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近代意识刍议

1898年,康有为发动了戊戌维新运动,封建顽固派攻击他是“民主教皇”。这顶帽子戴于康有为的头上,虽然显得有点不伦不类,但却反映出这样的一个事实:康有为的思想,一开始就被视为封建传统思想的异端。     

中国民主社会党的成立及特点

中国国家社会党与中国民主宪政党,同源于康有为、梁启超在世时的创党活动.经过较长时期的商谈,1946年8月两党在上海合并成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国民主社会党自身有重要特点,影响到其自身民主宪政主张的实现,影响到中国当时的民主宪政道路的选择.     

浅论英国议会的发展与财政民主

英国议会的发展受到学术界诸多学者的关注,本文基于此,着重从财政民主方面讨论英国议会的发展状况问题。希望能够通过描述英国议会发展时期议会对财政权的控制,来探讨议会与财政民主之间的关系。     

维新变法中康有为的创教努力及其影响

一些主要研究把维新变法中康有为利用孔子、创立孔教的努力仅仅视作是他为推动变法所施用的一个方便法门,或说是实现变法目的的权宜手段,是新内容而旧形式。其实,创教本身也是康有为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除了希冀用孔子这个招牌掩护变法主张、减少变法的阻力外,出于对西方的误读——把宗教发达当成列强致胜的一个根基。他还希望通过宗教的振兴来富强国家。另外,他还乞灵通过和西方列强制定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教律来解决当时的教案问题。维新变法中康有为创立孔教的努力,目标没有实现。适得其反,变法中许多分歧不是来自维新变法本身,反而是围绕孔教问题引起许多无谓的斗争,徒然增加了变法的阻力和难度。     

试论康有为的民族观

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在甲午中日战后预感到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曾呼喊过要“救国安邦”。但因为他的“发愤爱国”则始终和他那个不要根本改变封建制度而可以发展资本主义、安定国家内部局势的宗旨联系在一起,因此他的言行基本上未能跳出“君主”一家一姓的正统观念。在百日戊戌维新变法时期,他呼喊要“救亡图存”,并有意识地做了不少提高人们民族意识的工作,但由于阶级立场的局限,他始终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因此在实践上并无多大作为。百日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由北京逃往上海转香港,又离港赴日本与梁启超一起拒绝了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争取。不久,康有为赴加拿大,鼓吹“今日国势危急”“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为了争取光绪皇帝垂掌政权,康有为不仅运动英国政府干预中国内政,扶助光绪皇帝东山再起,而且还在加拿大组织保皇会与革命派抗衡。康有为、梁启超把救国的希望寄托在光绪皇帝的复辟,然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整个汉族地主阶级都已经与清朝满族地主阶级联合起来维护封建经济基础和政体的时候,康有为的希望只能是空想。因此,他高喊一阵子的改良主张,既失去了资产阶级的     

梁启超与早期中国无政府主义

梁启超是与康有为齐名的变法维新中心人物、中国近代史上的学术大师。他热情宣传启蒙思想,猛烈抨击清王朝的腐败黑暗,提倡民主,弘扬科学。尤其是他的《少年中国说》,渴望祖国富强,激励民主进步,赫赫功勋,至今为炎黄子孙赞叹。其实论学著,精深丰厚,给中国的思想文化宝库增添了宝贵遗产。     

康有为“新中国”构想的历史演变

康有为的"新中国"构想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从1889年到戊戌维新之前,是其"新中国"构想的第一阶段。此一阶段的"新中国"还不是一个国家概念,是希望中国人移民巴西开辟新地域。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的"新中国"构想主要体现为大力宣扬变法维新,希望通过改良方式变清王朝为君主立宪国。这是他"新中国"构想的第二阶段。这时的康有为开始从国家体制着手,他构想的"新中国"是资本主义式的君主立宪国家。民国时期,康有为多次使用"新中国"一词,拟定新中国政府议章和新中国宪法草案。这一时期,他的"新中国"构想主要是倡导虚君共和制,明确政府职责及宪法。康有为"新中国"构想的内涵始终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救亡"始终是其"新中国"构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其每一阶段"新中国"构想的内涵都有一定的合理性。     

康有为若干墨迹研究

康有为是二十世纪书法艺术史上的一位大家,在理论与创作上都卓有建树,其书法风格独到,史称“康体”。青岛康有为故居纪念馆藏有十余幅康有为书法真迹,代表了其晚年书法艺术的成就。本文通过对其中一批作品的解析,阐释了康有为晚年的精神世界,特别是他与青岛深厚的人文渊源关系。     

