"年画并称"南桃北杨"。2006年5月20日,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苏州的木刻版画最早由徽州传入,最初兴盛则在山塘街。山塘街是当时苏州商业最繁荣的地区,外地商人来苏,总是先到这一地区立足,徽州木刻     

阿炳安侵冒案对正红旗哈达瓜尔佳氏的影响

乾隆九年川陕总督庆复上奏揭发阿炳安侵冒宁夏城工帑项,拉开了历时六年的侵冒案调查帷幕,此案于乾隆十四年正式结案。文章从三方面入手,分别介绍了阿炳安侵冒案的始末,正红旗哈达瓜尔佳氏家谱中相关记载,以及侵冒案对正红旗哈达瓜尔佳氏造成的影响。     

南方地区所见早期铜杖头饰初探

权杖最早出现在埃及与近东一带,其渊源可上溯至近万年前。近年来,中国境内的铜杖头饰逐渐受到关注,也陆续有了一些关于权杖头与外来文化关联的讨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南方地区早期铜杖头饰主要分为立禽铜杖首,树形器和立鸟铜杖首—杖镦组合三类。它们的文化来源和功能不同于汉代"鸠杖"。从宏观上看,权杖及其他杖形器的造型、装饰可能受到了经横断山区而来的外来文化的影响,兼有使用者的再创造。具体到西南地区,双立禽铜杖首的对称性和立禽形象与树形器的结合,反映出地区间以物质材料为载体的文化互动,及相关文化因素的传播路径。     

几例罕见的复合铜礼器

复合铜礼器是将不同功能的器物搭配组合成一套,如壶与觯、卣与觯、卣与觚、鼎与俎等,与目前学界所理解的"一器多用"涵义有所区别,体现在其各部件的功能,一定是既有关联,又有差别。复合铜器主要出土于豫陕地区,山西、湖北、安徽等地也能见到。在搜集的10件器物中,除2件为商代晚期安阳出土,其余也都或多或少受到商人的影响。复合铜器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内藏玄机。将器盖稍加改动,就变成饮酒的杯子或者切肉的俎案,这种理念上的创新,与今天设计思想中的all-in-one,即一体化、多功能有异曲同工之处。从形制特点、使用方式以及社会背景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后我们不难发现,复合铜器尽管设计奇巧,使用便利,但仍然不被社会广泛接受,这是其数量稀少的主要原因。     

从粮食事件看晚清徽州绅商的社会作用——以《歙地少请通浙米案呈稿》和《祁米案牍》为例

在徽学研究的论著中,对于徽州绅商在徽州当地社会生活中的活动和作用的学术关怀似乎稍嫌不足.徽州因山多田少,从外输入粮食又常遭受邻县遏籴,徽州文书《歙地少请通浙米案呈稿》和《祁米案牍》就记载了晚清时期因为"遏籴"而分别发生在歙县和淳安,以及祁门和饶州之间的粮食运输纠纷.本文以邻县遏籴为切入点,以"歙案"和"祁案"为主要资料探讨徽州士绅和商人群体在晚清徽州地方事务中的作用以及官绅商之间的关系.     

西沙群岛打捞出明代铜锭

海南省西沙群岛北礁一带,明代称"万里石塘",据说郑和下西洋的航道在此经过。在这片海域,考古部门曾发现唐、宋、元、明、清等历代水下遗迹八处,并时常打捞出散落于礁盘等处的古代外销瓷器、铜器、铜钱以及铜锭、铝锭等文物。1997年5月,琼海市潭门镇渔民在该海域作业时又有发现,打捞出一批铜锭,铜锭上还粘结有永乐通宝钱和珊瑚石。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调查了以往打捞的遗物,并结合有关史料,初步认为这些铜锭与我国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官方、民间贸易活动有关。目前收集到的钢锭,根据形状和铜质可分为官锭、铜场锭和日本铜锭三种。一…     

清代盐商朱立基案

清乾隆年间,山西晋城盐商朱立基等因侵帑误课,被清政府查办并抄家产。由此案可知当时畸形的官商结合情形及私盐盛行,课税浮费严重等问题。另涉案者多为晋籍商人,可知长芦盐商中晋商是一支重要力量。     

“万岁发的本钱”：清代两淮盐业帑本新考

清代的盐业帑本是皇帝有偿“赏借”给盐商的信用资金。康熙至嘉庆朝,皇帝借给两淮盐商的帑本总额约计银874.2万两。皇帑对财政和盐业经济的影响,取决于盐商借本付息的方式。康熙年间,两淮盐商采取等额本息还款法,内务府收取本利,以两淮运库亏空为代价。乾隆以后,收贮运库的帑本由运司辘轳收放,盐商得此无息贷款,获得充裕的现金流。嘉庆朝廷开支浩繁,两淮盐政遂以帑本抵凑饷需,总商则以办公为名侵蚀库银,直至帑本全空、库银耗尽,盐业经济最终在严重的财政危机中走向衰颓。清廷发帑没有明确借贷双方的权责关系,且放款机构缺乏分账核算的技术手段,是财政资金信用化失败的根源。     

