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买办研究综述

一个世纪以前,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最活跃的一群人可谓买办,但历史上关于买办的记载很少,盖以“食夷利者”为贱之故。关于买办的研究近发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当时买办制度的表象已现①,关于此一制度的利弊与存度引起了工商人士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和争论,也促发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相继有四篇文论发表,即甘作霖（论洋行买办制度之利害）,马寅初（中国买办制）,沙为楷（中国买办制）,溜秋白（上海买办阶级的权威与商民）,可以视为买办研究的发端之作。此后二十年,又有两项综合性研究与两项人物研究问世②。综观民国时期的买…     

关于买办和买办制度

买办在中国近代史中是一个老资格的角色,作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出现早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他们的活动历久不衰,不象洋务派到十九世纪末叶已近尾声;也不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仅仅是昙花一现。甚至到大陆解放后,买办出身的人,在台湾还身居高位——他们的存在和活动的时间     

浅析买办商人与近代企业制度变迁

新式买办商人最先接触到资本主义的企业制度,他们附股投资洋商企业,亲自感受到了这种企业制度模式的优势,进而模仿借鉴洋行企业的组织形式,自行创办新式企业,仿效西方资本家的经营方式,建立中国人自己发起的近代新式企业。西方新式企业制度得以移植中国,买办商人在近代企业制度创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谈汕头的买办阶层

汕头开埠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倚借不平等条约,豢养了一批忠于他们,为其在潮汕进行掠夺原材料和倾销商品的买办。至19世纪80到90年代,已形成“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①的买办社会阶层。这对汕头不能向资本主义正常历史轨道发展,而是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有一定的影响。     

买办与近代民族保险业的初创

买办在近代民族保险业初创时期表现活跃,是创办民族保险业的主力.买办对于保险,从洋行工作中的初步接触到附股求利再到投资自营,从观念上对国人的不懈启蒙到实践层面的积极参与.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正是在他们的倡导下,加上官府的扶助,民族保险业最终在洋务运动中突破外商的垄断艰难地产生出来.买办于民族保险业实有开拓奠基之功.     

市场交易的徭役化:明代北京的“铺户买办”与“召商买办”

明代北京城市居民承担的买办之役有两种,即铺户买办和召商买办,都是由市场交易转化来的。铺户买办始于永乐年间,其后买办的项目和数量不断增加,逐渐形成了一套清查编行制度。自嘉靖年间开始,随着物料折银的普遍化,内府及各衙门所需物料大多在北京召商买办。但召商很快就变成佥商,成为强迫性的商役。为了减轻铺户的困苦,嘉靖末年将铺户买办改为纳银代役,万历年间又免除了下层铺户的纳银。但时过未久,复令铺户当行买办,反而加重了铺户的经济负担。相较于实物贡赋而言,买办本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进步方式,但在权力经济的制约下,竟然演变成固定化的徭役,给北京城市居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近代中国买办的卑微心理分析

买办在近代中国新式企业活动中一直是一个活跃的也是最富有的群体。但买办一直"耻言身份",他们存在着一种卑微心理,这种心理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个人出身有密切关系。这种心理的给买办们的事业带来极大影响,也一定程度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中国近代买办慈善活动的经济学分析

近代买办参与慈善活动基于利己和利他的二元性动机,同时扮演着“经济人”和“道德人”的角色,因而他们的慈善行为也分为亲缘利他行为、互惠利他行为和纯粹利他行为三种类型。而制度的缺失是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软肋,严重制约慈善事业的发展。     

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商人——清代广东行商伍怡和家族剖析(下)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侵略势力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获得大量侵略特权。为了侵略和统治中国的需要,迫切需要买办势力为其效劳。战前广州中西贸易中的行商、通事、买办、鸦片贩子、丝茶商人等成为早期买办队伍的基干,他们有的随着侵略者的足迹散向各个通商口岸,有的留在广州继续活动,由伍崇耀主持的伍家,就属于后者。     

晚清“买办”的形象演变与身份认同研究

买办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职业群体,尽管其经济地位在从事买办的过程中迅速提高,但其身份和社会形象始终没有得到传统社会的普遍认可。本文的研究重心旨在对买办的形成及形象演变进行系统梳理,并置于具体历史脉络中审视其身份认同。     

