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变迁——巴蜀祖源传说的历史人类学解读

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作为一种重要的集体历史记忆,祖源传说反映了一定社会情境下人们的族群认同。本文以巴蜀祖源传说为文本分析对象,解读了其中传递的华夏认同、本土记忆、异族认识等族群情感及其产生的社会情境,并结合其他材料探讨了周秦汉晋时期中原华夏人和巴蜀本土人对巴蜀族群认同发展的三个阶段,旨在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将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文化整合与时空变迁相结合。     

边疆民族关系范例解读——中国朝鲜族聚居区民族和睦成因探析

本文对我国朝鲜族聚居区民族关系和睦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作为跨界民族而言,朝鲜族聚居区民族和睦的最根本原因是国家与民族间的双向认同,即中国朝鲜族认同中国为自己的国家,中国承认在华入籍的朝鲜人为中国人,朝鲜族为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而朝鲜族与中国之间双向认同的产生与基本吻合有着历史、文化、政策等众多方面的原因。     

角色认同的转变与重建:朝鲜王朝与明清封贡关系的变迁

朝鲜半岛的李氏王朝对中国明清王朝角色认同的转变与重建,经历了曲折的历程。朝鲜王朝建立后长期"至诚事大"于明朝,因而其宣祖朝得到明朝的抗倭援朝救助。朝鲜光海君朝在后金的武力威胁下,对明朝和后金政权实施"两面外交"。朝鲜仁祖时期,先是在后金的"丁卯之役"军事征伐下"半臣属"于后金政权,其后由于清朝的"丙子之役"战争,朝鲜被迫脱离明朝,成为清政权的"臣属之国"。朝鲜与明清之间角色认同的变化,体现出中朝封贡关系嬗变的艰难性。在朝鲜对明清封贡对象转变权衡过程中,思想文化的认同与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高丽政权的自称抉择、记忆筛选与中国认同

一个政权对自称的抉择,反映的是其对现实中自我的定位与认知。"高丽"尽管由"高句丽"而来,却最终变成了"朝鲜"便是由此所决定。王建最初以"高丽"为国号标榜政权的合法性,可统一之后,由于正统来自新罗,又尽力摆脱"高句丽"的记忆与身份意识,而强调自身"三韩"的属性。但有时为了某种利益,高丽人又会对"高句丽"这一历史记忆与身份意识加以利用。高丽人的自称抉择是通过对历史记忆的筛选进行的,特定政治形势下的中国认同则是其主要标准。在"历史"力量的影响与现实话语的引导下,半岛政权真的由"高丽"经"三韩"而变成了"朝鲜",成为在政治与文化上高度认同中国天子的一方诸侯。     

"双重使命"是中国朝鲜族革命史的根本特性

中国朝鲜族历史的多元与复杂特性造就了中国朝鲜族革命斗争史的一个根本特性,亦即"双重使命".中国朝鲜族革命斗争历史上的"双重使命"特征,早已成为在国内外历史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学术观点.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学术观点,有诸多先行研究者进行长期建构努力,国内外学界对这一重要观点也有广泛认同与采纳,目前付梓出版的诸多有关论著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然而,也有的论著没有给予充分肯定.     

朝鲜战争与日本政府的媾和政策

2000年6月25日是朝鲜战争爆发50周年,50年来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著述多如过江之鲫,但主要集中于对中、苏、朝、美等有关国家的研究,对于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的日本在朝鲜战争时期的相关政策行为,却几乎很少研究。实际上,尽管日本当时作为战败国,还未能恢复主权国家的法权地位和行为能力,但却利用朝鲜战争谋取了极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政治经济利益。战后日本经济因“朝鲜战争特需”而走上复苏之路,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本文拟就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日本的媾和政策和战略意图,及其通过朝鲜战争所获得的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作简要的论述。一对于…     

身份认同转变的影响因素探析——基于16位在韩朝鲜族移民的结构式访谈

论文基于多元身份认同的理论基础,通过16位在韩国工作生活的中国朝鲜族移民的结构式访谈,对影响其身份认同转变的相关因素进行了探析。研究显示,导致中国朝鲜族认同转变的主要因素包括：移居韩国前的高期望值导致的失落感,大量集中于体力劳动行业被边缘化,语言和文化障碍,韩国社会的歧视以及由此导致的自尊心伤害。韩国政府近期移民政策逐渐由优待中国朝鲜族转向对所有外国人群体的普适性对待,在此过程中,如果缺乏对中国朝鲜族这一特殊群体的考虑,将有可能影响韩国整个社会的稳定。     

