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县朱家集李三古堆大墓墓主的再认识

1933年寿县朱家集李三古堆大墓被盗出土的铜器群,是本世纪考古重大发现之一,也是楚文化研究之启端.由于它是王一级的大墓,且有数十件有铭铜器,所以至今在考古学上和楚文化研究方面仍未失去它的学术价值.中外有关学者,对这一铜器群也尚频频关注.该墓器物出土后,即有“墓葬”和“窖库”两说.1934年,前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派李景聃、王湘两位研究人员赴寿县朱家集调查,于1936年发表《寿县楚墓调查报告》.《报告》否定了窖库说,为墓葬说提供了颇有说服力的依据.既是墓葬,墓主又是谁呢?在30年代,学者们多以器铭考释,认定墓主.如唐兰认为,器铭中的“楚王(今酉)肯”即考烈王熊元,“元、肯一声之转”;“楚王(今酉)(干心)”,即楚幽王熊悍.马衡亦主“(今酉)肯”为楚考烈王说.郭沫若则认为“(今酉)肯”、     

“(石鼎)(鼎它)“橐驼”考

襄樊市博物馆所收藏的襄阳山湾铜器中,有一件有铭的铜鼎。关于鼎的形制、铭文,王少泉同志已撰文作了详细的介绍。此鼎盖、器皆有铭文二行六字,据王文所释,盖铭为:“邓尹侯之洉(池皿)”,器铭为“邓尹侯之”。杨权喜同志则释盖铭末二字为“浴(池皿)”,器铭末二字为“(鼎可)?(化鼎)”?.从所发表的铭文摹本看,盖铭中的“(池皿)”字当隶定为“(沱皿)”,其上一字释“浴”于字形无据;释:“洉”,形虽相近,亦不可通,此字应释为“沰”,为从水石声之字。春秋战国文字中,“石”或写作后,见《先秦货币文编》及《古玺文编》卷九;或写作,见《说文》“磬”字古文所从,     

“司(?)母”考——殷墟“妇好”墓器物铭文探讨之七

殷墟妇好墓器物铭文中,铭“司(兔丂)母”者二十六器,计有方壶、圆斝、圆尊各一对,觚十一件、爵九件,铭文均为正书(图一,1、2、7)。另外,有大方尊二件,器底亦铭“司(兔丂)母”,但在“(兔丂)”旁多一“癸”字,铭文为反书(图一,6)。此二件方尊与前面二十六器当是一人之物,故妇好墓共有“司(兔丂)母”之器二十八件。在妇好墓不同铭文的铜器组中,“司(兔丂)母”组仅次于“妇好”组,足见此组铜器之重要.     

南阳博物馆征集的应国铜器盖及晚商铜觚

南阳博物馆征集的应国铜器盖及晚商铜觚徐俊英河南南阳市博物馆馆藏的青铜器中,有１件带铭的“应国”铜器盖及１件带铭的晚商铜觚,这２件铜器均系在南阳废旧公司仓库拣选征集。现介绍如下。“应国”铜器盖：呈圆形,盖顶微弧,顶端有一镂孔式圆形捉手,捉手上饰陶纹一周...     

西周铜器分期研究中的铭文方法

西周铜器往往具有铭文,尤其是中、晚期之器常常具有长篇铭文,这为其分期研究提供了十分难得的依据。两宋时期的金石学家就已注意到了铜器铭文与铜器年代早晚之间的关系,并且总结出了一些规律,例如:“西周言虢叔者甚多”,“曰父乙者,周初接商之器也”,“周之彝器粲然成文”等等。清代考据学大兴,对铜器铭文的研究又进了一步,关于铜器铭文与分期提出了许多常识性的标准,如:“周人多称伯仲”,“此铭篆文极古,词如典诰,定为周初之器”。此外,还指出了宋人在西周铜器分期上的错误。如宋人以为“以十干为铭者,为商器”,而吴式芬则提出“以十干为铭者,商周皆有”。类似的例子很多。清末民国初年的王国维把西周铜器铭文研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他在考证遹敦时,受铭文中三次出现“穆王”的启发,提出“周初诸王,若文、武、成、康、昭、     

谈毓祖丁卣等三件商代长铭铜器

殷商后期较早阶段的铜器铭文都很简短,仅用一个字或几个字标明器主的族氏或祭祀的对象;较晚阶段出现记事性内容,字数有长到四十多字的,如小子(?)卣。传世与出土的具有长铭的商代铜器不多见。过去由于种种原因,一些重要的商代长铭铜器流落海外。近年在我国考古工作中商代长铭铜器偶有发现,如安阳殷墟出土的戍嗣子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传世的毓祖丁卣、(耳口)簋、小臣缶方鼎,也是商代长铭铜器。这三件铜器的器形、花纹特征与商末帝乙、帝辛时代的青铜器一致。三器的铭文均见著     