关于康有为写《日本变政考》的两个问题

近读陈华新同志发表在《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上的大作《康有为与<日本变政考>的几个问题》一文(以下简称陈文),颇受启发与教益。陈文依据近年来北京故官博物院发现的《日本变政考》原本的复印本,对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及《日本变政考》一书对光绪皇帝倾心变法的决定     

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一文写作时间考

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谈到梁启超、康有为读《天演论》,学术界往往据此信来推论严复《天演论》的成书时间,推论康有为历史进化观的形成时间。因此,搞清楚此信的写作年代,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哲学史、史学史的研究,显然不是一个小问题。     

戊戌时期康有为与光绪帝

康有为《戊戌奏稿》作伪,康著《我史》(即《康南海自编年谱》)和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多有夸张,然而,从今存《杰士上书汇录》和康有为、梁启超的多部著作进呈本,仍能清晰地看到康有为与光绪帝之间的思想交流。光绪帝采用了康有为的建策,5次保全康有为,并在百日维新的后期,准备设立懋勤殿以安置康有为。康有为仍是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康有为在天津

康有为,是清末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的进士,主持乙未科会试的大总裁是祁世长(祁隽藻之子,北洋候补道祁景颐之祖),因此康有为对寿阳祁家十分感激,与祁景颐尤为相契。1927年,康有为不甘心复辟的失败,企图继续进行挣扎,到天津来见溥仪,住在旧日租界的息游别墅,即与祁景颐朝夕过从。祁景颐和我是亲戚,康有为的事都是他对我说的。为了拉拢天津的军阀官僚,名流士绅,康有为到处联络,进行游说。有一次北洋政客潘复请康有为吃饭。康在潘家“当众挥毫”,大写其对联、条幅,赠送来宾。凡是前来赴宴的陪客(我也是陪客之一),每人一副,来者不拒,借以联络感情…     

康有为纳妾史

提起康有为,略懂历史的人们可能会想起公车上书或者戊戌变法中慷慨激昂的书生来。确实,康有为在近代史上的那些事儿成就了他“圣人”的名号。然而,经过岁月的打磨,康圣人浮出水面的小辫子越来越多,不断遭人诟病。今天就来淘一下——     

李端棻荐举康有为及其意义

荐举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重大问题。历来研究者大多只关注翁同龢对康有为的荐举,而关于李端棻对康有为的荐举则少有研究。实际上,李端棻荐举康有为关系百日维新的变法大局和组织建设,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作用。     

论我国民主政治的优势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两大基本民主制度,分别承载着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共同成就了我国民主政治的优越性。笔者希望能从厘清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中国特性着手,阐明中国民主政治具有先进性、科学性和广泛性等优势。     

戊戌时期的学术与政治——以康有为“两考”引发的不同反响为中心

《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被后人视为康有为推行其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而时人则目之为“康学”。但同为“康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考”问世后所引发的反响却不尽相同。前者因问世较早,且没有涉及太多“孔子改制”等微言大义,故时人的评论基本上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提出的;而后者因其鲜明的“改制”主旨,时人的评价也由学术转向政治。反对康有为变法者,因政见与康有为不同而对其学术大加攻击;支持康有为变法者,因政见与康有为一致而宽容、理解其学术,这其中所透露出的是戊戌时期学术与政治的复杂关系。     

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变法策略二题

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变法策略二题郑云山,陶水木在近年来的戊戌变法史研究中,有些论著认为：光绪及维新派变法策略的错误,是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但这些论著都是将光绪和维新派作为整体研究对象来立论的,那么,作为革新派巨人的康有为,他的变法策略究竟怎样？作何...     

张荫桓与康有为关系论辨

戊戌春夏间,张荫桓最得光绪皇帝信任,不但与康有为往来甚密,而且向光绪密荐了康有为。康、梁与张荫桓从各自的利益出发,都矢口否认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致使史籍中关于张荫桓和康有为关系的记载出现了很大的歧义。张荫桓以朝廷大员的身份鼓动光绪变法、安排康有为私见皇帝,并因此而获罪,不应被视为"康党"。     

论村民自主权与民主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村民享有自主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管理权、决策权、监督权、知情权、反映权、建议权等作了规定,村民们如何去行使这些权利,当前在行使这些权利中有何困难,如何来克服这些困难,文章在这方面作了初浅的探讨,建设民主法治国家,基层民主是基础性工作,希望法律人士在这方面作更多研究。     

吴虞的现代道家观

吴虞的现代道家观简明在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上，既有如严复、陈独秀、胡适等积极引介西学的思想家，也有如康有为、吴虞等自觉接通中西，借旧学来阐发新知的思想家。康有为主要活跃于清末，着眼于儒学传统的重新开掘与历史转换。吴虞主要活跃于辛亥革命后，尤其是新文化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