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圣崇拜与关公文化

正关公文化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伴随着武圣崇拜,历经漫长的发展演变而形成。一千多年来,"关圣崇拜"与"关公文化"的发展与传播越来越广泛,影响了东亚、东南亚数个国家的民间信仰体系,同时也是海外华人华侨最崇拜信奉的神圣之一,成为中华民族信仰体系中独一无二的特殊信仰和一种蔚为壮观的文化现象。     

近代上海的天后信仰

天后是中国重要的民间信仰之一,上海是其重要信仰圈.晚清至民国时期,上海的天后祭祀活动有官方与民间两种形式,早期两者互为促进;进入民国后,官方所建庙宇尚存,而官方仪式却不再举行,但民间的信仰活动仍有持续,尤其在沿海省籍移民中仍然盛行.闽粤商人是上海天后信仰的基本信仰群体,上海的闽粤会馆几乎都合天后庙宇与会馆建筑于一体.虽然上海其它省籍会馆祭祀天后现象不在少数,但在神偶供奉排序、仪式活动方式等方面与闽粤会馆存在诸多不同.就上海闽商而言,天后不仅是海神、行业神,还是乡神.天后信仰使大多数闽商会馆在同籍商人中具有凝聚力和亲和力,其中一些会馆在进入民国后仍具超越同乡会的活动能力,与天后供奉有关.     

庙宇承包经营、灵力生产困境与民间信仰格局的改变——广东新会北头村仙娘庙的个案研究

广东新会北头村仙娘庙在市场化的冲击下,其经营方式由集体经营转为承包制经营,造成了乡村社会民间信仰格局的改变,具体包括神明的"被承包化"、信仰活动"家神化"、信众来源远距离化及在村"仙姑"群体衰落等现象。庙宇承包经营使庙宇经营者需要面对个人经营创收诉求与由此带来的灵力受损的困境,对此,经营者通过调整经营策略以实现灵力的再生产。另一方面,受庙宇承包经营的影响,民间信仰活动逐渐从乡村社区公共生活退出,其整合社会的功能受到严重削弱。     

神鬼信仰意义域在仪式实践中的凸显与强化——以辽宁岫岩“太平香”祭祖还愿仪式为例

烧"太平香"是流传于辽宁岫岩地区的一种民间祭祖还愿仪式。文章在描述这一民俗事象的基础上,分析了仪式器具、行为和语言的象征意义,并指出神鬼信仰意义域正是以这些象征意义为启程工具在仪式实践中得到凸显与强化的。由此,一种超验性的实在被经验,为信仰和仪式的再生产做好了准备。作为民众意义世界和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此类信仰和仪式应当被充分地理解和尊重。     

穿梭冥阳两界的女人——广西黄洞瑶族村“仙娘”社会地位研究

女巫在黄洞瑶族乡被称为"仙娘",她们从事着沟通人神的职业,但是她们的社会地位和职业性质却不同于正统宗教的执行者———师公。"仙娘"生活在边缘的社会环境之中,她们的职业、生活和家庭应当受到更多的人文关怀。在瑶族宗教研究中,鲜有涉及女巫这一特殊群体。鉴于此,本文以贺州市黄洞瑶族乡盘瑶的"仙娘"为调查对象,从社会、巫术、女巫的生活角度出发,观察女巫的生活史以及当地社会对她们的看法,以此使"仙娘"这一特殊的女性仪式专家走入更多人的视野。     

宋元新道法与福建的“瑜伽教”

流传于民间社会的“瑜伽教”^1,其仪式活动颇具特色。自南宋以来,该派法师以云游的方式活跃于乡土社会,为民众提供驱邪、度亡等宗教服务,成为民间社会的“仪式专家”。“瑜伽教”虽然以“释迦之遗教”自居,奉释迦佛为教主,但是在实际的道法实践中,却与宋元以来的道教法术新传统多有交涉。既“奉佛”又“奉仙”,在仪式展演中,融合了佛、道的科仪传统。     

关公故里关公信仰的地方性阐释

山西运城作为关公故里,是关公出生和青少年成长之地,是关公信仰的发源地和集散地。现存解州关帝祖庙、常平关帝祖祠等信仰空间,关公仪式展演、关公传说,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同时关公与各个不同阶层的民众生活相系联,彰显了关公故里关公信仰的旺盛生命力。     

