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的“历史”与“思想”

正书写、研究中国思想史,有两个东西无法回避,即"历史"与"思想"。所谓中国思想史的"历史",无非有两个,一是中国思想史自身的思想历史,二是中国思想史构建的思想历史。这两个思想的"历史"涉及到思想产生的历史、思想呈现的方式、思想史书写者所处的历史三个具体因素,需要贯通研究,方     

论希罗多德的“探究”是何以成为“历史”的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不少学者从书写风格、叙事方式、材料的使用以及写作的目的和动机等多方面,质疑希罗多德历史书写的真实性,进而否认其作为史家的身份以及古典史学与现代史学之间的传承关系.面对诸如此类的质疑与挑战,又有许多学者撰文维护希罗多德作为史家的声誉.本文正是以希罗多德研究中这两种学术思潮为背景,通过对希罗多德著作产生的思想背景、文化语境及其作者的写作方式和叙事逻辑等方面的考察,力图从思想史的角度综合论证,希罗多德所开创的这种写作体裁是古代希腊人一种新的认知方式,它与后世的“历史学”有着实质性的关联与承接关系.     

创新社会治理与社区文化建设——基于“清河实验”项目的一些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型,为现阶段的社区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从社区文化主体和文化自身逻辑的角度,对社区文化的文化特性和意涵进行重新思考,明晰现阶段清河地区社区文化建设面临的人与地、人与人、人与社会历史关系的疏离问题,进而挖掘与整理社区历史文化、民俗文化和社会文化信息,有助于创造社区文化空间、组织社区文化活动、书写社区口述史,从而建设对内认同、对外独特,并具有高度整合性的社区文化。     

诠释“天”与“地”视域下的中西文化

“天”、“地”两个基本概念在中西两种文化中渗透了丰富的内涵,既有相通之处,又有许多分歧之处,与科学、宗教、历史、文化、语言等因素交织在一起,本文通过对“天”、“地”两个概念的含义及在中西文化中的引申含义去探究对中西两种语言的理解与沟通。     

族裔认同为基 追寻真实为本——对华裔作家张纯如书写的解读

论文从"族裔认同与书写动机"、"追寻真实与伸张正义"以及"张纯如的书写启示"三个方面对张纯如的《蚕丝:钱学森传》、《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及《美国华裔史录》等英文作品的书写脉络进行解读。认为张纯如的英文书写基于大量的口述采访和历史考证,其作品兼具文学和史学价值。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张纯如对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深植于心。书写华人相关题材和探求历史真实,构成张纯如书写的两条基本脉络。她试图在文学和历史之间达成某种书写默契,去揭露一些本应被铭刻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而被遮蔽了的事实。张纯如不仅是一位畅销书作家,更是一位历史学家和人权斗士。     

地名叙事的去污名化实践——基于“盗泉”地名历史记忆的考察

自孔子不饮盗泉之水的传说产生后,历代文人儒士都将其视为修身养性的道德典故,盗泉则成为一种象征污浊、邪恶的符号,为君子所不齿。盗泉虽是微观地名,但历代地理志均对它青睐有加,盗泉也成为汇入泗水的一泓名泉。可在清代的地理志和地方志中,却出现了盗泉不可考、盗泉不外流的说法。这两种说法的背后实际上是地方官绅、民众避谈盗泉,极力为本乡风土去污名化的行为,目的是维护地方的文化形象。作为象征符号,地名的产生和消失都与其蕴含的文化使命密切相关,地名叙事映射出不同群体对地方历史记忆的取舍态度。地理志的书写并不总是真实地理的客观呈现,其中有着强烈的政治意图、文化表达和精神诉求。     

宣南文化研究“三说”

北京是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是北京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宣南文化在北京历史文化中有其独特的地位。随着北京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特别是宣南文化研究,更成为热点。宣南在历史上泛指宣武门外一带,现今的宣武区是宣南文化的发祥之地。在论及宣南文化同北京文化的关系时,形成三种互相辅济的观点,即源头说、缩影说和精华说。三说结合考察,可以窥见宣南文化的整体。     

意大利史书写中的“记忆转向”与“全球史转向”

