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北魏政权的汉化

从公元220年曹魏建立到公元589年隋灭陈,包括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历史。这是我国历史上国家分裂和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它是我国秦汉和隋唐两大鼎盛之间的过渡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地位。南北朝时期更是我国民族融合的高峰时期,而民族融合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形式则是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西晋末年,各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建立起大大小小很多政权。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一个共同发展趋势是—走向汉化。而汉化程度最深的一个政权无疑是南北朝时期的北魏政权。本文从拓跋焘,冯太后,孝文帝三个时期系统的论述北魏政权全面汉化的表现。     

石勒的民族政策初探

西晋终因统治集团腐朽统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中国历史随后进入了南北朝大分裂时期。大量的少数民族内迁使中国进入了又一个民族融合的高峰时期。这其中涌现了很多杰出少数民族首领率领着本族建立了各自的少数民族政权。各个少数民族政权都采取了各自的民族政策来调节内部的少数民族同汉族的民族关系来试图保证政权的稳定。后赵作为北朝前期曾盛极一时的羯族政权后赵在南北朝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说到后赵就不得不提及后赵的建立者石勒。石勒建立后赵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民族政策方面的封建化措施。本文主要择对石勒在其统治期间的民族政策进行浅议。     

论中国古代史籍对四夷的体系化记述模式

商代文献中开始把周边族群与四方联系起来,以突出商的中心位置。西周时期,中原诸侯形成了诸夏意识,至春秋时期,华夏的认同感进一步增强,同时,在以华夏为主体的历史记述中开始以夷、蛮、戎、狄泛称周边民族。战国时期,在"中国"、"四夷"及"五方之民"等观念的基础上,夷、蛮、戎、狄开始与四方相配,并形成了对四夷的体系化、类型化的记述模式,这为历代修史者所传承,指导了历代正史以及其他体例史籍对民族历史的记述。中原地区的各民族政权都认可了这一记述模式,并重视通过这一模式记述各民族历史,以此来论证自身的正统地位。     

从《徙戎论》看合同一家的重要性

西晋永兴元年(公元304年),西晋"八王之乱"还未平静,胡人趁机起兵,于是中原大乱,史称"五胡乱华"。陈留圉人江统预见性的提出了戎狄内迁与华杂居有产生社会动荡的潜在因素。本文从"徙戎"政策的发展历程和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方面入手,分析说明"徙戎"不能根本解决夷夏间的矛盾。夷夏的和谐发展只能寄托于中原王朝推行开明政治和包容的民族政策上才可以实现。     

论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士大夫爱国意识之特征

本将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汉族士大夫的群体行为心态进行了分类分析,从而指出这一时期的士大夫各自服务于不同的民族政权,但支配其行为心态的政治理念均是汉民族意识,正由于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才实际上表现为一种汉化,即所有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均被同化于汉民族之中。     

沈约《宋书》的民族思想

自东汉末年以来,我国北方、西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内徙,形成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局面。西晋以后,南北分裂,民族矛盾尖锐,这在南北史学中也鲜明地反映出来。当时北称南为“岛夷”,南呼北云“索虏”,表现出南北双方统治者及史家的深刻的民族偏见。如北齐魏收撰《魏书》中,有《僭晋列传》、《岛夷传》述东晋南朝历史;沈约《宋书》有《索虏传》、梁萧子显《南齐书》有《魏虏传》述北魏历史。《宋书》、《南齐书》又有《夷蛮传》、《蛮传》述南朝南方少数民族史。这种情况在当时毫不足怪。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民     

评刘琨

刘琨在北方活动的时期正值西晋末十六国初期。这个时期北方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刘琨在北方与少数民族贵族政权的斗争代表了汉族人民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汉人的生命、财产;刘琨的斗争也使少数民族贵族政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汉族人民和大族的政策。对汉人,变肆杀为安抚;对大族,变屠杀为重用。同时。刘琨的斗争对牵制北方少数民族贵族政权兵力。阻止其南下也起了一定作用。     

北方民族融合之地,应运皇朝龙兴之都——史上第一个在北京定都的民族政权评述

北京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皇都城市文化而闻名于世,在建城3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之中,少数民族政权在北京定都的王朝是从金代开始的,然而在更早的魏晋时期,东北地区的强悍民族鲜卑在其首领慕容儁的率领下统一华北地区,在北京地区的蓟城称帝并由东北迁都于此。这是史书之中最早在北京定都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在北京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本文通过对这一事件的记录与剖析,总结得出北京作为皇都历程中一条清晰而又重要的时代主线,即":在汉族与北方各民族之间的不断融合与影响促进了北京城市的发展。在魏晋南北朝这样纷乱动荡的历史时期,北京城市开始得到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越来越多的关注,这里有地理上的因素,也有文化的因素,两种因素相互叠加让北京城市发展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建设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迎来了崭新的篇章。"     

高闾民族观述论

高闾的民族观是从其北魏拓跋弘朝末上表的《至德颂》和孝太和十四年议定五德行次的言论中反映出来的。前以为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是承继夏、殷、周、汉的王朝,属华夏正统;后在按五德行次为北魏作正统定位时,以为十六国时期的匈奴汉国、慕容鲜卑燕国和苻氐秦国同样是华夏正统王朝。在民族关系中,正统观实质就是民族观。高闾的民族观是北魏当时政治需要的产物,更是传统民族思想影响的结果。其核心是以化论民族及其政权的性质,即凡在中原立国并行华夏先王之制的王朝即属华夏正统;民族的分野,不在血统,而在化。从高闾的民族观可看出当时北魏汉化发展、统治阶层胡汉间的结合以及汉士人对北魏政权的认同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高欢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胡化"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民族文化和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内容和视角。高欢是"胡化"的代表性人物,融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于一身。作者认为高欢民族关系思想主要由招怀远夷、消灭山胡和杂用夷夏等三大部分构成。招怀远夷思想主要包括"北怀蠕蠕"、招纳吐谷浑和招纳阿至罗等三方面内容。消灭山胡思想是在山胡越来越嚣张的背景下、在系统研究总结历代治理山胡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的,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杂用夷夏"思想及实践,是典型的实用主义,主要是想得到汉族和少数民族各方面的支持和拥戴。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正统意识

