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代郊天的地点、时间与用牲——与张鹤泉同志商榷

读张鹤泉同志的《周代郊天之祭初探》一文(以下简称《初探》,见《史学集刊》1990年第1期),颇受教益。但该文对于周代举行郊天礼的地点、时间与用牲的说法,我们不敢苟同。下面提出一些个人的浅见,与张鹤泉同志商榷。关于周代举行郊礼的地点《初探》认为周代郊祀“具有明确的地点”。《初探》说:“周代的郊祀一般是在周都城的南郊举行。在郊中,专门有为祭天而设的坛场。”并认为这“坛场”就是     

粤语形成于古广信——兼谈粤语的文化价值和保护问题

“粤语形成于古广信”,是我和叶国泉先生合作的《粤语源流考》一文首先提出的。这篇论文曾在香港举行的第二届粤语国际研讨会上宣读,后发表于《语言研究》1995年第一期。1996年,省政府参事室等单位在封开举办“岭南文化古都”专家论证会,我在会上宣读了题为《封川话浊塞音声母初探》的论文,会后又发表了《粤语的起源地新探》,对这一课题作进一步论证。现在我扼要介绍这些论文的观点,同时公布我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     

关于《乌拉哈萨虎贝勒后辈档册与满文谱图初探》的几点补充说明

丛佩远、张晓光二位的《乌拉哈萨虎贝勒后辈档册与满文谱图初探》一文(载《满族研究》86.3期。以下简称《初探》。)是一份研究满族形成之前特别是做为满族的主体部分之一的“扈伦四部”兴亡的珍贵史料。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和史料的缺乏,对“扈伦四部”的研究一直是满族历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丛、张二位的《初探》一文似乎填补了这一课题的一项空白,它给满族研究提供了一点新鲜的东西,这是有益的探索。     

迎战W、T、O的机遇与挑战

众所周知,我国进入 W、T、O 已是近期的事情。关于此,问题的关键,是巩固与发展知识经济。诚然,"知识经济"的内涵,首要是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实际,形成高科技的现实生产力,即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论及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作为经济学家的朱镕基总理近时引用了这一理论。"技术构成"与"价值构成"之间的有机关系,导至资本价值率的下降,而同一过程也必然导至价值量的提高,从而才能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竞争中高科技形成现实生产力取得超额的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特别是第三卷论及价值量增值还在于贸易中的"实现"。国际贸易外汇储备加巨,是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综合平衡的重大因素,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 W、     

汉长安城门考

汉长安城门的讨论,在后来的一些书中有过不少记载,但对各门位置及名称等问题多不统一,尤其是关于个别门名的来源,更是众说纷纭,矛盾不少。近人也渐注意这个问题,如陈子怡先生就曾作过专文论述,研究比较详细,但一些长期存疑的问题,仍未廓清,或者有误。本文拟在陈先生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讨,或有助于研究汉长安城者。谬误之处,请方家指正。关于汉长安城的修筑问题,《史记》、《汉书》虽有记载,但比较笼统。其它各书所记,也是臆说,陈子怡认为“西汉之城为正方形”之说,也属欠妥。还有一些问题,我在《汉唐长安城建筑设计初探》一文中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哲学意蕴

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不仅是对现代科学技术在现代生产力中的重要作用的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的丰富和发展。如果我们从哲学视角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则能从更高的层次上做出评价,科学把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真实含义和具体指向。 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新拓展 任何科学命题的产生,都带有强烈的时代特点以及理论渊源关系。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重要原理之一。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点,开始把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这三个概念结合在一个命题中。今天,邓小平进一步提出     

百年来《竹书纪年》真伪与价值研究述评

晋武帝太康二年,汲郡汲县（今河南省卫辉市）的一座战国墓葬出土了大量古书,《竹书纪年》即是其一。《竹书纪年》记载了五帝夏商周的历史,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竹书纪年》在晋唐时期是完整的十三卷本,宋元时期若存若亡,明代出现完整的二卷本。明清以来的学者称十三卷本为“古本”,二卷本为“今本”或“近本”。究其缘由,中外学者进行长期的研究,涉及到《竹书纪年》的版本、源流、真伪、价值等问题,其中,《竹书纪年》的真伪与价值成为争论的焦点。百年来学者对于《竹书纪年》真伪与价值的研究,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较之明清学者有较大的进步。所以,总结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分析成绩与不足,有利于进一步深入探讨。     

学习邓小平关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论述的体会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在《邓小平文选》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事科技工作的人是“脑力劳动者”,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以后又强调:“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是关键。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等。如果说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知识分子问题有了“初步解决”的话,那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及以后的一些指示,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知识分子的性质、地位、作用、使命等诸多问题已经解决。但是1984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一些华人科学家时的谈话中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我们至今还没有解决好。解决这个问题非常迫切和重要”。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为什么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我们党至今还没有解决好这个非常迫切和重要的问题指什么?下面述以作者粗浅的理解。     

综合哲学推进和谐社会发展——《综合哲学随笔》再版序言

2005年年底,收到一位老同事寄来的《综合哲学随笔》，他同作者高亮之是浙江大学的同学。读后使我大开眼界，许多思考过的问题得到进一步的启发。首先想到的是，我1990年写的《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那篇八万字的长文中，曾对毛泽东的理论思想、哲学观点包括《矛盾论》、《实践论》作过探讨。剖析过他的“斗争哲学”思想。“动”与“斗”是他早年哲学思想的一个核心观念，既是宇宙观也是人生观；终其一生，好动喜斗，尤其实践了自己“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诺言。     

论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

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的《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了“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这是我们党对科技教育与经济发展内在关系认识上的一个重大飞跃。认真学习《决定》,加速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对于我们顺利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三步走战略目标,对于中华民族的振兴,具有重大意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归根结蒂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进步与教育。我国对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大作用的认识,曾经历过一个曲折的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正确思想的指…     

