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澳门及周边地区社会治理权力结构探析——从新发现《澳门志略》所见

近年来,以记录明清澳门及其周边地区地理、历史、行政治理和社会风情的道光七年(1827)采访册《澳门志略》被发现和利用。以《澳门志略》为中心,结合档案、方志、谱牒等类既有文献,清代前期澳门和周边华人生活区域适可作为一个整体的考察对象,有助于厘清同一时期澳门与周边地区之关系及其社会治理权力结构情况,特别是清政府在澳门设置的行政机构和官员之性质与职能以及地方精英阶层等问题,进而审视清代前期澳门和周边华人生活区域的正式和非正式权力结构与地方社会治理之间的内在联系。     

域外乡村治理的典型模式及经验借鉴

本文列举的域外乡村治理典型模式,或是国家自上而下地治理,抑或是乡村自下而上的自我改造;或是内生自发驱动,抑或是外生助力推动。无论哪种模式,其共同之处是多中心治理,多方主体协同共治。政府引导、农村自治主导、社会第三方主体参与,协调共同治理。域外乡村治理模式是在本国实践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积淀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治理理念。通过借鉴域外乡村治理的成功经验,构建我国乡村治理模式。     

废科举后清末乡村学务中的权势转移

科考废止,学堂制度植入乡村社会,引发了乡村社会内部权力格局的变动。依据科举制度安身立命或完成上升性社会流动的原既得利益群体,遭遇到不同程度的困厄命运。与此同时,随着学务权在地方行政系统中重要性的日益显著,造成了新的权力资源在国家一社会以及乡村精英内部各派势力之间的重新分配。过渡时代的乡村权力网络、不同群体以兴办学务为契机分别置身其中,分享权力又相互争夺对权力的主导权。他们之间的这种矛盾关系,又并非处在一种简单的“新”、“旧”对立或现代与传统的对立当中。掩映于简单对立之下,实为地方权力资源因地域、时势等条件的差异在不同利益群体间的重新配置。学务场域内权力关系的变动折射出过渡时期乡村社会内部复杂的权力格局。     

抗战时期晋西南乡村权力结构

1937年太原沦陷后,山西省政府迁至晋西南,由此引起晋西南乡村激烈的社会变动。阎系政权偏居晋西南一隅,把政治控制从县乡延伸到村落。晋西南传统的乡村权力机构表现出与平原富庶区不同的特色,乡村社会是一个普遍贫穷,基于地缘关系和共同利益的共同体。阎系政权对乡村资源的过度汲取导致了政府与乡村社会的利益冲突。     

晚清保甲制的历史演变与乡村权力结构——国家与社会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关系变化

保甲制是清王朝实施乡村社会控制的主要制度 ,但在乡土社会权力制约下 ,国家政权向乡村社会的延伸屡受挫抑。围绕着乡村权力格局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权力力量变动 ,不仅构成了“政治近代化”过程中乡村权力结构的历史前提 ,而且也是我们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新视角     

清代华北儒医的形象与社区角色——以地方志记载为中心

清代政府在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医疗体系建设中并未承担主要职责,这为儒医在社区生活中发挥作用提供了空间。儒医在承担济世救人角色的同时,也是如慈善、修桥铺路、义学书院、水利工程等地方公共事务的有力参与者、支持者和推动者。医疗技艺、医患互动和行医的道德资源,使儒医能够参与组织多方面的社区公共事务,并因此获得在基层社会中的特殊身份地位,从而与依靠功名、财富和德行及宗族等社会资源的乡绅,共同成为在基层社会发挥影响力的重要群体。     

试论党员干部道德建设

由于党员干部道德建设在整个社会道德建设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作用和影响,这就使得它成为认识和分析新形势下道德建设问题所不能不加以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重大问题．党员干部道德内涵及其特征要求党员干部道德是既联系又区别于一般社会道德规范和道德意识的特殊道德规范与道德意识。其内涵主要包括正确对待与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自觉抵御和反对剥削阶级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廉洁自律、勤政为民、艰苦朴素、品格高尚、秉公持正、无私奉献、公而忘私、舍利求义,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深刻理解党员干部道德内涵,我…     