民族认同还是政治认同:清朝覆亡前后升允政治活动考论

本文依据升允的诗文、书信和国内外相关档案,订正了有关他的旗籍出身、活动经历上错误以及分歧的记载,进而从政治角度切入,并从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视点对其辛亥革命后远赴外蒙古库伦、求助俄蒙、致函日本政府并登陆日本、回国后继续为复辟奔走等一系列重要政治活动进行解读。笔者认为,升允最初是想利用自己出身蒙古察哈尔部这一"蒙古世仆"的民族身份,寻求内外蒙古各部贵族的支持,结果到处碰壁。原因在于他的民族身份认同,并非基于文化和共同情感,而是基于实现其恢复清朝的目的和需要。他的行动证明,尽管出身蒙古,但经过二百余年共同生活,其与满洲旗人在文化和情感上已无二致。为了复兴故国,他不惜求助外国势力。他的复辟实践,不是出自一般意义上的功名利禄等个人利益,而是出自个人的政治理想,尽管这一理想与时代的潮流格格不入。在他的身上,民族认同、地域认同意识服从于更高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     

朝鲜族族群认同的变化

中国朝鲜族的认同问题对某些国际国内的政治问题都有借鉴作用,接触的结果往往违反初衷,那些去过韩国的朝鲜族并没有加强对韩国的认同,反而体验到更多的差异。     

民族主义建构中的政治认同——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政治实践个案考察

复兴党统治时期的伊拉克,由于在其特有的政治、宗教、文化环境中存在着许多变量,统治者可以按照其政治利益的需求来界定或重新界定国家的政治认同。萨达姆根据国家利益的需求强调和实行了几种不同的政治认同,即两伊战争期间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认同、海湾战争期间的伊斯兰主义认同和海湾战争之后的部族主义认同。伊拉克复兴党的多重政治认同在其政权生存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但也有其致命的弱点。     

历史记忆、历史书写与民族认同——以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史学为例

历史记忆和历史书写在民族认同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构建作用。利用民族史学挖掘和整理民族记忆,界定和阐释民族历史,是巴勒斯坦人构建民族认同、开展民族运动的重要举措之一。传统精英家族出身的学者、移民学者及难民等普通民众,共同参与巴勒斯坦民族历史书写。他们着重从民族起源、民族认同、民族主义的产生与发展、第一次中东战争及其带来的灾难等方面入手,论证民族国家构建的合法性,鼓舞群众,争取国际社会支持。民族认同主导下的历史书写,带动了巴勒斯坦史学的多样化发展,但也存在着局限性。     

白江之战前唐朝与新罗、日本关系的演变

白江之战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唐朝出兵百济后,各方利益矛盾冲突的演变结果。唐朝以臣服高句丽作为重建东亚国际关系秩序的关键,这场战争引起东亚各国关系的重新分化组合,反过来又影响了唐朝对朝鲜的决策,造成唐朝出兵百济的新发展。唐军占领百济之后,新罗想统一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想在朝鲜南部获得利益的目标,同唐朝国际战略的矛盾日益显现,唐、罗联盟出现罅隙,而日本更是大规模出兵朝鲜,与唐朝决战于白江口。从日本出兵的政治和军事战略分析,可以看出其欲控制朝鲜南部的目的,但这也造成了日本指挥上的失误,大败而归。东亚各国均参加的朝鲜战争,却成为东亚世界最终建立的一大契机。     

若即若离:战后中朝两党关系的初步形成(1945—1950)

从1945年战争结束到1948年朝鲜建国和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与北朝鲜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双方在革命政权建立过程中的相互帮助,朝鲜为中共在东北与国民党的作战提供了各种物质援助,而中共则为朝鲜的建设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干部。此期中共与朝鲜的关系集中在东北地区,而生活在那里的朝鲜人属跨界民族,多数人的国籍尚未确定,从而使双方的革命不得不面对民族认同的纠葛。随着东北地方政权的建立,中共开始从国家关系和国民属性的角度考虑并处理中国的朝鲜民族问题,但是总体思路仍然没有摆脱世界革命的框架。     

