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封建帝都粮食供给看北京与周边地区的关系

本文从城市人口的增长与粮食供需矛盾突出、王朝时期粮食供给措施、京师粮食供应与消费、京师乏粮后果与应急措施四个方面阐述了封建帝都北京粮食供给与周边地区的关系     

我国农村改革的历程(二)

正粮食改革对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对农民的补贴、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概括起来叫"粮改"。"粮改"主要从三大政策开始,也可以称为是第一轮"粮改"。1979年的三大政策是:第一,让农民休养生息,如果南方稻谷产区的农民人均稻谷产量不够400斤,如果北方旱粮杂粮地区农民人均产粮不够300斤,国家即停止征收粮食。城里的粮食供应减少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节粮运动

1953年上半年,全国粮食供应突然紧张.据粮食部报告,1952年7月1日至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里,国家收粮547亿斤,支出587亿斤,出现40亿斤赤字.此外,粮食产区遭遇水灾,预计减产70亿斤.     

情洒粮店——记山西省劳动模范、长治市东街粮店主任李瑞云

上党盆地有座古老、美丽的城市——山西省长治市。市里有一条名叫“锡坊巷”的偏僻小巷,小巷深处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基层粮店:东街粮店。     

兴化市粮食局

该局紧紧围绕工作目标,重点抓好粮食营销、购销企业结构调整、储备粮体系建设、招商引资、规模企业培埴和社会粮食统计等工作,抢抓机遇,拼搏进取,粮食经济发展保持良好态势。粮食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治粮”水平进一步提高。一是全面贯彻实施《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认真做好粮食收购许可证的办理和粮食流通统计工作。二是切实推进依法治粮,积极开展粮食流通专项检查。三是认真抓好储备粮管理,进一步完善了储备粮管理体制。兴化市北郊国储库已连续三年被省粮食局表彰为“一符四无”先进单位。     

我所知道的四川调粮

1950年．四川省第一次向外省大规模调粮。四川再次大量外调粮食是1959年、1960年及1961年。这三年恰恰又是四川因“大跃进”而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年,此时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所以调粮问题成为四川人民议论的焦点之一。四川的调粮是“大跃进”全局性错误中的一个局部性错误．不能离开全局来单独强调这个局部。     

民国时期北平城市粮食市场区位分布及其等级研究

民国时期北平城市人口众多,粮食需求颇费。北平火车站附近的粮栈作为第一级市场将粮食输入到北平城内,一级销售商携带粮食样品在第二级粮食交易市场进行商品交换,第三级市场销售商在二级交易市场确定货源后,将粮食供应全市人民,最终覆盖整个北平城。第一级粮食市场承担代替外地粮商销售买卖的功能,多集中在车站附近;二级粮食市场确定了一级市场的货源后,进一步将粮食供应系统扩大;三级销售市场的主要表现形式为米庄和陆陈行,其特点为数量大、规模小、覆盖范围广,有效地将粮食输入给最终消费者。粮食供给直接关系到民生问题,本文围绕粮食这一主题,探讨了民国时期北平城市粮食市场的总体运作原则、粮食商业的运行模式以及每级粮食供应商的特点与粮食流通方式,指出北平粮食市场的三个级别间的相互联系。     

1960年秋至1961年5月中国自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粮食进口

1960年秋,鉴于国内严峻的粮食供应形势,中国着手重启并扩大同加拿大的粮食贸易,此举得到了加拿大的响应。与此同时,作为世界市场另一主要粮食供应国的澳大利亚,一方面试图与加拿大在对华粮食贸易上建立攻守同盟,另一方面却坚持其反共疏华姿态。两国态度的差异,为中国于1961年5月最终争取到有利的粮食进口条件提供了便利。回顾这段历史,对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确保粮食安全和促进改革开放事业具有借鉴意义。     

菽麦实所羡 孰敢慕甘肥——从《新疆通志·粮食志》看历代政府在新疆的粮食政策

自 2 0 0 1年 5月 1日起 ,全国各省区同时停止办理《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明》和《农村粮食供应转移证明》手续。至此 ,伴随全国人民走过近 50年风雨历程的“粮食关系”终于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光荣“退休”。粮食关系是我国自 1 953年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管理体制以来的产物 ,它的退出标志着统购统销管理体制已不再适合社会的发展需要 ,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对于许多人来说 ,并不很了解粮食统购统销体制近 50年来在促进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更无法全面了解历朝历代在新疆的粮食工作的具体情况。近日出版的《新疆通志…     

打破计划体制的藩篱,以改革促发展

如果能穿越时空,让一个身置改革开放前的农民或市民看到今天的社会,他一定会很震惊——私人怎么能随便开粮店,农民怎么能自己销售农产品呢？这可是政策不允许的!然而,这却是历史事实!新中国成立伊始,虽然我国的农业有所发展,但远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落后状态,粮食增幅远远赶不上需求增长的速度,加上1953年我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移植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计划经济体制,粮食需求量急剧增加,导致粮食供需矛盾变得更加突出。     