科举存废与近代江南乡村社会流动

科举制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其创设被视为推动社会流动、扩大统治基础、维系社会稳定的关键举措。因此,通常认为,科举制的废除阻断了乡村社会流动,伴随着精英阶层的城镇化,乡村文教衰败、经济衰退、社会权力异化,这是酿成20世纪前中期中国普遍乡村危机的主要原因。但在江南,由于经济文化水平与举额的失衡,肇始于明代中期士绅地主的城镇化并带动经济、文化的空间转移,以及日益扩大的城乡生活差距等因素的影响,清中期后以科举实现社会流动的士子几乎全部源自城镇。废科举解除了强加在江南的制度束缚,加之历史上和转型时期独特的区域优势,特别是工业文明的勃兴,从而有力地推进了乡村社会流动。江南也为废科举之于乡村社会影响的一般表述提供了另类叙事空间。     

清至民初重庆乡村公产的形成及其国家化

在清代以重庆为代表的四川乡村社会重建过程中,移民通过集资、捐献、缴纳厘金及罚没等方式形成了大量以会产、庙产、学产为名的各类乡村公产。清代重庆乡村公产形成方式、存在形式及管理模式具有强烈的移民色彩和突出的地域性特征。由于清代州县财政经费短缺现象始终存在且呈加剧态势,在"以公济公"的名义下,乡村公产被地方执政者改变用途,提拨他用。晚清新政,国家以筹办新学、警政及办理实业等名义不断提拨各类乡村公产。进入民国后,由于军阀混战和地方的公共建设,政府成立公产提拨机构,加速了乡村公产的国家化进程。乡村公产的国家化进程体现了州县财政从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某些特征。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乡村权力结构的崩溃与重组

国民政府的建立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前规模宏大的国民革命既颠覆了原有的北洋政权,也对乡村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国民政府建立后,地方自治推行的失败使得国民政府未能自上而下构建乡村基层权力网络,国家权力的组织、功能边界并未得以大幅扩张,清末以来社会自然演绎形成的乡村权力结构仍然顽固存在。国民政府对乡村的治理是通过乡绅阶层为中介实现的,同时乡绅阶层借助于保甲制与国家权力之间构成制度上的关联,进而获得政治权威。这导致国家权力未能实现现代意义上的乡村治理,也为国民政府的最终崩溃埋下了伏笔。     

“内生—外源”视角下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进展及展望

2020年底,中国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然而,由于存在自然风险、社会风险和市场风险,脱贫地区仍面临返贫风险。如何有效协同内生动力和外部资源,促进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为此,本文在查阅多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内生—外源”视角对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进展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纳总结。结果表明:现有研究在乡村贫困的概念内涵、测度方法、影响因素与反贫困策略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研究内容不断丰富并呈现出以现实需求为导向的趋势。未来研究需重新审视、拓展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坚持系统观念和战略思维,开展学科交叉与尺度综合研究,以期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     

权能分担与社会整合——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苏区社团

苏区社团是中共革命构建新社会战略中的重要创置,也是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的另一种路径。它通过主动转移一部分权力和职能,使社团成为有限权能分担的社会共同体,与乡村政权互为依存和补充,在动员组织民众、变革社会结构、建立新意识形态和人民对国家权力的认同、实现民众利益与乡村治理的宏大目标中发挥作用。苏区社团与乡村政权的创置和实践,开创了中共重新整合与治理乡村社会的新模式。     

乡村振兴战略认同及其建构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党中央统揽"三农"工作的重大战略部署。但是振兴乡村战略只有得到广大农民群体的认同,才能激发他们建设乡村的精神动力和参与行为。影响农民对乡村振兴战略认同的因素中,既有认同主体自身因素,又有认同客体、社会传播和外部结构性制约,其中社会传播是影响农民认同的最关键因素。因此,重构农民群体对乡村振兴战略的认同,既要通过大众媒体和理论宣讲等外部传播,又要推动其在乡村社会的内生传播,并优化乡村振兴战略传播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     