论隋唐五代民间信仰仪式的整合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和道教都在不约而同地对自己的宗教仪轨进行整理。到隋唐五代时期,这些仪轨已经以一种相当成熟与规范化的面目运用于各自的宗教活动中,同时也被普遍应用于民间的信仰活动中。过去仪式相对简单、粗陋的民间信仰活动出现了程式化的趋势。民间信仰在吸收、整合了佛道仪轨后,以一种十分复杂的面貌出现,深刻地影响着宋明以后民众的诸类信仰活动。     

近代北京的四大门信仰三题

近代北京民间信仰中的四大门是四种带有灵异色彩的动物,在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微妙而特殊的角色。通过考察可知:其一,在近代北京民间的视野中,四大门与泰山女神碧霞元君、王三奶奶构成了区域化的神灵谱系。其二,四大门或直接与信众对话,或通过其代言人"香头"与信众沟通,而"香头"必须经过朝拜碧霞元君仪式的认证。这种信仰习俗具有鲜明的伦理教化性,但并非民间宗教。其三,四大门信仰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境遇顺逆不定,由此产生了四大门信仰的正当性问题。     

地域文化的悲情叙事——以汕尾陆丰地区鬼节为例

进入农历七月,陆丰大部分地区便进入了“鬼月”,整个“鬼月”,各地会举行一系列普遍而盛大的仪式,以普度孤魂野鬼。在长期而反复的仪式展演中,鬼节成为区域民众的一种集体记忆,表达着他们的悲悯情感和地域认同观念,并在整体上形塑了他们的地域性格,进而对地域社会的发展和民众日常生活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民间信仰氛围浓厚的陆丰地区的一种“标志性文化”。鬼节之盛,固然与民间信仰神秘的“后台”有着莫大的关联,但节El本身所蕴含的区域历史与民众情感却应该是其更深层次的原因。     

“祭祀”与“纪念”之间——对“东方之星”事件“头七”公祭的考察

灾害公祭作为一种公共社会活动和仪式象征体系的一部分,可以折射出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关系。"东方之星"游轮翻沉事件发生后,政府采用民间俗信"头七"的时间举行公祭,而公祭之仪式、内涵、主体却与传统俗信差异极大。在此背后,隐含着世俗性事件处理与信仰性阴阳沟通仪式之间的矛盾,也体现出世俗权力借公祭将死亡意义价值化、意义化的一贯逻辑,更进一步表明国家权力所型构的公共"纪念"仪式与民间俗信所支撑的个体祭祀之间的生死观存在差异。而透过对当代社会"祭祀"与"纪念"之间复杂关系的分析,可以透视唯物主义生死观和传统信仰正呈现一种既交汇又对峙的微妙关系。     

作为民间写经和礼忏仪式的维摩诘信仰

本文通过大量敦煌文物,从写经和礼忏仪式等方面,对民间的维摩诘信仰进行了考察,着重讨论了它不同于知识阶层的信仰特点。认为：维摩诘信仰在民间形成追求功德、广植福田的一般特征,迥异于当时士大夫阶层精密深微的义学佛教及僧伽阶层实践禅修的佛教。在民间,维摩诘一直被中国民众作为一位救苦菩萨来崇信的,其效验等同观音、药王等神祗,反映了中土庶民佛教信仰的多样性和渗透性。这一特征不仅表现在大量民间写经的题记中,亦表现在用于礼忏仪式的启请文、患文及维摩变相之中。     

信仰类型及其社会建构——以陕西宝鸡地区的炎帝信仰为例

本文以陕西某地区炎帝信仰的祭祀仪式及其信仰类型为研究对象,从中梳理出炎帝信仰在当代重建过程中所呈现的官方、民间、官民共建等三种模式,进而揭示出其中所包含的权力、利益、资源、地缘等诸多现实要素及其与当代中国信仰建构的内在关系,梳理出"一个炎帝,三种信仰"的内在构成逻辑,以此讨论多种信仰类型之间的公共认同、如何能够构成的信仰社会学难题。     