1840——1864年中国的买办商人

初级中学历史课本中国历史第三册第一章第五节,在分析鸦片战后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情况逐渐发生变化时,提到“开始出现了为外国资本家服务的买办商人。”这一提法,基本上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分析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些特点时,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指出这些特点之一就是:“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著显然的优势。”但是,初级中     

买办陈廉伯与民初广东

陈廉伯是英商汇丰银行买办,南粤著名实业家及商界领袖,热心捐资家乡慈善教育公益事业,对民国初年广东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陈廉伯素与官场亲近,但却因企图建立反对孙中山的"商人政府"而成为备受争议的人物。     

从“买办”到“儒商”——晚清商人陈次壬的身份转换与阶层融入

作为晚清新兴的社会阶层，买办背负着负面的社会形象，影响了其进一步发展。因此，身份淡化和转换成为买办超越污名化处境的策略之一。买办陈次壬是其中的突出例子，其通过诗词酬唱、从事慈善和搜救古籍等符合传统价值观的文化和社会活动，融入晚清文人士大夫这一精英群体，并获得了他们的接纳和认可，淡化了其买办身份带来的负面影响，成为文人笔下的“儒商”,甚至在其身故后得以入选方志善行列传，成功扭转了被污名化的结局。陈次壬对自身传统文化修养的积累、经营和运用过程，是通过文化资本向社会资本转化并扭转社会评价的一次有效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清非科途出身群体运用传统文化修养的动机、逻辑及机制不啻为晚清绅商研究的又一视角。     

晚清“买办”的形象演变与身份认同研究简

买办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职业群体,尽管其经济地位在从事买办的过程中迅速提高,但其身份和社会形象始终没有得到传统社会的普遍认可。本文的研究重心旨在对买办的形成及形象演变进行系统梳理,并置于具体历史脉络中审视其身份认同。     

土镖头与洋买办

我今年84年岁了,要说我祖父张嘉荣的事,那还真是红火过一阵子呢。他在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先是清军绿营的管带,退役后即落脚在今黄河河套地区的内蒙五原县城开镖局。光绪九年(1883年),一次巧遇,他把天津的英国洋行从黄河水路引进甘肃、宁夏、青海的西北产毛地,从此成为西北地区第一个外国羊毛买办,拥有上百万     

唯物史观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史研究

土地制度史是20世纪中国史学所提出的充满争议性的领域之一。本文以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史研究的产生演变为线索,考察唯物史观基本理论和方法论与近代史学转型之关系。     

论明代玉圭制度

<正>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明代墓葬的发掘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帝陵以及藩王墓大部分未经盗掘,随葬物品丰富,基本保持原来的葬式,这是研究明代礼仪制度十分珍贵的资料。朱元璋驱逐元蒙,建国后参照周礼,全面地恢复了中原舆服制度,对中华文化的保     

改革开放新时期特邀监察员制度及其实践

20世纪80年代,监察机关创设了特邀监察员制度,目的在于进一步拓展社会监督的渠道,建构中国特色监察体系。这一制度也是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价值、功能的具体反映,体现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特邀监察员制度大致经历了初创、发展与成熟三个阶段。特邀监察员积极投身于纪检监察工作中,有效加大了监督力度,为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国家的各项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一制度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开展这一工作,必须坚持以反腐倡廉建设为中心;必须走群众路线,以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为依归;必须坚持与民主党派相互理解、真诚合作的宗旨;注重发挥特邀监察员自身的特点和优势。     

是住冬还是住夏——关于鸦片战争前广州外国商人的“住冬”问题

汪煦同志在本刊1980年第二期发表的《关于买办和买办制度》,是一篇内容充实的作品。文中谈到鸦片战争前到广州进行贸易的外国商人“不能留在广州过冬”。这虽然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和全文主旨无关,但是,这是一个没有弄清历史事实的说法。不但在     

清代广州行商制度研究

清代前期实行的行商制度,具有对外贸易垄断所有权与垄断经营权相分离的垄断特征。它使具有官商特征的行商成为专制国家统制对外贸易的工具。行商握有垄断经营对外贸易的权力,同时又负责征收进出口货物的关税,代表清政府与外商交涉并进行严格的管制。行商制度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涉及到清代专制国家、粤海关等衙门的官吏、行商、外国商人和中国私商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些利益关系的变动最终导致了行商制度的衰落,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专制国家与经济制度变迁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