巴蜀青铜文化的演进

巴蜀青铜文化对于学术界并不陌生,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少学者曾对此进行过探讨。如何从整体上考察巴蜀青铜文化的演进,以明了其发展脉络和特点,还有待于新的努力。本文仅对此作一初步尝试。一青铜合金技术巴蜀青铜文化至迟在商代已经发展到相当发达的阶段。以三星堆遗址“祭祀坑”为代表的青铜文化,是巴蜀青铜文化走向成熟的标志。商代晚期,蜀人已熟练地掌握了青铜二元合金和三元合金的技术,青铜制品有铜锡、铜铅、铜锡铅、铜铅锡四类(附表一)。与同一时期中原地区商文化相比,蜀文化的     

胆铜与胆铜铸币

<正>我国历史上曾生产过胆铜。《续资治通鉴长编》有释:"胆水浸铁成铜曰胆铜"。这种胆水浸铜法亦叫"胆铜法",是今天国内外享名的"湿法炼铜"技术(亦称溶浸提铜技术)的最早使用。"胆铜法",就是把铁放在胆矾溶液里,使胆矾中的铜离子被金属铁所置换而成铜的一种产铜方法。所谓"胆水",是指天然的含胆矾即硫酸铜成份的泉水。它的形成是铜矿石中的辉铜矿和黄铜矿与水接触时,经自然氧化,成了溶解于水的硫酸铜,渗入矿泉,人们因水味苦涩如胆汁而称"胆水",亦因为与胆矾同性     

悲情“老苏州”——陆文夫与美食文化(十)

一本《苏州杂志》,一座"老苏州茶酒楼",是陆文夫传播美食文化的两个阵地。前面一章,我们介绍了杂志,这里再说说"老苏州"。1993年2月,陆文夫创办"老苏州弘文有限公司",亲任董事长。公司名下,又开一家饭店,名曰"老苏州茶酒楼",坐落在苏州的十全街上。女儿陆锦,担任第一任总经理。有了自己的饭店,再到新聚丰吃饭时,陆文夫对朱龙祥(新聚丰大厨)说:"小朱啊,我今年要给女儿捧捧场,就不到你这边来吃年夜饭了。"当时的陆文夫,身份显赫: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这样的文化名人,下海办公司,又开了饭店,要爆破人的眼球。陆文夫从此,再一次成为"新闻人物"。     

洞庭商人的经营方式与经营手段

洞庭商人的经营方式与经营手段范金民大约自明中期起,著名的地域商帮如安徽商人、山西商人、陕西商人、广东商人、福建商人、江西商人和龙游商人等在商品经济的舞台上开始活跃起来。在苏州西南太湖中的洞庭西山和东山,也崛起了一个四出经营、颂之人口的洞庭商帮。就兴起...     

铜鍪研究

铜鍪研究陈文领博本文运用类型学的方法,确定铜鍪的涵义,并把存在于战国～三国时期的铜鍪分为三类六大型五大期。铜鍪的早晚演化的主要逻辑关系和轨迹为：垂鼓腹→圆腹→扁腹,单耳→单环耳→一大一小的双环耳→大小一致的双环耳,清晰地看到了从铜鍪的出现到消失的全过...     

苏州宝昌烛厂与英商白礼氏洋烛公司商标纠纷案档案资料选

谨略者:昨据署警传谕,奉县公署谕饬,案奉江苏交涉公署训令内开:准英总领事函称,据英商白礼氏洋烛公司禀称,本公司制售水牛牌洋烛,江苏海关注册有案。兹有苏州宝昌厂仿造此种商标,影射混售,请移华官严行禁阻,并将已成之伪烛牌纸及印刷机具查抄销毁。等情,移咨到县,谕警禁阻前来,殊为骇异。     

潜江发现元代铜权

1982年6月潜江县西大垸农场兽医站唐黎明同志在西大垸农场供销社的收购门市部杂铜中发现了一个黄色铜物,交给县银行进行化验,银行刘国太同志即将上述情况告诉了文化馆,经过鉴别为"元代铜权",现唐黎明同志已将这一文物捐献给国家保存.元代铜权,高8.8厘米,重466克,权上铸有阴文铭文.正面有"大德四年"(公元1300年),背面有"口州路造"等铭文.据潜江县志载:元初,改江陵府为中典路,领潜江,隶河南行省.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庚寅大水,到三十年(公元1293年)癸治徙今治.西大垸农场在潜江县西南边境地,历史上属江陵县所辖,在解放后划潜江所辖.据史书所载,元代商业较为发达,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