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庆树和福斯塔夫

胡庆树的福斯塔夫,我看都没有看过,可是《戏剧之家》却非要我写一点文字,配合他们刊登胡庆树的福斯塔夫剧照.编辑说,只有你写了,因为你写过《武汉有个胡庆树》.《武汉有个胡庆树》是他演了《同船过渡》之后写的,这时我跟他已经混熟了.《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则是将近十年前的事,那时他是个大演员,我是个小编剧,差着辈份,也不是一个朋友圈,武昌、汉口一条江隔着,素无往来.     

《中越边界历史资料选编》序

1987年12月,我为了解西南边疆史地研究情况,曾走访了云南、广西一些大专院校和科研部门。在广西社会科学院,我结识了萧德浩先生和黄铮副院长。萧先生是研究中越边界沿革史的专家,虽年逾六旬,但精力充沛,谈起中越边界史事,滔滔如数家珍。他不仅熟悉文献资料,同时也重视实地考察。由于志趣相同,我曾在他的引导下考察过中越边界的一些地段。黄先生是中越关系史专家,年富力强,笔耕甚勤,有《胡志明与中国》、《中越关系史简编》(合作)等著作问世。他们告诉我,广西社会科学院一些人员正在从事中越边界     

读徐吉军著《南宋临安工商业》

<正>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徐吉军研究员多年潜心于南宋都城临安,特别是临安工商业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他的研究成果以《南宋临安工商业》,作为《南宋史研究丛书》之一,由人民出版社于2009年12月正式出版,系作者主持的浙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重点课题的最终成果。     

你仍是男主角

2005年我才加入看韩剧的行列。那时离《蓝色生死恋》已经有些年头,我只是在一排碟片中多看了《新娘18岁》一眼,就喜欢上了男主角李东健。那时有多喜欢他呢？就是将碟片反复看了七八遍,将他歪着嘴角微笑的样子奉为迷人的最高典范。     

袁水拍和《人民文艺》

我和水拍认识是在1950年7月,我调《人民日报》文艺组做编辑工作的时候,他是我的顶头领导,时任文艺组第二组长。第一组长是李亚群,李很快调离报社,水拍成为文艺组组长。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由4版扩为6版,后改为8版,文艺组改为文艺部,水拍任副主任、主任。我们一起共在报社工作10年。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最初几年。那时文艺组的主要任务是编每周一期的副刊《人民文艺》和编文艺评论文章发其他版面。当时《人民日报》编辑部在王府井大街西侧的平房里,文艺组最初只有三四个人,最多时为五六个人,大家挤在一间座北朝南的屋子里办公。屋北有爿大玻璃窗,窗     

怀念阿爸

1997年3月20日,对我对我家来说是个悲痛的日子,我那可爱的、老好的阿爸去世了,面对着空空的床位,人亡物在、哀思如潮,阿爸永远离开了我们,只有在梦中觉得他还活着。 “父亲是顶梁的柱、父亲是拉车的牛”,一部电视剧插曲扣动了多少天下儿女的心弦,想起来不由得叫我们心酸、落泪。恰在那时中央台和各地方台同时插放着《咱爸咱妈》、《儿女情长》等连续剧,使我们更加怀念着阿爸。     

就《……“乾隆通宝宝泉喀什钱”都不是真品》一文与作者商榷

在《新疆钱币》2001年第1期上,黄立诚先生就笔于《新疆钱币》2000年第4期上发表的《对几枚新疆钱币的探讨》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此笔对黄先生的指正表示感谢。其中有几个问题需要与黄先生及广大钱币爱好共同探讨(在下中笔将黄先生《……“乾隆通宝宝泉喀什钱”都不是真品》一简称为黄)。     

怀念马洪

正《炎黄春秋》2015年第11期所载《父亲马洪在改革开放年代》,勾起我对往事的几段记忆。马洪是我20世纪50年代在国家经委时期的直接领导,一起共事直到我被划为右派离开经委。(一)初识马洪我认识马洪并在他手下工作,差不多是60年前的事了。1952年我从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被保送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56年暑假即将结束,我被教研室主任找去,他郑重地告诉我:     

放飞孩子

《红灯记》中李奶奶有句台词:“孩子大了,要走什么路,由他自己挑。”反复体味,我觉得这其中也包含着孩子未大时,家长应该承担着引路、导航的责任。要检讨的是,我自己在这方面有负于孩子。以舞文弄墨为手段养家糊口的我,却没能给孩子多少帮助。内疚之余,只有一件事至今想来仍感聊以自慰。有一年暑假,疯玩了几天后,儿子突然提出,要去太原看望姥     

读左方《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

左方今年八十岁,最近出版了口述自传,回忆了他创办和主持《南方周末》的许多往事,读来意味深长。我与左方相交于1994年。那时《南方周末》正准备从四版扩至八版,他四处寻访后继者加盟。邀我去广州恳谈。在他的主编办公室．     