乡村自治:从传统到现代

传统中国乡村具有一定的"自治"色彩,乡村自治体现为"皇权、族权和绅权的结合",是基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基本状况寻求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实现官治与自治的良性互动的现实选择。但总体上看传统中国乡村自治是低水平和维持性的。民国时期,国家权力不断渗透到乡土社会,国家与社会之间此消彼长、各有进退,乡村治理格局呈现出复杂和多样化的特征;然而,由于国家整合乏力和国家权力渗透有限,传统乡村自治的基础和根基并未被打破。新中国成立后,压力型政治体制形成,国家权力下沉至底层社会,彻底打破了传统乡村的秩序和格局,特别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终结了"乡村自治"的历史。改革大幕开启后,"人民公社"体制被乡政村治体制所取代,村民自治是国家寻求行政权与自治权平衡、实现乡村善治的制度创新。但是,当下村民自治的困境表明,现代乡村建设必须创新体制和机制,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建构农村社区自治体制,走真正的乡村自治之路。     

乡村旅游地空间生产与村民角色转型的过程与机制——以丹霞山瑶塘村为例

乡村旅游空间与村民社会角色是一个相互形塑和建构的过程，揭示两者的互动机制对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乡村旅游地空间经历了农业生产空间、农旅并存空间、旅游消费空间的演变过程；村民角色从“农业生产者”，经不同转型轨迹，归于“旅游从业者”角色。权力、资本和市场等主体对乡村旅游空间的建构，对村民角色扮演提出新的期望和规范；村民主体的微观权力、资本积累、个人技能、个人观念影响其角色扮演与空间适应；不同角色村民主体通过微观空间生产行为，促使乡村旅游空间景观化、商业化和制度化，也会产生民宿空间分异和乡村公共空间侵占等问题。     

清代赘婿家庭地位探析

无后在传统社会是一个宗教、社会和道德伦理的问题。民间社会普遍采用的解决办法是改变或虚拟彼此之间的血亲关系,招赘便是其中的主要手段。与主流嫁娶婚相比,清代赘婚家庭中的赘婿地位通常较低。赘婿在日常生活、登谱造册、改名换姓、继嗣承祧、异子不异孙等家庭实践方面经常遭际歧视和压力。这种歧视和压力既表现在生活世界,也体现在神圣世界。赘婿的家庭地位乃是父权制社会文化建构的结果。赘婿遭际苦楚、歧视的原因与其说是贫穷,毋宁是由于他们属于性别压迫系统中的主导性别。赘婿成为了父权制压迫的牺牲品。     

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论略

正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权力体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问题,是理解乡村社会运转模式的关键性环节。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如何理解中国古代的乡村及乡村社会?二是如何理解权力及权力体系?先谈第一个问题。我们通常所说的乡村,往往是与城市相对的,是在唐中期真正意义上"城乡分离"后才出现的概念。之前有唐前期的"村坊分治",还可以追溯到其源头:商周时期的"国野分治"。在从"国野分治"到"村坊分治"的2000多年中尽管有社会阶段的更替和朝代变迁,     

清嘉道以来伯都讷围场土地资源再分配

位于吉林的伯都讷围场,在清代围场中放垦最早,也是嘉道以来清廷对所控有的围场封禁土地资源进行的第一次招民而非旗丁的开垦,是在人口增加、农耕土地资源紧缺情形下,国家不得不对所控制的土地资源重新调整、加以分配的一个特例。整个过程中,不仅显现出农耕土地资源私有化的局面,也涉及官民双方在资源分配中的利害关系。清代中国的人与自然环境系统中,对资源环境的调控是在国家权力支配下完成的,国家权力和政策是这一环境系统发生改变的主要动力。     

对清代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的考察

清代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问题,涉及到清代地方政权结构、最低一级政权、上层政权对基层社会统治等方面,是新近引起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广东为重点,通过考察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的实况、依据、性质,否定了清代"皇权不止于县"的猜想,进一步梳理了县以下各种不同的行政编组和区划,为深入认识清代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固有权力在制度层面上的契合点,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素材.     

西藏乡村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趋势

随着西藏乡村经济结构中农牧业份额的下降和农牧业生产方式自身的现代化,西藏乡村社会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是西藏农牧业社会生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西藏传统农牧业阶段,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农牧民的生活内容是围绕生存展开的,目的是满足衣、食、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