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新—温故”:董康后期立法改革思想新论

民初以来,董康的法律思想发生变动。经过对清末修律的反思,董康逐步提出"知新—温故"的成熟理念。自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在"知新—温故"思想的指导下,董康对"中"(中国固有特色)与"西"(世界共同趋势)作出区分,就民国刑事与民事立法改革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他主张《刑法》在符合大同趋势的基础上,注重礼教传统与社会现实需要;《民法》前三编可以符合世界趋势,但《亲属编》《继承编》的修订应当注重身份关系与社会习俗。董康希冀借此减少立法与社会现实之间的龃龉。应当明确的是,董康主张的"温故"是在"知新"基础上的"温故",其主张恢复的礼教是与法律共存的治理手段。归根结底,一方面,董康所提出"知新—温故"之宏观理念,与文化保守主义社会思潮以及法界群体反思具有一致性;另一方面,董康所提倡规复本土合理制度、促进立法文本与法律适用符合社会及其文化、"一切法律,悉随社会为转移"的具体主张,在法界众多反思者中显得更为明确、有力。     

“青铜时代”新论

四十年代,郭沫若同志著《青铜时代》一书,提出了“青铜时代”这一史学概念,以代指我国的商周时期。但他对“青铜时代”这一概念的文化义蕴并未作具体的阐释。此后,这一概念在我国学术界得到承认并被广泛使用。然而,学者们对这一概念的文化义蕴的理解和诠释,却是见仁见智,各持其说。其中,具代表性者大体有二说:其一,认为青铜器是我们商周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     

“窦娥”新论

对于名剧《窦娥冤》,窦娥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焦点,而在其社会定位问题上,目前普遍认为她是＂下层社会劳动妇女的典型＂。但笔者从蔡婆婆家的经济情况出发,通过对蔡婆婆家的社会背景及社会地位的探讨,认为窦娥不属于完全意义上的下层社会劳动妇女的典型。     

许乃济思想新论

许乃济(1777——1839),字叔舟,号青士,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嘉庆十四年进士,曾在嘉庆、道光两朝先后任给事中、广东按察使、太常寺少卿等职。1836年6月10日(道光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他大胆地向道光帝上了著名的《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公开主张鸦片弛     

绍兴堕民阶层的境遇新论

本文以实地调查为主要依据,结合支书记载,重新评析堕民旧时的境遇。认为堕民在经济上并不比小农悲苦,其生存压力较小农轻;主体社会对这个阶层歧视但并不鄙弃。本文重点分析了堕民与其主顾的关系,认为堕民对其主顾是寄生性依附,主顾对堕民在某种意义上视为“准亲戚”,双方绝非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     

“贝”“朋”新论

关于贝曾经做为一般等价物来使用这个问题,古人在史书中多有记载。所谓“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利,通有无者也”。“先民有作,龟贝为货”。“古者货贝而宝龟”。此外,在甲骨文、金文中也多有记载。现在,大多数的考古学者和钱币学者都接受了这个观     

“错金银”新论

对"错金银"的定名,学界素有争议,令人对错金银的认识更加疑惑,因此有必要对"错金银"再作探讨。为此,本研究从跨学科的多元视角,结合中国境内和中亚草原出土的"错金银"文物和相关文献,对战国秦汉时期"鎏金"、"嵌错"和"贴金"等工艺的技术特征和工艺内涵进行探讨。对一些出土文物的检测结果表明,这一时期传统的贴金工艺出现"敷金"、"汞贴金"等新的应用。此外,通过与中亚草原同类器物比较,发现甘肃张家川马家塬墓地发现的饰金铁器采用了集嵌错和贴金为一体的综合技术,为草原文化影响下的本土创新。这类出土文物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在欧亚大陆物质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这一时期的金属工艺既有传统技术的革新,同时也有新技术的输入。     

“战国派”新论

从史实出发,异军突起于1940年代初的“战国派”只是一个由学者文人组成,以刊物为中心,以个人行为为原则的自由作者群体,而非整齐划一的团体或派别,其核心成员当为林同济、何永佶、陈铨、沈从文和雷海宗。“战国派”的超然立场,在当时曾遭受左翼文化界和执政当局的质疑、批判和压制,而其各异的理论构建和文化主张以及锋芒毕露的批判精神,正表现了这批学院派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公共意识和超越意识形态的自由精神。     

李鸿章外交思想新论

李鸿章主持清末外交近30年,其主导思想是争取和局。就外交实践而言,他彻底失败了,但就思想本身来说,李鸿章的和局思想是他的洋务自强思想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积极性,不应随着外交实践的失败而一同抛弃。因为政治外交相为表里,李鸿章外交失败首先是中国内政不修,而后才是他个人的失误。     

“说以先民”当作“说以使民”

<正>今本《周易·兑·彖》:"说以先民,民忘其劳"中的"先民",汉晋典籍征引均作"使民"。如《诗·豳风·东山》诗序:"说以使民,民忘其死。"《论语·子路》何晏注引孔安国曰:"《易》曰:‘说以使民,民忘其劳。’"《左传》昭公六年:"教之以务,使之以和。"杜预注:"说以使民。"《文选·陆机·五等论》:"故《易》曰:‘说以使民,民忘其劳。’"《尚书·旅獒》:"狎侮君子,罔以尽人心。"伪孔传:"以悦使民,民忘其劳,则力尽矣。"(1)     