读杨家村出土的虞逑诸器

陕西眉县出土的二十七件青铜器,是2003年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本文对这批铜器的铭文,从遣词用语到历史内容进行系统考释,认为作器者以“逑”为氏,行辈为“叔”,字“五父”,是单氏家族的一个分支,即“灵伯”和“懿仲”的后代。这个家族曾历事西周各王(从文王到厉王),共七世。此人继承其先辈的职务,继续担任宣王的虞官,负责管理山林川泽。宣王四十二年,因协助杨侯长父伐猃狁有功,受到周王册赏;四十三年,又被册命加官,兼管“历人”。铜器出土地点周围还有三次重要发现。除一件年代较早的大鼎还不能完全肯定,其它两次都是属于这个家族的铜器,一次是其先辈(彖皿)的铜器,一次是他本人使用的乐器。作者认为,逑的七世祖考,其中的(彖皿)是重要人物,其祖父是成王前后的王室大臣益公,父亲是这批铭文中的“新室仲”。可见益氏家族也是从单氏分出。另外,从(彖皿)器讲养马的铭文以及文献所见虞的职司考虑,马政也是由虞官负责。这或可解释逑为什么既为虞官又参加战争。     

青铜器“麦尊”与邢国始封──两周邢国历史综合研究之一

西周青铜器“麦尊”铭,涉及到邢国的“始封”,老一辈金学家郭沫若《两周金辞大系考释》、刘节《古邢国考》与《麦氏四器考》、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33、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铜器铭刻》与《西周青铜器铭分代史征》以及近人李学勤、唐云明两先生《元氏铜器与西周的邢国》、李学勤先生《麦尊与邢国的初封》、王冠英先生《关于西周青铜邢器的铸造工艺》、李先登先生《邢国青铜器的初步分析》等,均对此器作过考释或论述。本着重对此器有关邢国“始封”的铭进行了考释,并结合有关铭资料和献记载,就邢国“始封”的时间、地点和人物等有争议的历史问题,试作考述。     

“应史”诸器与周代异姓史官

198 2年 1 1月 ,河南平顶山市郊区阳岭上出土了一批西周铜器① ,其中 4件铜器上铸有铭文 ,铭文中均有“应史”二字 ,现介绍如下 :《应史鼎》铭曰 :“应史作旅鼎”。此器口微敛 ,卷沿 ,沿上有双立耳 ,斜垂腹 ,三柱足 ,口沿下饰以细云雷纹为地的回首夔龙纹。铭文以竖行铸在器壁内。 (图一 ,1 )《应史簋》铭曰 :“应史作旅簋”。此簋带盖 ,盖上有喇叭形握手 ,子母口 ,斜颈 ,鼓腹 ,圈足 ,盖和颈部饰条带状变形夔纹 ,圈足上有一周弦纹、两周细云雷纹。器内、盖内所铸铭文相同。 (图一 ,2 )《应史爵》铭曰 :“应史作父乙宝”。此器侈口 ,长流 ,…     

“复合族氏”铭文研究的一种新视角——以殷墟晚期“告”作有铭铜器为例

殷墟晚期铜器铭文多数较短,其中又以类似"亚某"、"寝某"等形式的短铭较多。以往的研究中多将这种形式的铭文归为"复合族氏铭文"。通过对殷墟晚期"告"作有铭铜器的梳理,我们认为这种形式铭文中的一部分可能不是"复合族氏铭文",而是"官职+私名"。这对认识殷墟晚期短铭金文的性质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乾隆朝广西宝桂局铸钱利润的考察

清王朝建立伊始,即设立京城宝泉、宝源局和部分省局鼓铸钱文。铸钱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生息助饷”,“以佐军资”,即通过铸钱获息解决军费开支之不足。广西宝桂局设炉于康熙六年。开始铸钱时,各铸局主要依靠收买废铜旧钱以及旧铜器皿作为铸钱原材料。时值社会动荡,废铜旧钱及旧铜器皿价格非常低下,每百斤价银六两五钱左右,     

河北行唐发现的两件汉代容器

河北省行唐县连家庄公社北高里村在1985年2月曾发现一批汉代铜器。其中两件容器刻有"常山"和"中山内府"铭款,和满城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墓中出土文物关系比较密切,是研究汉代,特别是研究汉中山国历史的重要实物。     

