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牺图》 三绝记趣

江辛眉先生去世十一年后,他的《阮堂诗词选》终于出版了。收到新书,自冯其庸先生的《序》和辛眉之子的《高天寥落一诗星》读起,江兄的音容笑貌仿佛又浮现眼前。他前期诗作,见所未见,但后期诗作,颇多熟悉。就诗论诗,冯序云:“乃辛眉不生于唐、不生于宋,而生于当世,当世无杜、韩、苏、黄,则其人谁与归乎?”真令人“情何以堪”,“不禁泫然”。     

秋冷先知是瘦——析白居易后期思想转换、寓洛原因和“中隐”生活

中唐杰出诗人白居易前期创作了大量不朽的社会性讽喻诗,充分展示了他“动言直笔书”而“不惧权豪怒”的直吏本色和兼济天下的政治抱负。后期,诗人又吟咏了相当数量的山水、田园间或有感伤情调的闲适诗,“独善其身”是这一时期诗作的主要表述倾向。白居易从“志在兼济”的入仕抱负到官场失意后的“独善其身”,不是简单的表象变化,而是诗人在重创之下屈而难伸的思想转换,“江州之贬”就是这种思想转换的界碑。     

为何不见鱼书至

中唐时官至西川节度使的韦皋,一生不知诗作几何,《全唐诗》仅收录了三首,其中之一是《寄玉箫》（一说《忆玉箫》）：“黄雀衔来已数春,别时留解赠佳人。长江不见鱼书至,为遣相思梦入秦。”     

论刘禹锡诗中的佛教烙印

享有“诗豪”之誉的刘禹锡,其诗作以迥不犹人的“骨干气魄”,在中唐诗坛独树一帜,显示出鲜明的个性特征。这已经引起研究者们的充分注意。然而,在探讨刘禹锡诗的个性特征的同时,人们往往无视或忽略诗人所生活的特定时代给其诗打上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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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探索 “唐地”考辨 张 锟“陶唐”或“唐”是传说中五帝之一的称号,“帝尧陶唐氏”在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关于“陶唐氏”和“唐”地所在问题的研究,首先应该明确：一、陶唐或唐与尧本不相涉;二、陶唐与唐的所指,应为一古代部族或古国名,唐又可指陶唐氏所居之地。历来关于“陶唐氏”所居之“唐”地地望的考证,多与帝尧联系在一起,其中有一些牵强附会。根据晋侯墓地的发现,我们只能推定晚商时期晋南有一个“唐”国,即“河汾之东,方百里”之地,处于“大夏”范围内,则与陶…     

李益及其边塞诗

李益是中唐边塞诗的代表诗人。其诗作豪放明快、雅俗共赏,富有音乐美,从多方面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当时边塞战争的实际,闪耀着现实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光彩。     

李贺与昌谷

李贺(790～816),字长吉,唐时河南府福昌县昌谷(今洛阳市宜阳县三乡)人。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中唐诗坛上,李贺如一道炫目的闪电,划破了诗坛的夜空。作为中唐杰出诗人,他独树一帜,自成一家,对晚唐及宋金元明清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传世诗作243首中,其一系列名句,如“少健无所就,     

杜诗《洗兵马》钱注发微

杜甫诗《洗兵马》钱谦益注历来聚讼纷纭,它涉及理解的客观性、历史性,须进一步讨论。本文先从《洗兵马》所处整体语境进行考论,认为该诗作於唐肃宗乾元元年（758）春的可能性较大,反映该时期特有的君臣士民平叛的“喜跃气象”。钱注将该诗主题归结为“刺肃宗”,有悖於文章显示的主导气氛,尤其是认定杜甫对肃宗“不欲其成乎为君”,是无视作者情志,有失於“客观性”。然而文本意义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变化,阐释者必然参与文本意义之建构,从这一角度看,则钱注将《洗兵马》纳入後半部杜诗之整体,发露文本的潜在意义,又有其合理性与深刻性。     

由“禅悦”到“逃禅”——唐代后期诗风的人工气息

唐代诗歌深受佛禅思想影响,唐前期诗人深得禅宗思想真意,诗歌从容淡定,体现“禅悦”诗风。唐后期诗人把禅宗思想作为逃离现实的寄托,刻意追求,诗歌有了明显的人工痕迹,形成“逃禅”诗风。贾岛的“苦吟”,姚合的“轻巧”,以及马戴、李频等人的诗歌,呈现一种唐末期的“衰飒”之气。     

李白在金陵的游踪与诗作

李白是中唐诗坛领袖,他写于金陵的诗有90余首,这个诗歌不仅与金陵文人高度契合,而且使金陵山水名胜增色,被后世奉为典范。现将李白在金陵的游踪与诗作一并作一考察,进而分析李白与金陵山水人文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