陈永贵与大寨粮食统购统销

1953年是我国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第一年,也是国家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我国城镇人口迅速增加,使城乡粮食供应面迅速扩大,需求大幅度增加。这就使得粮食的产需矛盾、供求矛盾日益尖锐。中共中央实施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关系着5亿农民和8000万城镇居民的吃饭问题,事关重大。为了完成好统购统销任务,陈永贵反复在大寨村党支部生活会上讲,不厌其烦地做群众的工作,挨家挨户地动员。由于陈永贵长期引导大寨社员树立顾全大局的思想,在大寨逐渐形成了爱国家、爱集体、甘于奉献的良好精神风貌。这种精神风貌使大寨粮食连年增产,年年多向国家卖粮,社员又无怨言,这不能不说是陈永贵思想教育的成功,大寨人思想领先的表现。     

在走钢丝般的日子里

贵州解放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粮食生产稳步增长,自给有余,每年都有外调。但从1958年的“大跃进”开始,生产力遭到大破坏,几十年来粮食一直处于短缺、紧张状况,被称为贵州“生态、人口和粮食”三大危机之一。“文革”内乱,使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贵州城乡粮食供应状况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纸币三百六十行》出版发行

<正>由石长有、陈晓荣编著的中国钱币丛书乙种本之七《纸币三百六十行》已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该书收录18大门类360多个官私行当发行的钱票、代价券、赠券、找零券等信用货币400余种,从不同层面解读钱票发行的背景及特点,如典、当、质、押、按等都属于典当业。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粮店、粮栈、粮行都是粮食系统有什么区别,药房、药栈、药局、药号、药庄、药室各有什么特点,等等,在本书里都能找到答案。     

清代山西的粮食贩运路线

施坚雅、帕金斯等人倡导的明清时期城市化历史中“经济──地理”的人类学理论模式,不一定适用于每一个微观个案研究。清代山西贩粮路线的演变历史对此提出反例。对山西粮食运销的考察结果表明,区域性市场需求的扩大是刺激粮食长途贩运的重要原因,粮食的运销也支持了相关区域的城市化发展。清代晋中南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同口外蒙古的垦殖活动有一定的互动关系。     

清朝东北粮庄的破坏和丈放

清朝东北的粮庄,由盛京粮庄、锦州粮庄和打牲乌拉粮庄三部分构成。因其生产以粮食为主,供皇室享用,亦称大粮庄、皇粮庄、庄屯或官地,是清代皇庄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乾隆以前东北粮庄的研究,史学界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对乾隆以后东北粮庄的破坏和丈放等问题,尚无专门论列。本文拟利用档案等资料,对此问题加以论述,以求教正。     

明代西南边疆经略中的粮饷供应问题

明朝统一云南初期、三征麓川以及抗击缅甸入侵,是明代西南边疆经略的重要时期。三个时期的粮饷供应呈现出多元化特点。在供应内容上,明朝统一云南初期和三征麓川时期以供应粮食为主,抗击缅甸入侵时期除了向募兵供应月粮,还要供应饷银。在供应方式上,同一时期有多种供应方式,不同时期供应方式有变化,且各有侧重。粮饷供应对明朝西南边疆经略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粮印

粮印,是用来封盖粮仓、粮堆的一种特制印板。在贮藏或临时堆放的粮食上面,加盖粮印以防偷盗,并作为信验的凭证。过去,多用于官仓、粮行、私家贮粮。解放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村的一些生产队还在使用。秋收季节,场面上晾晒、碾打谷物,午间或夜晚将粮食堆起来,为了查验、提防有人偷盗,就用一种刻有文字或图案的特制木板,在粮食堆上密密匝匝地封盖印记,这种特制的木板,就是粮印,农民们通常叫“粮印板”。     

保甲与抗战时期浙江的粮食生产与征收——以龙泉县为例

1937年杭嘉湖等重要产粮区相继沦陷后,浙江大后方各县面临粮荒。为了确保军粮、公粮和民食的基本供应,省政府利用保甲组织在大后方实施粮食管制,积极开展扩大粮食生产和粮食节约运动,并对田赋制度加以改革,加大征粮、借粮和购粮的力度。粮食增产运动使后方各县的粮食耕种面积扩大,粮食种类和粮食产量也有所增加,一定程度确保了战时军粮和公粮的供应。在粮食增产、粮食征收中,保甲组织与乡镇保甲人员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战时粮食生产与管制的重要力量。然而,过度的征粮、借粮和购粮则侵占了民众的基本口粮,造成了饥荒,使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与日俱增,并将这种不满转移到乡镇保甲人员的身上。     

日伪对华北粮食统制研究(1933—1945)

粮食是重要的战备物资,日本自局部进犯华北至战败,对华北粮食的统制经历了“日满华经济提携”指导下的农粮调查、“增棉保粮”政策下的粮食开发及贸易统制、“重点开发”及封锁掠粮、服务“决战体制”下的行政收买及武装掠粮四个阶段。粮食统制的变化与日本战略扩张及维持沦陷区治安密切相关,本质是维持华北沦陷区的“兵站基地”作用。日伪对粮食进行殖民性开发、劫掠式收购、差别式配给,掠夺强度不断加深,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日本“以战养战”的目的。但囿于华北农情实况和各界抗争现实,日伪主观统制意图与客观经济规律难以调和,粮食统制最终走向失败结局。     

刘瑞龙与淮北抗日根据地的粮政工作

刘瑞龙是淮北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高度重视粮政工作,建立健全了根据地各级政府机关粮食机构;规范了粮食征收、支付的程序;有计划地开展根据地的粮食生产,为建立完善淮北抗日根据地在生产、征收、保管、支付等方面的粮政工作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