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前后统治者对道教的利用

唐朝统治者终朝都对道教进行扶植利用,来巩固和维护其统治。在唐代前期主要以政治利用为主,将道教改造成皇族宗教,用神权强化李唐政权的合法性;并吸收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来治国,利用道教打压佛教,来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用道教教义和经典来教化民众,维护其统治秩序。在唐代后期经过安史之乱之后,统治者的崇道活动因动乱而有所减少,对道教的政治利用也减弱。但是,对神仙方药的迷信却加剧,信奉祈禳之术。     

论金代女真的宗教信仰与宗教政策

金代女真人的宗教,有女真人的原始宗教—萨满教,又有从中原传入的佛教和道教。为适应多民族统治的需要,金朝统治者对佛教和道教采取兼收并蓄、限制、利用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曾左右了宗教的发展,使其为女真统治服务。金代宗教有新的发展和开创,在发展中适应经济、政治的统一,显示出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发展趋势。     

明世宗朝的宗教救灾活动

明世宗朝君臣的宗教活动中,有一部分祈神和修省行为是为了消除或减轻自然灾害.明世宗朝以救灾为目的的宗教活动,使道教地位有所提高;也对朝中政治格局产生一些影响;还为整饬刑罚和吏治提供了契机.     

唐代佛教内道场考补

佛教内道场为皇家祠佛场所,并不局限于皇宫之内,皇帝与皇后在京及京外住地的佛事活动场所、驾崩后的帝后陵寺均为内道场,同时,以父系计算的皇帝直系亲属、皇帝家奴相关的佛教活动场所也可视为佛教内道场,因此,除东西两京的皇宫内苑外,皇家陵园、离宫、行宫、王府等地均有内道场存在。前贤已考知唐代内道场26处,分别为太极宫4处、大明宫9处、长安禁苑8处、洛阳宫内1处,另有帝后陵内道场2处、行在内道场2处;在此基础上,笔者增补太极宫内道场1处、兴庆宫内道场2处、大明宫内道场2处、长安禁苑内道场3处、另有洛阳宫中与禁苑内道场6处、长安离宫内道场4处、帝后陵内道场4处、皇帝行在内道场2处、王府内道场1处,共增补25处。     

道与中日文学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家思想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在我国封建社会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鲁迅曾评价：“中国的根抵全在道家”（《致许寿裳》１９１８年）。道就是“无为而无不为”’或“无为自化、清静自正”,与儒学一样为封建社会统治者所利用。“内道外儒”是历代统治者采取治政的基本手段,一明一暗,贯穿着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道主哲学艺术,儒主政治伦理。本文中的“道”包含二层意思,一为道家,二为道教。道家思想属于哲学范畴,而在东汉时期形成的道教则是一种宗教,但它的思想根…     

北宋南郊神位变革与玉皇祀典的构建

南郊神位变革与玉皇祀典的构建,曾对北宋国家祀典的性质产生重要影响。黑杀将军临降为宋太宗继位提供了君权神授的道教依据。景德二年南郊神位变革试图通过神位秩序的变动,将儒教的南郊祀典改造为道教神系。昭应宫玉皇祀典一方面如唐朝的太清宫被纳入儒教的宗庙系统中,另一方面也保存着独立的道教性质并与郊祀礼形成分庭抗礼的局面。徽宗朝和阳宫的玉皇祀典,则是将郊祀神位体系纳入到道教的三清之下,由道教统领整个国家祀典。北宋道教挑战儒教国家祀典正统地位的运动以失败而告终。北宋国家祀典中的道教现象,既非唐宋以来某种社会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反映,也不是国家祭祀体系向民间信仰开放的结果,而是宋朝重建政治文化过程中多元化取向的表现。     

明朝宗教政策合论

明代内地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萨满信仰及民间宗教性活动在宗教生活中角色各不相同,国家宗教政策也因应其差别而有不同。原本来自南亚的佛教虽然深深溶入了中国文化中,但其与经典儒家思想的冲突始终没有平患。明中叶以后,受皇室宗教活动加强的刺激,佛教与儒家的矛盾尖锐起来。这种矛盾促使部分士大夫强烈反对寺院修建并发表辟佛言论。明朝政府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汉地佛教政策有同有异。其重要差异之一是,明朝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西部边疆政策紧密相关,而对汉地佛教政策则于周边关系政策基本无关。此外,部分士大夫以藏传佛教为“番教”,认同程度逊于内地佛教。明朝一些皇帝因喇嘛多擅长某些“法术”,对其有特殊兴趣,并因而导致士大夫针对相关政策的批评。道教起源于本土民间信仰,在明代与儒家士大夫的冲突比较和缓。但明朝君主中信奉道教者多,既影响到国家政治,也影响到士大夫与君主的关系。士大夫在反复重申儒家原旨的同时,对道教的批评也日趋尖锐。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中相对封闭,在明代政策中大体上表现为一个民族政策问题而不是一个宗教问题,基本与国家以及其他社会成分相安无事。明中期以后,天主教再度传入中国,当时士大夫寻求改革,明朝对天主教大致宽容。明代流行对不同宗教兼容并取倾向,民间宗教性信仰、习俗多样而活跃。明朝政府将民间宗教基本看作民俗,一般无干预,对视为“陋俗”者加以排斥,在涉及秘密社会活动时则严厉禁止。明朝宗教政策之基本精神,一在信仰自由主义,二在保持国家政治世俗性质,三在维持社会稳定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集中体现这些政策精神的仍是儒家政治社会理念并倚赖士大夫群体的努力。其变动因素和矛盾来源,则一在诸教向国家政权机关的渗透,二在皇室特殊化行为,三在民间泛神论多元信仰倾向,四在部分士大夫的信仰综合主义。     

