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与民企:中国经济的世纪之争

<正>纵观150多年来的中国工业化历程,可以发现,企业的"官民"之争、"公私"之争,或者直白地说,是"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这种纠结伴随始终。这一"争",不是企业之间正常的市场竞争,而是国家政策两种导向的博弈。当初清政府以"自强"为口号,引进西方机器技术,以"官为控制"为方针,办起了江南制造局等一批官办的新式工业。后来清政府又着眼于"招商",吸纳商股参     

清末民初轮船招商局改归商办与官商博弈

轮船招商局在清末民初由"官督商办"转变为"完全商办",是当时官企改制潮流中的一个重要案例,也颇受时人和后人的关注。其间,该局经历了完全商办法定权利的获取、对商办权利的自卫和完全商办的实现三个阶段,并伴随着官、商两方激烈的权利博弈,最终借助于预备立宪和辛亥革命带来的有利政治条件得以如愿以偿。此案一方面反映了绩优官企改制的艰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一时期政府部门对待商产和商权的政策与态度逐渐转变,体现了商政改革的实际效果。     

康乾时期东莞县“盐入粮丁”与州县盐政的运作

州县在清代盐政和保障盐税征收中至为重要,负有地方通商疏引的职责,朝廷对州县官也有严格的盐法考成。但由于清代制度设计中地方州县没有独立地位,因此在盐政的日常运作中常常处于被动。康乾时期广东东莞县"盐入粮丁"(将盐课派入田亩)的事件,就是在上级政策与州县实际之间的矛盾激发下进行制度调整的结果,是一个从不符合朝廷盐法,到在州县的日常运作中逐渐得到默许的政策。这一过程表明,州县官在盐法考成的压力下,时常借助时势变化和对制度的因应利用,通过寻求州县与上层制度之间的博弈点和利益契机,达到适时调整地方盐法的目的,从而保障有清一代盐政的有效运作和盐税的正常完纳。     

会馆演绎的官商故事

官商之间的事儿,从来都是大事。自秦汉以来,封建制基本上见了鬼,皇帝要靠官僚来治理整合国家,从此以后,中国社会的两大最有势力的群体,一是官,其中包括候补和退休的,一是商,其中包括半农半商和半官半商,他们之间的事,小得了吗？不过,在一般人看来,官商之间,没有什么好事,提到“官商”后面跟着就是“勾结”,勾结之后,自然是坑害老百姓,损害国家利益。     

晚清蒙古清丈增租下的利益博弈——以光绪年间“农安惨案”为中心

光绪年间放垦迎来全面开放时期的前夕,蒙古王公、清廷、领荒佃户三股势力之间利益博弈尤为激烈的郭尔罗斯前旗,因增夺地租的社会矛盾最终引发一场暴力武装冲突,即"农安惨案"。该惨案是晚清蒙古地方全面放垦前各涉事利益群体围绕增夺地租进行利益博弈的典型事件。农安惨案的发生清廷负有责任,此外惨案发生前民间和平请愿聚会被当地"教匪"利用,演化成对抗清廷的武装斗争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丘濬的“海运构想”——以《大学衍义补》为中心

丘濬在其重要著作《大学衍义补》中提出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海运构想",表面上从运输漕粮的经济角度出发,力主恢复"河海并运",以海运来补充河运之不足,实质则为基于国家战略层面的设计。对于已停罢海运多年的明朝来说,这种表面谨慎的提法已然是一种突破。随着《大学衍义补》在朝野产生巨大影响,此构想也成为此后朝廷"海运之议"的重要依据,为"海运"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体现了明代"四书学"中的"经世致用"精神。然而"海运构想"终未实现,失败原因颇为复杂,既有弘治朝政治环境与现实需要之制约,又有国家决策中各集团利益博弈之扰动,且在义理上的弱点与技术条件上的不足也多为反对者所诟病,而究其根本则为明代国家发展重心之限制。     

清代六部司官的“乌布”

