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的思想转变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的思想不是向后倒退,而是继续向前发展。他吸取了维新运动失败的教训,把变法成功的希望从皇帝和少数当权官僚身上转到“开民智”和要求“民权”方面。百日维新的失败是梁启超思想转变的契机,从他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对变法失败所作的深刻的反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思想转变的轨迹。梁启超的民权思想当他1897年主讲时务学堂时就已萌发,而作为较系统的民权观的形成,则体现在他1902—1903年所写的《新民说》论著中。《新民说》的启蒙意义在于,当资产阶级革     

《新民丛报》与梁启超的“新”思想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卓越的文化名人,他一生涉猎甚广,尤为突出的是他在报刊业和学术、思想文化方面。 《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持的报刊中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刊物。1902年2月8日,继《清议报》后,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编辑和发行人署名冯紫珊,实由梁启超负责。刊物上的重要文章也大都出于梁启超之手。《新民丛报》为辛亥革命前维新派的重要刊物。     

毛泽东与广播体操运动

近现代中国,“身体变革”成为早期启蒙思想家应对内忧外患的一种诉求。他们大都将新民的身体建构视为解决国难的根本之道。而为了应对新中国初建所面对的压力和困难．在毛泽东时代再次兴起了一场强健身体运动,即广播体操运动。毛泽东以“体”为基础的新民观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从此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激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矛盾一起爆发出来。毛泽东就成长于这样的时代环境中,目睹了国家的贫弱与民众的知识缺乏、智力低下、乃至精神沦落。通过阅读梁启超的《新民说》,毛泽东确立了自己救国救民道路的起点。他非常认同梁启超对中国陷入危亡的分析．并认为相较于最腐败的政府而言。最弱散的国民是更根本的原因,于是提倡“新民”以复兴民族。他说：“国民全体是以国民个人做基础,国民个人不健全,国民全体当然无健全之望。”即认为“新民”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基础。毛泽东早期的新民观主要受梁启超的影响。     

梁启超与陈独秀启蒙思想比较──从个人与社会关系出发

梁启超与陈独秀启蒙思想比较──从个人与社会关系出发张宝明在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上,能够开一代新风,并在其影响下使社会出现一个新形势与新局面的,非本文选择的两位人物莫属了。梁启超、陈独秀两人在年龄上仅差６岁、却分别成为戊戌与“五·四”时期思想上的代言人。...     

论梁启超与严复的相互评价

在戊戌启蒙四大家中,梁启超与严复的关系最为复杂。就相互评价来说,梁启超始终推崇严复,至少尊敬有加,而严复对梁启超的态度却在戊戌政变前后反差极大。与梁启超对严复始终如一的推崇相比,严复在戊戌政变后对梁启超的攻击显得格外令人瞩目。探究梁启超与严复的相互评价,不仅可以直观两人的思想异同,而且可以深切感受戊戌启蒙思想的内部分歧。     

胡适心目中的梁启超

20世纪初,正是梁启超最为灿烂的时光,其在日本横滨主编的《新民丛报》和《新小说》,已在国人面前尽显其"舆论骄子"、"宣传界执牛耳者"、"天纵文豪"的丰姿。梁启超为自己开辟了一个"新民时代",时当而立之年。很多知识青年都把梁启超奉为导师而敬仰和崇拜,胡适便是其中最为典     

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在首届“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发表了各自有关梁启超的最新研究成果,涉及梁启超的国民和性别观、思想和文化观、哲学和科学观、政法、经济和社会观、民族和宗教观、史学和文学观、新闻、舆论和教育观以及梁启超和同时代重要人物、事件的关系等诸多领域。选题广泛而细微,视角独特而开阔,或对传统看法进行了再审视,或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多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发现和运用了新的史料,充分体现了学术创新精神。     

梁启超学术讨论会概述

梁启超学术讨论会于1986年12月5日至8日在广东江门举行。北京、上海和广东等地的研究和教学人员数十人参加了会议。 这次学术会议主要讨论了梁启超与启蒙思想的问题。交会议的论文二十多篇,涉及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经济思想、     

需学与梁启超文化思想的演进

学界对儒学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一直存有争议。本以时间为序,就儒学与梁启超的变法思想、新民思想以及五四以后化思想的关系展开论述,力图阐明儒学对梁启超化思想的影响、梁启超对儒学的发展和改造,进而揭示儒学自身的复杂性和儒学近代化的艰难,指出儒学对近代化既有相容性又有阻碍性。     

梁启超历史编纂思想的革新性与继承性

梁启超在撰著《新史学》之时,为了反映救亡图存的时代需要,倡导"史界革命",激烈地批判旧史学以记载帝王将相为中心的种种弊病。而实际上,梁启超论著中又有大量论述强调对于传统历史编纂学的精华应当大力继承和弘扬,在他身上,革新性与继承性二者都有强烈的体现。而这种学术品格也正是他取得重大学术成就的深刻原因。我们应当重新发掘史料,梳理其历史编纂思想的发展历程,重新给予这位近代史学史上的杰出人物恰当的历史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