陈逸飞本身就是神话——忆对陈逸飞的最后采访

逸飞先生驾鹤西去竟已15周年了,要不是朋友提醒,我几乎忘了,因为我的手机通信录上还保存着他的号码,好像他并没有走,还是那样不知疲倦地在忙着他的大视觉,他还会随时打电话给我……我在网上搜索自己写过的有关他的文章,没想到居然搜索到一篇1998年发表在《焦点》杂志上的文章,题目竟然是《陈逸飞的活法》。记得那时我给某报采写了一篇《陈逸飞:寻找曾逃亡上海的犹太人》的长篇通讯,说的是陈逸飞拍《逃亡上海》和《上海方舟》这两部电影中的动人故事。     

我与“武生泰斗”厉慧良的40年交往

回忆起慧良与我的交往,已经整整40年了。我是1955年看他的戏,并与他结交的。那次他在北京演出了一段时间,我是每场必看,并且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高度赞扬慧良的文章。有一天,慧良来看我,那时我住张自忠路3号人民大学宿舍,五层楼上。慧良来畅谈甚久,他向我提出了一     

令人尊敬的孟家芹

我认识孟家芹同志是在1950年上半年。那时他是滁县地委常委、组织部长,我是《皖北Et报》派驻滁县地委的记者,虽然工作上的直接接触不多,但在地直机关听到不少关于他的好评。大家都说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艰苦朴素,清正廉洁。     

托派老人刘平梅

一位气质高贵的老人 2007年11月9日傍晚,我接到黄先生从香港打来的长途,他告诉我,刘平梅老人在昨天的晚上故去了。黄先生是刘平梅的女婿．消息不会有错;而一年多以前我已得知,刘平梅患上老年痴呆症,记忆全失,生活不能自理．恐怕不久于人世了。对他的过世,应该说我早有心理准备。然而,那一天,电话中传来的消息依然令我感到意外,面对电话,竟无语。     

我的绘画之路

正1957年,我出生于重庆。那时,我父亲在重庆航道区工作,母亲在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工作,住在朝天门水巷子。我从小就喜欢画画,还记得我用粉笔在家里的木地板上画画,父亲说,最早是他教的。1964年上小学之前,父亲调到武汉工作,家也就迁到了汉口民生路长航宿舍。从上小学起我就痴迷连环画,对刘继卣的《鸡毛信》《大闹天宫》《东郭先生》,贺友直的《山乡巨变》《李双双》等等,爱不释手,我自己     

平心论胡适

我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胡适。记得读小学时,家父赠我《胡适文存》第一集(共四册),这是一件意外事。我出身农家,家父一辈子当乡村小学教员,却家无一册藏书。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胡适的书,其意思大概是希望我学写胡适那样的白话文吧。那时我读不懂胡适的文章。胡适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他的名作《文学改良刍议》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呢,所以当我看到他的《文存》时,完全不明所以。     

大伯父陈仁炳

正大伯父陈仁炳是我继父陈公绰(陈仁宽)的大哥。1979年大学二年级暑假,我和同学结伴去上海旅游,第一次见到他。我也是第一次见大伯母,比照片上显得憔悴落寞,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见到大伯父第一印象是瘦高,稍稍躬背,身体前倾。他那时70岁,思维清晰。当时他尚未恢复教授职务,给我的印象是完全没有从文革年月走出来。"四人帮"粉碎已三年,文革的伤痛仍在灼烧。他谈得最多的是文革期间的遭遇。我     

沈野的悲剧

1999年7月,我第一次见到沈野。那时我去香港亚洲电视出任新闻总监,总裁封小平约我见几位高层,沈野当时是总顾问。他人高马大,仪态不凡,嗓音响亮而苍老。听说他是台湾《独家报道》周刊的创办人,我就找到了和他应酬的话题。《独家报道》是当时台湾新闻杂志的大哥大,销量达到40万册,而且远销北美的华人社区。在美国读书时,我就常被它的精彩报道所吸引。     

吴祖光与曹禺的文坛恩怨

吴祖光与曹禺称得上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最具神奇色彩的两位天才剧作家。曹禺1933年暑假完成传世巨著《雷雨》时,只有23岁。吴祖光1937年写出大红大紫的成名作《凤凰城》时,只有20岁。1942年写出代表作《风雪夜归人》时,也只有25岁,夏衍看完后觉得不像是年轻人的手笔,于是便给出了“神童”的称号。“神童”吴祖光能够以并不成熟的《凤凰城》登上文坛并一炮打响,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曹禺的发现和扶持。吴祖光的《凤凰城》据吴祖光介绍,《凤凰城》是根据抗日英雄苗可秀的真实事迹写成的。苗可秀是东北人,东三省沦陷后,他离家奔赴战场组织东北抗…     

读书漫谈

记得还是上小学的时候,暑假到一位亲戚家作客,偶然看到一本小说《说岳全传》,很快就被书里岳家军精忠报国的故事所吸引。那个假期,我一直抱着那本书,兴奋、好奇又费劲地读着。大概从那时开始,在繁忙的学习工作之余,读书就成了我的一大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