"乌布"是清代六部中标识司官职务名目的满语称呼,包括掌印、主稿、帮印、帮稿、管股等。掌印和主稿最先出现,并在乾隆年间形成掌印、主稿对所办事务负责的制度。嘉道时期,又出现帮印、帮稿、管股等一系列名目,乌布演化为一种与官缺分离的职位序列。官缺由吏部铨选,决定司官的资格、薪俸、待遇,乌布则由本部堂官任命,决定司官在部内的日常工作与所需承担的责任。清末新官制改革时期,又出现司长、局长、科长、股长、科员等"新乌布"。乌布进一步演化为一套新的职事官体系,与现代职官制度接轨。     

明清时期黔西南的“土流并治”与赋役征收

相比于明朝在西南地区的流官官府更多地因循原土司的统治方式,清朝则致力于将边疆地区传统的社会结构制度化,纳入国家的统一管理,将部分"营"改为"里"的同时,也使"营长"由宗支继承变为流官指派。这实则意味着赋役征收方式的转变,将本应"纳租于主"的公田造册升科,按"分"纳赋。而流官简单地以汉族中的租佃、主佃、乡保等观念来看待土司、土目与其所辖民众之间的关系,忽视了改土归流以后,当地民户在向流官州县纳赋应役的同时,土司、土目对其的需索、派累依然存在,其只有通过赎买村寨的方式才能买断土司的派累之权。或许,在国家与土司博弈的情况下,对于普通民户而言,"土流并治"的内涵更多的是双重负担的并存。     

限考受荐:宋代选人改官的资格

"限考受荐"是宋代选人受荐举改官所需遵行的重要原则。考限则是选人改官的基本资格。宋代的"限考受荐"原则在荐举改官制度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逐渐从不加区分受荐资格、磨勘资格到将二者区分明确,反映了宋代荐举改官制度的成熟。受荐资格与磨勘资格的剥离,有效地限制了势要子弟和奔竞者的进身速度,同时平衡了宋代国家现在与未来的利益,安抚了未能改官的选人,稳定了低级文官队伍。     

洋务运动时期的官商关系于企业的影响

近代中外的历史都证明,任何一个国家在早期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过中,政府于民间工商业者亦即官与商之间的关系如何对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及工商业的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洋务运动时期的官商关系的发展变化对当时中国的工商业,乃至整个清王朝都产生的巨大的影响。     

海派与京津派之浅析

京派与海派曾发生过激烈之争,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过《“京派”与“海派”》一文。他认为：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沿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以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以今人的眼光去看当时对“京派”及“海派”的议论,会觉得有些偏颇。     

日本古代采女的产生及其原因考察

采女是日本古代地方豪族献给中央朝廷的贡女,是在宫廷主要负责天皇、皇后等饮食起居的下级女官。律令制国家时期的采女制度亦是后宫女官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律令制确立之前的采女并非如此,她们是古代王权专制过程中的产物,是连接中央朝廷与地方豪族之间的桥梁,其产生体现了王权与地方势力双方博弈的过程。     

通惠河的修浚及争议——兼论明代朝廷决策中的利益权衡

通惠河是元代修建用于连接张家湾与大都的漕运通道,在明永乐重建北京城后,因水源问题遭到废弃,从通州到北京的漕粮不得不改用陆路运送。鉴于陆路运输存在诸多弊端,朝廷中屡有疏浚通惠河的呼声和行动,但直到嘉靖初年,通惠河才得以彻底疏通并维持长期运行。围绕通惠河疏浚争议的背后牵涉到朝廷内部以及朝廷与地方势力的角逐,这种类型的角力使得古代中国的公共工程的成本和效益并不是按照最优化的方向进行配置,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种利益博弈的影响。     

催科:宋代乡村社会秩序的扰动与平衡北大核心CSSCI

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运转,主要依赖于所征收的"皇粮国税"(包括现钱、实物和劳动)为运行基本保障,故"催科"在宋代极为重要。包伟民指出,"催征赋税实为基层管理的首要任务",如何做到足额乃至超额征收,同时保证百姓维持基本生存且总体稳定,既是朝廷所关心操切之国家大事,也是村民在无法公开抵抗的前提下,与官府明暗博弈求生的重要一环。     

