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 孔子的智慧与生命之道

1915年6月,正在日本东京忙于协助章士钊编办《甲寅》杂志的陈独秀,接到好友告知妻子生病的信后,立刻打点行囊,乘船回国。不久,《新青年》创刊。陈独秀为杂志撰写了《本志罪案签辩书》一文,主张将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艺术等一并革除,     

政府等于国家吗？——章士钊就陈独秀案与程沧波笔战

1933年4月,国民党治下的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理陈独秀等“危害民国案”,起诉书列举的罪名为“以危害民国为目的,集会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宣传。”无论陈独秀的无罪自辩,还是章士钊律师义务做的无罪辩护都很精彩,经当时《申报》、《大公报》、《国闻周报》等各大报刊的报道而轰动一时,他们提出的“政府不等于国家”,“反对国民党及其政府,并非反对国家”等观点尤其有力,让国民党当局很是难堪。     

从陈独秀的一篇文章看近代中国民主思潮的特点——读史随笔

一篇“举世怪骂”的文章人们都知道陈独秀因创办《新青年》而成为当时毁誉交加的人物。在此之前,他已有过一篇文章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受到“举世怪骂”。这篇文章就是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日《甲寅》杂志发表的署名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这是一篇在陈独秀前期思想研究和“五四”民主思潮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文章。全文四千五百字,主要讲了这样四点意思:     

前后“甲寅派”考

"甲寅派"是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思想文化流派,它因章士钊所办<甲寅>而得名.但章士钊一生创办过三次<甲寅>,即<甲寅>月刊、<甲寅>日刊和<甲寅>周刊.<甲寅>月刊1914年5月10日创刊于日本东京,第4期后因故停刊半年,从第5期起移往上海,出齐10期后因被禁而停刊.<甲寅>日刊于1917年1月28日创刊,每日1号,每号6版,实为日报而非期刊,至6月19日停刊,共出版142号(报纸排号为150号,有误).     

高君宇与陈独秀

早在五四运动之前,高君宇就对陈独秀十分仰慕和崇拜,这倒不仅是因为陈独秀是高君宇所在的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而更主要的是因为陈独秀是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的《新青年》(原名《青年》)的创办者和主编。当时《新青年》以倡导新文化运动而誉满全国,被人们誉为青年界的“明星”、“金针”、“良师益友”。因此,当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和     

章士钊与陈独秀的诗书唱和

正章士钊与陈独秀两人交往密切,早年曾一起革命,陈独秀创建中国共产党后,两人因政见不合而分道扬镳,但在个人感情上仍然彼此关心,诗书往来不绝,私谊长存。1932年,陈独秀被捕,章士钊多次出庭为陈独秀辩护,时人称章士钊"有古义士之风"。章士钊晚年在《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一文中曾说:"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认为最难交者有三人:一陈独秀,一章太炎,一李根源。但吾与三人都保持始终,从无诟谇。"陈独秀     

《新青年》六大编辑往事

1915年9月15日,由上海群益书社印制发行、陈独秀主撰主编的《青年杂志》正式创刊。《青年杂志》后来改名为《新青年》。从1918年1月第四卷第一号开始,这本由陈独秀一人主编的普通刊物,转型为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轮值编辑的同人刊物,并且很快成为全国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文化思想类刊物之一。由《新青年》杂志直接启动的文学革命加思想解放的白话文运动,为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提供了通俗易懂的话语工具、写作范本和思想资源。     

陈独秀谈《红楼梦》

反对把《石头记》当做善述故事的历史 1917年3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答钱玄同（文学改良）》,谈到章太炎称《红楼梦》善写人情：“国人恶习,鄙夷戏曲小说为不足齿数,是以贤者不为,其道日卑,此种风气,倘不转移,文学界决无进步之可言。章太炎先生,亦薄视小说者也。     

不读《三字经》以后

中国历史上最经典的幼儿启蒙读物是《三字经》,或者准确地说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和《弟子规》,简称为“三百千千弟子规”——读起来很押韵,朗朗上口。     

“悦享越精彩”《世界》＆万达领袖论坛成功举办

作为中国唯一专注出境旅游的杂志《世界》,不仅向读者提倡“生活即旅行”的独特理念,还积极推动旅游业内整合提升。日前,《世界》杂志联手万达酒店及度假村管理有限公司,与来自国泰航空及港龙航空、韩亚航空的代表,聚首在长沙万达文华酒店名仕会,举办了“悦享越精彩——开启大数据时代下的卓越营销服务”暨《世界》杂志领袖论坛。这是《世界》杂志成立以来,首次联合酒店集团、知名外资航空公司采用的专题论坛形式。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