十月革命前俄国对朝鲜移民的政策探析

1864年俄国远东地区出现了第一批朝鲜移民,此后,朝鲜人由于经济、政治等原因纷纷从海路、陆路向俄国移民。俄国对朝鲜移民的政策不仅受国家发展战略的影响,更受近代国际关系的制约。俄国对早期朝鲜移民的安置虽然遭到了朝鲜政府的谴责,俄国也担心边区被"朝鲜化",但为了开发广袤的远东,仍然对朝鲜移民采取了鼓励和支持的政策。此后,在东北亚各国力量此消彼长,以及世界大战爆发等国际关系因素的影响下,俄国对朝鲜移民的政策几经调整。其政策的变化体现了俄国以国家利益为中轴,相机而动的现实主义特性。     

高丽朴景仁墓志考

朴景仁是朝鲜高丽王朝平山朴氏家族中的重要一员,进士出身,官至高位,与其父兄有过数次使华经历。朴景仁墓志使用了辽朝的年号,反映出了辽与高丽的藩属国关系。     

加拿大由不涉足远东到卷入朝鲜战争的转变

加拿大由不涉足远东到卷入朝鲜战争的转变李节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朝鲜由美苏两国以３８线划界临时占领,并受１９４５年１２月中美苏英四大国外长莫斯科会之委托,筹划朝鲜独立建国的程序,双方都想争取在朝鲜的利益优势。于是联合国于１９４７年秋成立“联合国朝鲜...     

从《阴晴史》看朝鲜王朝的近代外交

《阴晴史》是朝鲜王朝派赴天津的领选使金允植的日记,对朝鲜王朝近代外交活动有丰富的记录,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由于金允植的特殊使臣身份,使得该书可以反映出一些朝鲜王朝的近代外交的细节活动和基本特征,朝鲜既希望保持传统的"事大"外交,又渴望维护朝鲜自身的利益,但因为其国力的弱小和东亚局势的变化,而被迫开展近代外交,在外交上受制于人。此外,我们也可以从中解读出两班士人对当时外交形势的一些看法和心态。     

老獭稚型传说的越南文本研究

一、老獭稚型传说的研究史 所谓“老獭稚”,指平凡女子与成精的老水獭婚合所生的孩子,出典于一个讲述清太祖努尔哈赤出身的朝鲜民间故事。老獭稚型传说,广泛流传于朝鲜、中国与越南,可“分为两部分,前部分是叙述女子私和水獭婚合,以至于怀孕及水獭的被发现等情节;后部分是叙述地师发现天子地,使老獭稚入水葬骸骨,以至于试验结婚及成为天子等情节”。日本的民间故事研究者也把前半部分称为“三轮山型”,而钟敬文先生把后半部分称为“天子地型”。     

从《阴晴史》看朝鲜王朝的近代外交简

《阴晴史》是朝鲜王朝派赴天津的领选使金允植的日记,对朝鲜王朝近代外交活动有丰富的记录,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由于金允植的特殊使臣身份,使得该书可以反映出一些朝鲜王朝的近代外交的细节活动和基本特征,朝鲜既希望保持传统的＂事大＂外交,又渴望维护朝鲜自身的利益,但因为其国力的弱小和东亚局势的变化,而被迫开展近代外交,在外交上受制于人。此外,我们也可以从中解读出两班士人对当时外交形势的一些看法和心态。     

明代琉球王国与东亚国家的交往及其生存空间

15世纪至17世纪初在以明朝居于支配中心的东亚世界里,琉球王国自始至终以睦邻友好甚至是谦卑的姿态、小心谨慎地与明朝、朝鲜、日本这几个近邻国家保持着政治经济往来,不断扩大自身的生存发展空间。一方面,积极加入明朝为中心的册封朝贡体系,寻求政治庇护和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与日本、朝鲜和平相处,互通商贸,获取最大利益。处于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中,琉球的国家利益始终与宗主国明朝的国家兴衰相连。在明末国家势力衰退之时,日本萨摩藩岛津氏于1609年入侵琉球,体现出其试图构建东亚日本式"华夷秩序"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