几件有铭秦汉铜器的考释

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了丰富的秦汉铜器,其中多见刻铭者,它们对于秦汉铜器的断代、秦汉职官和度量衡制度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现择要考释如下： 1．二十五年铜盛（缺盖）高15、口径20厘米。1959年陕西省西安市收购。通体分五棱六段。每段内刻云纹,云纹间原镶嵌有绿松石等,现已基本脱落,器底有“二十五年”、“造攻”、“一升八斗”刻铭（封三,3;图一,1）。     

殷周(己其)方非箕子辩

一 1989年9月15日《中国文物报》第三版载有黄锂同志《公太史鼎与长子狗鼎》一文,读后觉得启发很大。我又重读了《江汉考古》关于黄陂县鲁台山M30的报告,此墓共出铜器19件,7件有铭。其中一件圆鼎铭“长子狗作文父乙尊彝”,另一件残卣圈足内底铭“□□□作父乙尊彝”,前三字拓本不清,疑以为“长子狗”的残泐。如是,则长子狗铜器当有两件(?)。长子狗是作器人名,原报告以“狗”为“长子”名可取。子,是否爵名,尚无直接证据。长为国名大体可以肯定。周初金文有两爵一尊均铭“长唯壶” (《善礼》7、62;《三代》8、18、19;《美录》A404、R259),穆王时有“长鬼作宝尊簋”,还有一件“长汤匜”(《三代》17、28、 3)。战国时侯马盟石有“(?)徒自质君所”,这些器物铭中的“长”字为族氏国名大可无疑。 但“长子”联名在甲骨文中都有,甲骨文:“其又长子,惟龟至,王受佑”(《后》上、     

“弌日”解

2001年3月,湖北郧县五峰乡肖家河村发现一座春秋墓,在出土的随葬器物中,铜盘、(?)的铭文有历日“唯正月成辛亥”、“唯正月成已未”。有学者已将这两个历日跟传世春秋齐器国差(缶詹)铭“国差立事岁成丁亥”(《殷周金文集成》10361,以下简称“《集成》”)相联系。不久,又看到李学勤先生指出郧县铜器历日“正月”等同于“正”,即“夏正”的意思。     

(我阝)陵君与春申君

(一)1973年,江苏无锡前洲公社出土了三件楚国(?)陵君有铭铜器,鉴一豆二。三器铭文基本相同。鉴的释文为:(?)陵君王子申,修兹造金鉴,修莅岁(?),以祀皇祖,以会父兄。永用之,官攸无疆。李零、刘雨同志考定说:“铭文中的(?)陵君是王子申的封君名,其封地在(?)陵”,王子申“是一位楚王子”;“这批铜器大约是作于公元前306—前223年的八十四年间,而且比较大的可能是在这一段时间的靠后,     

徐楚关系与徐王义楚元子剑

1973年襄阳县蔡家坡出土一柄徐王义楚之元子剑,(见《江汉考古》1985年第1期P、15,P、18)剑格正、背面铸铭十六字,作双钩阴文。“(余阝)王义楚之元子杏, 择其吉金, 自作用佥。”(余阝),殷周国名,即卜辞之“余方”,东周铜器铭文增“邑”旁作“(余阝)”,书面文献作“徐”,嬴姓。《左传》昭公元年:“商有姺、邳,周有徐、奄。”杜预注:     

我国南方出土的带铭文青铜礼器及其认识

皇”。１９８７年在广丰征集１件卣①９,器底部有“公作宗宝尊彝”２行６字。四川出土的带铭青铜礼器有３件。广汉１９６０年彭县竹瓦街出土一批铜器,其中有２件觯②１,１件器内有“牧正父己”４字;另１件器内底有“覃父癸”３字。在长江下游出土的西周铜器中,较...     

汉代铜器铭文中的编号

汉代铜器铭文中有不少附记编号。其编号方式有七种。就编号的性质而言,有些是制作时所编的造器号,而更多的是管理与使用时所编的用器号。西汉前期的铜器铭文中附记编号者很少,编号方式也很简单;西汉中期后有编号的铜器数量多,编号方式多种多样。与战国铜铭对照可以发现,战国时期铜铭中的编号罕见,方式也简单,而且战国铜铭中只有使用号而无造器号。这说明战国铜器制作规模小,往往是单个生产;而汉代铜器制作规模大,一般是批量生产。编号的不同,反映出铜器制作规模的差异     

一部填补学术空白之作——评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研究》

徐正考博士《汉代铜器铭研究》一书已于1999年12月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书是作的博士论。它的出版,填补了我国学术界对汉代铜器铭综合研究方面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