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兴起“历史记忆”的研究潮流，这是受当时席卷欧洲的“记忆之场”趋势影响的结果。20年后，意大利又兴起“全球史”书写，将意大利史放在全球框架中展开。从“记忆之场”到“全球史”,这两次“转向”体现了意大利史书写的发展和演变。一方面，它受地方多样性、共和危机、欧盟困境、全球化等现实因素的影响，地方、国家、区域、全球在不同层次上与意大利的现实相互交织，影响意大利的本国史研究；另一方面，意大利历史书写长期以来又有为民族认同和国家建构服务的强烈倾向，故而强调以民族国家为本位。以民族国家整合为宗旨的历史写作还将在意大利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下艰难跋涉。     

历史记忆视域下日本二战“受害共同体”的影像建构及其危害

<正>电影作为记忆媒介,既是一种大众文化消费的方式,又是传播国家形象、促进国家认同的工具。另外,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态,彰显出特定社群的文化价值,通过对历史片段的重新选择和编排,成为构建公众历史记忆不可或缺的媒介。在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场世界大战和美苏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直至进入90年代"后冷战"时期,面对波谲云诡的政治格局,影视领域对战争记忆的不断回溯、书写与多元化表达,成为当下国族政治文化的表征符号。在战争电影领域,日本是一个产销     

第六届“汉化·胡化·洋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8年7月21—23日,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台湾中正大学历史学系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主办,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承办的第六届"汉化·胡化·洋化: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海内外17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40余名学者与会,围绕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文化传播与交流、族群认同与建构、历史传说与书写等议题开展研讨。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严耀中指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效用最大、最持久的方法是     

十六国的华夏化:“史相”与“史实”之间

现存史料中看到的十六国,是经过历史书写的层层润饰和过滤之后的"史相"。崔鸿以著有国史为选择标准编纂《十六国春秋》,注定入选的都是相当程度上接受了华夏帝国政治文化的政权。而十六国的国史撰述本身,已经通过种种手法塑造其君主和政权的华夏正统形象,比如它们将君主塑造成华夏文化素养深厚,且生而具有华夏圣王的种种神异和奇表的人物;又通过"模式化叙述",巧妙地将十六国历史与汉魏历史融合为一。这些史书呈现出的十六国的"史相",既是与史实有别的假象,也折射出十六国政权积极利用华夏历史资源来实现自我华夏化的真实努力。     

丹尼尔·斯迈尔与“深度历史”理论

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丹尼尔·斯迈尔等人所倡导的"深度历史"理论,试图以神经科学的新知为基础,为书写宏大历史提供新的路径。"深度历史"理论反对割裂历史叙述的史前史观念,更反对在人类的生物性与文化性之间划出时间鸿沟,认为历史进程中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一直存在互动关系。大脑是文化的生物性基底,同时深深受到文化的塑造作用。"深度历史"理论整合多学科知识、构建连贯性宏大历史叙事的努力值得称道。但在反对进步史观的过程中,斯迈尔也抛弃了启蒙时代关于人类心智进步的重要思想遗产,使得"神经史学"的主张不免失之粗糙,无法有效贯彻到系统性的历史著述中。     

建设“凉州文化”的一点思考

武威是历史文化名城,有丰厚的文化积绽。在进行文化建设中有多方面多层次的工作要做,我以为有一点是应当认真做的,这就是学术研究。也就是说,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对武威的历史文化进行认真的探索,挖掘真实的内涵,还历史以真实的面目。那么,研究什么呢?研究对象就是“凉州文化”。我在这里提出“凉州文化”这个概念,我想可以用这个概念代替过去有关武威历史文化的“五凉文化”、“西夏文化”、“天马文化”等,因为这些概念只能概括武威历史文化的一部分或者一个时期,而且还和别的地方文化有交叉,比如“五凉文化”就不仅是武威,武威充其量只是四凉,“西夏文化”更不以武威为中心。它们都只是某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我们说的凉州文化,大致指从汉武帝设置河西郡或者从“张蹇凿空”、开拓丝绸之路以后,直到清代中叶“凉州复兴”这一长达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产生在武威地区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这其中有几个突出的要点应当着力把握和研究:第一,西汉后期至东汉时期,我们称之为“天马”时期,这一时期武威的繁荣,由于文献的不足,研究得还不够。第二,四凉(前、后、南、北)时期,武威是西北地区政治文化中心,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先生说凉州是中古时期(公元二世纪到公元七世纪)具有...     