“金蝉脱壳”:日本在五卅交涉中的外交策略及实践

从"追随英美之后",到"适处英美之间",再到单独对华妥协,日本政府在五卅交涉中经历了复杂纠结的外交决择与战略转向。与之相呼应的是,曰本与执政府的积极互动,对官、商、军、学、工等地方势力角逐的深度介入。大国博弈与地方争持这两个紧密关联的层面,相互影响,相互激荡,决定了日本在五卅交涉中的基本策略与实践。"金蝉脱壳",既是日本五卅交涉实践的真实写照,也折射出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列强在华外交格局的重大变动。     

长江航道局成立前前后后

正长江航道是一本厚重的书,它的兴衰荣辱与我们的国家社会紧密相连,当我们翻开它的时候,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部历史发展的画卷。近代长江航道中国古代航道工作是起自为朝廷交往与输纳贡赋的官方航运之需,加之受"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的影响,航道被深深打上了只为官方服务的烙印,而不是建立在为官、商、民全面提供服务的公益基础之上的。其管理部门,历朝多辖于水官,唐以后还多受漕运之节制。古代管理内河的机构分为两     

北宋东亚多国体系下的外交博弈——以外交谈判为中心

北宋东亚多国体系下大国制衡与争锋、小国图存与发展交织成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外交博弈和外交谈判十分激烈,且并非简单的双边关系,而与多国制衡关系相互联动。华夷观念是外交博弈的基本理念,但并非固化教条,而是具有弹性特征并因时变化。在华夷观念下代表着等级制国际关系的名分是外交博弈的首要目标,利益是外交博弈的核心诉求,其背后都是对国家安全的追求。外交博弈结果主要取决于综合实力,同时受到外交政策的深刻影响。外交使节的谈判技巧对外交博弈产生一定影响,但对大局影响有限。北宋外交博弈既有历史共性,也有多国体系下的特殊性。     

乾隆时期矿政中的寻租角逐:以湘东南为例

本文通过对湘东南郴州和桂阳州矿政的讨论,揭示矿政变化背后官与商,省与州之间就矿厂管理权所发生的种种纠葛以及官办与市场之间的矛盾。本文认为乾隆年间郴桂矿政的频繁转变,与其说是追求收益率,倒不如说是不同利益主体对寻租行为控制权的争夺。在这种背景下,矿商就是包税者,而官府则充当起保护人。     

明代辽东地方官优礼朝鲜使臣研究

明代辽东为朝鲜使臣陆路入贡明朝的必经之地。朝鲜使臣行经辽东时,不时地受到辽东地方官的优礼。辽东地方官对朝鲜使臣的优礼是明鲜宗藩关系的内在要求。明朝优礼朝鲜使臣的主要动机是密切中朝关系,巩固以明朝为中心的藩贡体系。事实证明,朝鲜使臣受到辽东地方官的优礼后,更多感恩于朝廷。这无疑有助于中朝关系的发展。试梳理辽东地方官对朝鲜使臣的优礼,并对辽东地方官优礼朝鲜使臣的原因、效果加以阐述,以期有助于中朝关系史的研究。     

明代太仓州的设置

太仓在元初海上漕运时代成为重镇。明初因镇设卫,卫所兼理卫事及周遭民政。明中叶,太仓卫出现军强民弱、兵丁入寇贩盐等弊端,在赋役改革艰难、沿海防卫吃紧的情势下,太仓由卫建州,相关州县也免除欠粮,缓解了困境。此后由于州卫并存共治,军民杂居,利益抵触,军政关系仍趋紧张,又因太仓州、昆山县税则龃龉,昆山县以州大县小、州不利县为理由,在正德、嘉靖海氛不平的形势下兴起"废州"案。在州、卫、县的利益博弈以及官员对决的过程中,朝廷的态度由暧昧渐趋明朗,最终存州复道。在从卫所到州县的转变中,既体现了特定的地域特质,又反映了明代国家在地方行政体制上的转变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