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的汉口法租界电影检查风波

电影检查政策出台之始1896年,电影这门新兴艺术来到了中国,很快就成为中国大城市中广受欢迎的新兴娱乐形式之一。但是,随着影片上映的增多,其中     

汉口法租界梅医生纪念碑

<正>在汉口车站路附近,有一个由中山大道、车站路、岳飞街三条路交汇形成的三角形小广场,底边的老法租界工部局大楼前,曾有一座纪念碑,早已不存。武汉的地方志和各类史料,都没有纪念碑的相关记载,相当长时间还被民间学者误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念碑”。在汉口历史上,确实有过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的纪念碑,叫作 “war memorial”(正式名称为“战争纪念碑”)。这个纪念碑由英租界工部局修建,于1922年11月11日阵亡将士纪念日建成,     

汉口沦陷初期的难民区与法租界

抗日战争的第二个年头,1938年10月25日汉口沦陷.未及撤走的市民,有的事前涌入法租界,更多的是被日本侵略军强迫到难民区去.难民区的范围,据日军的所谓命令,是玉皇阁、利济巷、大王庙“一线以西地区”.这三条巷子,原互相衔接,形成汉水河边到中山路(今中山大道)的一条南北走向的直线,亦即今利济路的前身.当年汉口,中山路上段的北侧.还是湖凼、菜园、坟地;汉正街西端,即今天的r口路一带,已是市区西边的尽头,再往西去,便是郊区;南面是汉水河边.日军只说难民区的东边界限;其他三边,已不言而喻.这块地区街巷狭窄,房屋破旧,日军将全市市民集中于此,严加控制,便于生杀予夺.其狠毒用心,人人尽知.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四次中亚科学考察的比较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中国主要有四次大规模的中亚科学考察,即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１９２７年５月—１９３５年５月）、中法科学考察团（１９３１年５月—１９３２年３月）、美国中亚科学考察团（１９３０年５月—１０月）、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１９３０年８月—...     

影艺的政治:一九三○年代中期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研究

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的成立,是国民党电影检查制度建立之后,在左翼电影勃兴的现实威胁下更趋保守的反映,也是国民党电影检查制度形成并完善的重要环节,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国民党对电影的集中管理与控制。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既有对前教育、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工作的继承性,也有其自身工作的拓展性。就国民党创设其初衷而言,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的工作自有其成效,但又并不完全似国民党当初之预期。     

论二十年代末苏联反右倾斗争的后果和教训

本世纪20年代末,苏联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布哈林“右倾分子”的斗争。关于这场斗争的意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说:“右倾分子是富农在党内的代理人”,“如果右倾分子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就会放纵资本主义势力,破坏无产阶级的革命阵地,增多     

影艺的政治:一九三0年代中期的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研究

Threatened by the thriving leftwing film industry, the Nationalist Party became more conservative. They set up the Central Film Censorship Committee as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system of film censorship, further tightening the control over film production. It was a substitute for the former Film Censorship Committee under the Ministries of Education and Interior. The committee achieved its original goals, but the result of its work did not fully conform to the party’s initial expectations. Translated by Zhou Weiwei from Lishi Yanjiu 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2006, (2): 62–78     

华盛顿体系与中国国民革命:二十年代中美关系新探

为了避免由于列强对中国的争夺导致大国之间的冲突和应对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 ,美国在华盛顿会议提出一整套解决中国问题的政策思想 ,即华盛顿方案。华盛顿方案与中国国民革命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正是中国激进民族主义者对华盛顿方案的不满成为大革命兴起的主要因素之一。中国国民革命促使美国对华政策做出重大调整 ,并动摇了作为华盛顿体系重要构架的大国一致原则 ,为后来华盛顿体系的崩溃埋下了伏笔。     

打开国门:20世纪70年代末的出访潮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举国上下改变落后面貌、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强烈愿望推动下,1977—1979年间,中国领导人以及各类代表团的出访活动呈现迅速增长势头,出访活动的内容也从最初主要服务于技术引进的需要,逐步转变为服务于改革开放启动大局的需要。这使20世纪70     