由“白乌”说开去——盐池县境内新发现珍贵文物再探

2006年,盐池县境内出土的黄金质文物弥足珍奇,称其为国宝绝不为过。见其是文物惊现“大射图”（详见《宁夏史志》2006年第5—6期《盐池县境内新发现之珍贵文物初探》）．其意义有如“马踏飞燕”之发现,顿使文物身价倍增。然而,谈及该文物之价值,就必须说一说文物铭文中的“白乌”。正是凭借这两个字,断定文物为隋代之物,是隋末向海明起义军之遗物,并认识到它的价值非同一般。这两个字实在是解开文物之迷的钥匙,说其“一字万金”也毫不夸张。因“白乌”二字意义重大,这里便由此二字说开去。     

续志要关注“社会科学”的记述

因筹备续志工作,笔者翻阅了一些已经出版的市、县志书。在这过程中,发现多数志书没有记述“社会科学”内容,如《牡丹江市志》、《泰来县志》、《克山县志》、《讷河县志》、《龙江县志》、《富裕县志》等。这些志书仅设“科技”或“科学技术”篇。由此可见,“社会科学”内容在首届修志中是一个薄弱环节。     

《管子》书的史料价值

一《管子》书一直被视为“子部”之书,单就这一点就是可以争议的。《管子》书与一些诸子书不相类似,它是“一书多子”。它挂的是管仲的牌子,书中亦不无少量管仲管理国家     

《大戴礼记》及其史料价值

《礼记》也称《小戴记》,为西汉《礼》今文学家戴圣所编篡,凡四十九篇.这四十九篇的来源,为历来经学家争论颇烈的问题.现存的著录古代书籍的目录,当推《汉书·艺文志》为最早,但其中没有著录《礼记》四十九篇及《大戴礼》八十五篇,而只有“《记》,百三十一篇”,班固自注云:“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 到了汉末,郑玄撰《六艺论》时才开始分别大小《礼记》的篇数.唐朝初年,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引晋司空长史陈邵《周礼论序》说:“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     

《资治通鉴》的价值和司马光的历史观

《资治通鉴》在探讨历史盛衰上体现出史学求通的思想。由于时代的特点,司马光总结历史盛衰经验,除关心秦何以亡,汉何以兴,隋何以亡,唐何以兴这些问题外,侧重探讨如何用封建纲常礼教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司马光关于历史过程的王道、霸道的观点是保守的、倒退的历史运动观。《资治通鉴》选择史料的标准,一是求实,这是考异法要解决的问题,二是鉴盛衰,法善戒恶,这是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司马光考史是为修史服务的。《通鉴》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历史文学价值。《通鉴》在史学史上有深远的影响。编年体裁史书发展,纪事本末体裁和纲目体裁史书的产生以及史论的发展,和《通鉴》有一定的联系。“资治”是《通鉴》的指导思想,但《通鉴》没有提供有效的经验,使封建人主实现“资治”的目的。司马光不是从历史实际中总结盛衰经验,而是把历史看作礼教观点不能破坏的证明。他认为治乱安危之本源,在人君之心。司马光强调人君“用人”对国家治理的意义。他没有否定天命史观,但天命史观已经淡化。     

读张其凡著《五代禁军初探》

读张其凡著《五代禁军初探》牟发松张其凡著《五代禁军初探》是一部首次专题探讨五代禁军制度之作。全书篇幅不重，但内容厚实，新见迭出，具有很高的学术含量。本书共分五卷。卷一“军号篇”，钩稽散见于各种史籍中的有关资料，通过缜密的考证，清理出五代各朝禁军组织结...     

一篇胡适佚文的背景和价值

胡适的英文文章“A Philosopher of Chinese Reactionism”(《中国保守主义的哲学家》)发表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这是一篇佚文,与《胡适日记》提到的文章“Goodnow and Chinese Reactionism”有亲缘关系.它的价值在于反映了袁世凯称帝前胡适对新知识分子的认识水平,是理解胡适的知识分子观以及他处理与国家、政府关系的钥匙,还可从中发现他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动机.     

青海木简与汉代军队

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汉墓出土的木简是研究汉代军队历史的珍贵资料,足以补“班”“马”之阙。简文发表时,朱国炤同志发表了《初探》一文。之后,李零同志对《初探》关于该简性质的论述提出不同意见,发表了《小议》一文。笔者试图在上述两文基础上,作些补充研究,错误之处,请同志们批评。     

论“能原镈”

《殷周金文集成》称为“能原镈”的两件鸟虫书镈,自清代出土著录以来,常为学者重视,认为文字奇奥难识。1990年,浙江省博物馆曹锦炎先生在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年会上所宣读的《“能原”镈铭文初探》一文引起不少专家讨论,见仁见智,各有不同。本文想就有关问题说一些个人意见,望读者不吝指教。     

从一部志书中提出值得探讨的若干问题──读《桂林市志》杂议

1997年12月出版的《桂林市志》《以下简称《桂志》，突出了以山水风景而著称的历史文化名城的特点，值得称道的地方颇多。同时，从本志的编纂中对许多问题的处理上，也反映出了方志编纂中值得探讨的一些问题。在对《桂志》的评论中，结合对这些问题进行一番讨论，对于修志经验的总结是有意义的。本文仅就其所涉及问题当中的几个，略陈管见，只可以算做是一些读后的杂感而已。一、关于“抗日阵亡将士名录”的问题《桂志》将“桂林籍抗日阵亡将士名录”列人《人物志》的“英烈”章，对国民政府军队的抗日功绩给以了充分的肯定，是值得效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