张方平经济思想新论

张方平(1007——1092年),字安道,号乐全居士,南京(治所在今河南省商丘南)人。历仕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谏议大夫、工礼刑户部尚书、三司使等职,以太子少师致仕。著作有《乐全集》和《玉堂集》,后者已佚。张平方是北宋的元老重臣之一,阅历深广,参政日久,特别是在庆历和嘉祐年间两度出任三司使,直接参与了国家财政经济的管理,使他在广泛接触和分析现实经济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经济思想。他在年轻时,     

论朱元璋的敬天畏民和“藏富于民”思想

朱元璋是雄才大略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他亲冒矢石十余载,得天下于马上,备尝创业艰辛。正如他自己说的,因“其得之也难,故其忧之也深。”称帝后,他无日不考虑如何治好天下,传基业于万世。他时时和儒臣们一起研讨从夏商周直到宋元历代君主统治的得失,想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他常说:“论行事于目前,不若鉴之于往古”。“往古人君所为,善恶皆可以为龟鉴也。”     

康雍乾三皇帝“藏富于民”经济思想探析

清代康雍乾时期国力强盛,统一巩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社会安定,出现了历史上闻名的“康乾之治”。康乾时期之所以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盛世,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巩固发展,有多方面的原因。毛泽东主席曾论述过康熙对中国历史有四个方面的伟大贡献,即统一了中国领土,奠定了今天中国版图的基础;统一战线政策,’‘达到了以一项百的神奇效果”;奖罚分明的用人制度;勤奋好学的精神,“是最早的懂得向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知识学习的开明君主。”康熙在这四方面的伟大贡献,侧重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     

释“还民”

王素、宋少华、罗新在《文物》 1 999年 5期发表的《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 (简称《新收获》)一文在谈到步骘在长沙的活动时 ,刊布了两支简 :【简一】右西乡入步侯还民 [限米 ]一斛四斗 (5— 1 53 2 )【简二】入都乡嘉禾二年步侯还民限米一斛 (5— 1 556)作者认为 :“大概步骘在沤口征召士兵过多 ,粮食不足 ,曾向当地居民商借不少限米 ,以至离开沤口四年 ,尚未将限米还完。其时 ,步骘不在长沙 ,主持还民限米事务的应是临湘侯国。”显然 ,作者是将“还民限米”理解成“归还民之限米”。关于限米 ,作者根据出土的有关简牍 ,认为 :“限…     

“六经皆史”的视角:章学诚方志思想新论

章学诚以"志为史体"为前提,以"六经皆史"为根本,在自我追求学术"正统"的实践中,通过方志分立三书之法,实现了志与经的理论对接,建构起经、史、志的学术系谱,从而大大提升了方志的地位,凸显了方志编纂的意义,"六经皆史"与"志为史体"因此成为章学诚方志思想的两大理论支柱。以此为出发点,章学诚以道、器之说重塑了经、史与道的关系,实际将志也纳入了撰述以求道的器的范畴,由此确立了方志"明道"的终极功能和根本宗旨,修志明道成为其积极从事方志编纂的动力所在。此外,章学诚在定位"史义"的基础上,还提出了"志义"的命题。在章学诚的理论话语中,"志义"与"史义"一样,秉承《春秋》事、文、义的有机结合,成为"道"在不同载体形式中的表现。"志义"的内涵要求方志不仅要具有思想性,更要求方志必须服务于"明道"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义"的双重要求。     

鸦片战后广州绅民反进城斗争新论

章将鸦片战争后广州绅民反进城斗争纳入近代资本主义产生,西方工业明有如疾风暴雨般摧毁世界各地的封建藩篱,整个世界由分散到整体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审视。认为反进城斗争是中国官绅民对已被资本主义时代大潮冲开之沉重国门一次重新关闭的努力;是华夷有别之一元世界现在与近代开国思想冲撞转变进程中的惰性延续;是对国与国交往中的国际双(多)边条约制度的极度陌生与本能抵制;章得出结论：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屈原“怀石”自沉新论

《史记·屈原列传》:“……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沉)汨罗以死”,记载了屈原自沉的时间在他作《怀沙》后不久的日子,自沉的方式是“怀石”,自沉的地点是汨罗江中。自此。历史上一脉相承传     

“二重证据法”新论

1925年,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要以“二重证据法”研治古史,这一卓识对以后中国的历史学、考古学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七十年后的现在仍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一、“二重证据法”提出的文化背景与观堂之学十九世纪后期,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开展,中国知识界也开始发生着剧烈的变化,传统的乾嘉汉学因严重脱离现实而渐失昔日尊荣,龚自珍、康有为等人先后提倡今文经学,借以鼓吹社会改良。不但如此,一些早期的、带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还把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说介绍到中国,如康有为、王韬、唐才常等人介绍和利用西方史学,…     

“宋襄之仁”新论

正公元前638年,宋楚两国在泓(今河南省柘城县)爆发了一场战争,宋国战败。这场战争不过是春秋时代百国混战中一场极其普通的战争而已,但它却因为有宋襄公这个人的参战而名垂史册。论起宋襄公这个人,并没有齐桓、晋文的雄才,也没有秦穆、楚庄那样的基业,他之所以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实在是因为他在战争     

“一代天民”陈献章

正陈献章(1428-1500年),字公甫,广东新会白沙里人,明代心学宗师,世称白沙先生。《明史》称:"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1]明清之际,思想家黄宗羲亦推崇陈献章,称其为先生,即"有明儒者,不失其矩矱者,亦多有之;而作圣之功,至先生而始明,至文成而始大。"[2]毋庸置疑,陈献章开启明代心学,他是宋明理学发展史上一个转变学术方向的重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