教育电影还是左翼电影: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研究再反思

20世纪30年代真正意义上的"左翼电影",不仅与程季华等学者定义的"左翼电影"有别,而且与当时国民党提倡的"教育电影"有别。在国民党方面看来,20世纪30年代获得其推崇和褒奖的电影,并非"左翼电影",而是"教育电影"。作为两种政治属性截然不同的电影类型,"教育电影"与"左翼电影"可谓界限分明。尽管如此,在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的影片中,"教育性"与"左翼性"的元素常常同时并存,使得它既可成为具备政治合法性的"教育电影",又可成为"左翼电影"。这导致国民党党政部门在给这些电影定性时出现混乱,在1933年的"浙省密报事件"和"艺华事件"中互相指责,并导致了国民党教育部、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的改组与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的成立。但由于"左翼电影"的制作策略等原因,不管是教育部、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还是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都对他们认定为"左翼电影"的电影,大多采取修剪而非禁映的措施。     

分合之际:二十年代初省宪运动的背景分析

引言在地域辽阔的中国,国家组织中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从来就是政治中一个古老而常新的政治难题,寻求既能保持国家统一又能便于地方发展其个性的政治结构是这一难题的关键所在。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流变及政治制度的构造来看,中国一直是倾向于追求和想往单一制与中央集权的政治目标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大一统。在地方制度上,其最典型的特征便是郡县制逐渐取代分封制,并发展出近乎职业化的庞大官僚阶层。应该说,近代以前的中央集权的欲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停留在理念上的,它有很多社会、道德上的制约,也缺乏技术上的有效手段加以贯彻。     

《影艺的政治: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研究》

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19万字,35元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给观众带来了欣赏的愉悦和无限的欢乐,而且,其表现方式的直观性、形象性、真实性和丰富性,对观众有广泛、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力,从而引发历届民国政府关注并试图评判这种影响力的正面或负面效应,乃至最终产生对电影进行不同形式检查的制度实践。与民国电影产业的发展相对应,电影检查也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本书研究的主题,正是电影检查制度在民国     

新旧能否两立:二十年代《小说月报》对于整理国故的态度转变

整理国故的提倡者在最初论证其正当性和必要性时 ,基本不存“打倒旧文化”之意 ,但到北伐前后几年间却转变了态度 ,越来越从破坏的角度诠释整理国故。最具象征意义的是与整理国故活动有一定距离的文学研究会在 1 92 3年和 1 92 9年的《小说月报》上分别刊发两组相关文章 ,前者力图为整理国故正名 ,后者却主张推翻国学。这一态度逆转与世风密切关联 ,许多新派学者正基于整体性的新旧不两立的认知 ,为划清与“旧派”的界线而走上反对自己前期主张之路。     

从"再造"国民党到"以党治国":论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孙科的政治主张

1927年国共分裂后,国民党开始了新一轮的权力重组的过程,蒋介石凭借军事实力,很快占据了国民党的权力中心.     

寓教于乐:20世纪50年代苏联电影对中国民众生活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观看苏联电影是中国民众的文化娱乐活动之一,受到广泛欢迎,同时苏联电影中蕴含的丰富内容可以使中国民众受到一定的思想教育,因而得到党和政府的提倡。通过放映苏联电影,展现了苏联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促进了中国人民对苏联革命和建设历程的了解,鼓舞了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贯穿在苏联电影中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高度的艺术性以及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使中国人民潜移默化地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可以说,苏联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思想教育与文化娱乐的双重功能,取得了寓教于乐的良好效果。     

集权政治与专家治市:近代中国市政独立的艰难旅程——1930年代汉口个案剖析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旨在推动城市现代化的市政改革运动在汉口兴起.作为市政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专家治市在推动近代中国城市政治民主化、法制化和城市管理科学化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专家治市的成功与否,既受制于民国整体的政治环境和城市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亦与专家治市中的主体--近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变和文化转型有很大关系.由于市政体制受制于国民党"一党专制"的集权体制,加之近代中国没有建立起西方式的公务员体制,而且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还处于起步阶段,以及近代知识分子对权力的人格依附,近代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建立真正的"专家治市"的"良好市政",市政独立也不可能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