论克罗齐历史书写中的“当代性”

克罗齐的历史书写实践系统地体现了他的历史观:一切历史都是自由的历史。克罗齐在历史书写中的"当代性"体现为其中蕴含的三项论证:批判帕斯夸莱·维拉里等人对那不勒斯历史的实证主义解释,将那不勒斯认同纳入统一之后的意大利国家认同轨道;从自由史观出发书写意大利史,表达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抗议;反思破坏欧洲自由制度的非理性主义力量,论证伦理道德观念进步是历史进步的核心。自由史观、以伦理道德为内核的进步史观、批判根据自然因素解释人类历史的实证主义,是把握克罗齐的历史书写实践的核心线索。历史学研究贯穿于克罗齐的学术生涯始终,尽管体现出唯心主义、绝对化的倾向,但是,克罗齐对意大利与欧洲如何应对法西斯主义挑战,以及如何选择未来发展道路等迫切的现实问题,提供了专业的史学分析。     

马姆斯伯里的威廉与诺曼征服历史书写的“中间路径”

1066年后,"诺曼征服"的历史书写一度存在两种对立的派别:"诺曼派"为"诺曼合法化"服务,对诺曼征服大力颂扬;"英格兰派"则强调创伤与痛苦,批判诺曼征服给英格兰带来的伤害。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则第一次在诺曼征服的历史书写中寻求平衡诺曼人与英格兰人利益与情感的"中间路径"。他叙述了诺曼征服对英格兰的积极影响,以及诺曼人对英格兰造成的伤害与压迫,最终营造出诺曼征服的总体正面形象。这种"中间路径"成为盎格鲁—诺曼史家书写诺曼征服历史的传统,并与王朝政治实现互动,促进了盎格鲁—诺曼社会的形成与融合。     

“水书”研究概况

一水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不仅有自己的民族语言,还有记录语言的符号——水文字,用水文字书写的典籍——《水书》,水语称“泐虽”(Le~1Sui~3)。它与水族人民生活息息相关,诸如丧葬、婚     

“求真”才能“致用”

历史学是一门具有重大社会功能的学科。要充分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就要尊重历史的真实,探索历史的真实,把握历史的真实。把握历史的真实愈深刻,历史学的知识功能、借鉴功能和指导功能发挥得就愈充分。     

“首届秦皇岛地域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3年6月1日至2日,由河北省历史学会主办,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和环渤海地域文化研究中心承办“首届秦皇岛地域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在秦皇岛市召开。本次会议旨在发掘秦皇岛地域历史资源,梳理文化脉络,推动秦皇岛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来自河北、北京、上海、吉林、山东、辽宁等全国8个省市的50余位专家学者共襄盛会,提交论文45篇。会议开设两个专题,即“秦皇岛历史文化研究”和“历史学研究”。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秦皇岛历史文化研究开始成为该区域的主要学术亮点,势必推动秦皇岛地域乃至引领其他周边省市的环渤海地域历史文化的研究。     

“神话”／“历史”的对立与整合——一种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理解

传统上,“神话”和“历史”总是被人们当作一对完全对立矛盾的概念。神话,即非真实的虚构;历史,即过去存在的事实。然而,在近些年的研究中却不断出现将此二者并置观照的现象,所谓“想像的真实”、“虚构的历史”、“非真实的真实”等成为时兴一时的话语。本文通过剖析“神话”和“历史”这两个概念互动和认知的转移过程,说明神话／历史从意义层面上说并非是相互排斥的,随着学科视野的整合,相反,它们之间的统一性和相互建构性将越来越受到关注。     

碑刻民俗宗教文献的史料批判研究——以明清以降雁北关帝庙碑刻为例

民俗宗教是在民间信仰、民间宗教的基础上发展、成熟的一个学术概念,指民众日常生活中制度性宗教之外的各种宗教信仰和习俗。碑刻民俗宗教文献是以石头为载体的民俗宗教记录。作为一种历史书写,与历史本相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关系是其史料价值探究意义之所在。作为一类出土文献,它具有文献和文物的双重属性。明清以降雁北关公庙碑刻无论从碑刻书写范式及撰述意图,还是文物特点和背景,都具有真实而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尤其是其文物史料价值,对于历史学、民俗学、宗教学研究,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