近代长白山信仰的历史变迁与民众生活——以民众对民间信仰的构建为中心

长白山信仰是具东北特色的山神信仰文化之一,也是长白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白山信仰经历了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时代,发展为物格神崇拜、人格神崇拜,历史上帝王封禅、民众祭祀是推动长白山信仰不断演化变迁的推动者。近代以来,长白山信仰发生了变化,从官方信仰空间转换为民间信仰空间,其发挥了调节心理、整合地方、规范道德等社会功能。以民间信仰与民众生活关系为视角,考察近代长白山信仰的发展及内涵的变化,发现在长白山区一带,广泛存在对长白山山神的祭祀和崇拜,其对普通民众的生产、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湘东地区的包公信仰

在湘东地区包公信仰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对该地区存在的神灵附体现象进行了简略介绍,动态地刻画出湘东农村地区的信仰需求和行为方式,补充了有关南方汉族地区"萨满仪式"的研究。根据当地包公信仰生态的独特性,着重论述了"神媒"与"当地庙宇"之间的关系。民间信仰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与之对应的传统文化体系的种种适应性改变,正是回应这种诉求。     

田野调查所见华北碧霞元君信仰的几个问题

自近代以来,碧霞元君信仰在华北地区呈现出三个重要的特征:第一,民国时期北京的碧霞元君信众在立碑题名时摒除自娱与自贱观念,其中少数女性信众开始使用新式姓名;第二,20世纪90年代,河北宁晋天仙观出现明代李太后对主神碧霞元君的"夺祀";第三,目前河北民间信仰中的碧霞元君与三宵娘娘混淆的现象更为突出。这些现象表明,依托国家政治体制进步,近现代华北民众的主体性渐趋增强,他们按照自己的日常生活逻辑,使碧霞元君信仰习俗呈现多元路径的演进态势。未来的华北碧霞元君信仰研究似可关注制度与日常生活的分析维度,以增强研究的立体感与解释力。     

观音信仰在四川遂宁地区的传播——兼谈观音信仰在四川遂宁地区的本土化及女性化特色

观音信仰在四川遂宁地区有一个本土化和女性化的过程。在民间传说中,唐代历史上遂宁广德寺的主持克幽禅师就是马郎妇观音,广德、灵泉二寺的文物古迹与历久弥新的中国观音的原型——妙善公主在当地的传说互相建构,而从历史上传承至今的观音庙会所展演的活态仪式更呈现出宏大的民间叙事,经历了1300年的观音信仰一直在建构中。民众的建构依托于川中地域的生态环境、宗教文化、历史语境和民众的思维逻辑,显示了观音信仰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     

神灵信仰的标准化与本土化——以胶东半岛妈祖信仰为例

"神的标准化"一经问世就成为民间信仰研究中强有力的解释工具,但胶东半岛妈祖信仰的发展实践表明,"神的标准化"有其局限性,不能适应于所有地区。因为神灵信仰势必要与传播地的文化相融合而实现本土化,而本土化是对标准化的消解,这就使得神灵信仰不能实现彻底的"标准化",而只能是一种"半标准化"。     

碑刻资料所见明清山西忻州地区民间信仰

明清时期,山西忻州地区民间信仰内涵十分丰富,既有对自然神、历史人物的崇拜,也有对宗教神灵、其他民间神灵的敬奉,这一现象在当地的碑刻资料中记载甚为详尽。民众对神灵的信仰集中体现了功利性、自发性以及地方性的特点,透过这些特性,可以窥探到明清时期忻州地区干旱少雨、战争频发的地理、社会环境。而民间信仰在保护自然环境、稳定社会秩序、调节民众心理方面亦生产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台湾民间信仰中的潮汕移民特征

民间信仰崇拜是一种极其普遍的文化现象,台湾也有丰富多彩的民间信仰崇拜。台湾的民间信仰崇拜有许多具有潮汕民间特色,例如：三山国王庙,潮军义勇祠,徐三馆以及韩文公祠等,都是在台湾地区流行的潮汕民间信仰崇拜。台湾地区流行的潮汕民间信仰崇拜有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潮汕移民特征。本文试就台湾民间信仰崇拜的潮汕移民特征作粗浅的探讨,诚就教于方家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