正统意识是中国古代社会很重要的政治观点,这种观点不仅反映在汉民族政权中,在魏晋时期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政权对立之际,这种观念也通过民族融合深深地影响着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少数民族政权为了维护政权的正统性,不断地从传统的汉文化中挖掘理论依据,王权天命、奉大一统、入主中原,都被视为正统性的理论依据,但是,在面对强大的汉民族正统观时,又具有一定的民族自卑感。     

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关系中的“诚信”理念

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关系中的“诚信”理念文川在传统思想文化中,“诚信”属于道德范畴。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政治家,根据当时民族关系形势的需要,将“诚信”提升到政治层面,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理论之一。前秦的苻坚,后秦的姚苌,北燕的冯跋...     

招亡纳叛与建国立号:北宋西部民族地区的政治新动向

北宋时期,汉族人口进入西部民族地区和境外民族政权的情形十分普遍。其中包括逃犯、逃兵、落第士子、流民、普通百姓、妇女各色人等,数量庞大。通过逃亡、民族政权和民族首领招诱、战争掳掠、人口买卖等方式和途径,这些人有的进入沿边少数民族地区,有的投向境外民族政权怀抱,成为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他们的到来,加剧了边疆地区的不稳定局势,促进了沿边民族力量的活跃状态。西部沿边各少数民族希望与北宋王朝建立各种交往关系,甚至法宋建国立号以表达更高层次的政治诉求,从而表现出一种前所少见的西部民族地区的政治新动向。     

试论历史正统观的起源与内涵

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观念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它最早发轫于远古中原“诸夏”与四夷的“华夷之辨”,形成内华夏、外夷狄的民族正统理念,“攘夷”是其主要表现。“攘夷”必须“尊王”,王不尊则夷难攘,尊王则要强调天命。于是,以君权神授为基础的王权正统成为正统观的核心内涵,表达君权神授天命观的“历数”、“正朔”等政治概念及春秋战国时代的“尊王”旗号集中反映出这种正统意识。民族正统与政治正统理念必然反映到文化思想上来,也必然需要文化思想来支持和传承,维护民族正统与政治正统的儒家思想文化由此应运而生。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观念包含民族正统、政治正统、文化正统三种内涵。     

明末清初大通的几件轶事

明清时期大通的行政区域演变大通,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随着各个时期政权的更替,归属迭变,自两汉、魏、晋、南北朝,经隋、唐、宋、元诸朝的一千五百余年中,时而内附,时而被羌、吐谷浑、吐蕃、金、西夏、蒙古等少数民族政权占领或割据。     

民间信仰的屈服与融合——以魏晋南北朝为例

少数民族在与汉族的文化交流中,对本民族民间信仰的变革,促成了民族融合的发生与发展。这一过程表明,放弃作为民族精神核心的本民族民间信仰而改信汉族的民间信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     

论蒙元初期的正统论

与两宋、金代相比,蒙元初期正统论明显有新的突破。一是突破了传统夷夏之防的藩篱,为元末修辽宋金三史确定"各与正统"的原则奠定了基础,体现出一种开放的意识。二是在理论上达到了新的水平。特别是杨奂、郝经标举"王道"或"中国之道",超越了从前以血缘、民族、天命、德运、地域、国势等因素来论正统的思维模式,因而更具理性色彩和进步意义。     

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历史原因和基础

中华大地上在远古时代就逐渐形成了许许多多的民族集团和文化区,这些民族集团经过长期的相互交往、征战和融合,到秦汉时期形成了并立和相互依存的南北两大统一体,这就是以农为主要经济活动的汉族为主体的民族集团,和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民族集团,以后又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宋辽金元和明清三次民族融合高潮。这些民族融合过程,主要是在这两大民族集团之间,也就是在南方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汉民族集团和北方少数游牧民族集团之间进行的。北方的少数民族从匈奴统一北部草原开始,不断开发建设祖国的北方,建立地区性的民族政权,并且一次又一次地入主中原。     

西汉至隋朝北方强势民族兴衰罔论——兼谈洛阳古代石刻少数民族姓氏及民族融合

汉魏时期,居住在北方的少数民族纷纷内迁,北方少数民族的构成发生了变化,西北方的秦州、凉州,北方的并州、梁州、幽州等地汉族与少数民族有较为普遍和谐的杂处。内迁的结果不仅直接改变了中原的民族结构,也促进了中华各民族之间的沟通和融合。西晋初期,内迁的少数民族较之汉魏不仅有所减少,却又出现了较大同种族群的聚集和外族弱小群体依附强势部落的现象。     

试论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史观

辽宋夏金时期是我国史学中民族史观发展的重要阶段。由于正统观念的变化与史书求实风气的影响,宋代民族史观在理论形式与史学实践中都表现出相当多的积极因素;但同时由于民族矛盾的激化,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观念也出现了更为理论化的形态。辽、夏、金作为以武力建国的少数民族政权,在吸纳汉族文化的同时,本民族文化也取得长足进展,与此相应,其民族史观也体现出新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