道教与辽朝政权合法性的构建

本文通过考察道教与辽朝政治的关系,揭示出在辽朝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道教如何阐释和构建政权的合法性将契丹开国君后及皇太子神化为道门尊神;采用谶纬与道教融合的方式来诠释契丹开国史;运用道教术语命名政治空间;把皇帝的行帐想象、神化为“洞天福地”;借用道教词汇命名帝王陵寝建筑;堆砌道教辞藻修饰帝后的哀册。一言以蔽之,契丹统治者利用道教塑造君主和国家权力的神圣性,以此构筑其政权的合法性。     

古埃及五花八门的宗教活动

宗教是古埃及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贯穿了整个古埃及历史。在古埃及宗教无处不在,影响了政治、文学、艺术、建筑等各个领域。考古的发现和历史文化的研究证明,古埃及宗教的内容非常丰富,在人们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支配作用。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法老,声称自己是代表神明对臣民进行统治的;文化和社会的每一层面都包含宗教精神,早期文学的经典作品都是以宗教为主题,充满宗教的说教;艺术与建筑是宗教象征的一种表现;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广泛应用巫术和咒语,因为病被归因于神;天文学的演进是为了确定举行宗教仪式或献祭的正确时曰。凡此种种,无不深深打上宗教的烙印。     

寓道其中——“明:盛世皇朝五十年”中的道教文物

<正>道教是明代政府认可的宗教。在整个明代社会,道教以不同方式得到普通民众、知识精英和皇室成员的青睐,活动频繁。通过英国大英博物馆"明:盛世皇朝五十年"大展中展出的道教文物我们或许可以对十五世纪早期中国道教的重要发展有所认识。明代的宗教信仰多种多样,不同的宗教活动同时并存。这并不意味着明代拥有完全的宗教自由,因为国家会采取措施对宗教进行管理。这些管理措     

季节性的济贫恤穷行政:宋朝社会救济的一般特征

宋朝社会救济事业发达 ,救济范围空前广泛。由于传统农业经济的季节性波动 ,使得宋朝的济贫恤穷行政往往呈现出季节性特征。内容主要包括春夏两季的医疗救济、冬季的饥寒救济和春季匮乏的救济。这些救济事项在中国古代社会救济史上处于较高水平 ,但仍属于传统的被动性的救济。这是宋朝以至中国古代社会救济的一般特征 ,也是与现代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的主动性救济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尽管与现代社会救济相比 ,宋朝社会救济仍未脱离传统社会救济的统治者恩赐性质 ,但在救济属性上已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即更为注重救济的实效性 ,而非救济的象征性。如果说以先秦时期为代表的社会救济传统更多属于“礼”的范畴的话 ,则宋朝的社会救济无疑更多地属于制度的范畴     

宋代军功集团在政治上的消亡及其影响

先秦以来,军功集团在王朝政治中具有重要地位,并发挥了极大的政治影响力。然而,至宋代这一现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宋初军功集团迅速瓦解,丧失了对朝政的传统影响。这一变化与宋朝"崇文抑武"思想方略的推动,以及统治者推行的路线方针有关,也与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有着内在联系。它的出现,形成了宋朝时代特征的重要方面,影响深远。     

国家社会象征图形符号系统理论框架——国家社会象征图形符号系统考古研究之一

正一、引言国家社会象征图形符号系统是指国家政府创制与推行的、为国家政治与意识形态服务的特殊图形符号系统。现代国家社会当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国徽与国旗图案。现代国家社会是从古代国家甚至史前时期的早期国家一步步发展来的,那么早期国家同样也应存在相应的象征图形符号系统。以往,学者常常对象征图形符号系统进行宗教崇拜分析,而缺乏象征图形符号为国家政治与意识形态服务的分析视角 ,     

关于“推出午门斩首”

在封建社会,皇宫是封建权力的象征,是国内的最高政治中心,宫内统治者的一举一动,往往会对全国各个方面发生重大影响。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对皇宫大内的一切,都十分注意,许多有关宫廷历史方面的故事,引起了人们的很大兴趣。但历代宫廷都     

试论藏传佛教的王朝化与国家认同——以清朝敕建藏传佛寺为中心的考察

藏传佛教的王朝化和国家认同是清代宗教同国家关系的重要表征。清朝统治者深刻认识到藏传佛教寺庙的政治功效及其在"大一统"王朝进程中的政治价值,由清廷敕令修建了一系列藏系庙宇。这些庙宇分布于中原和藩部,它们构成了代表"国家存在"的特殊政治场域,也体现了边疆地区宗教被纳入中央王朝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轨迹。清朝统治者通过皇家元素植入和对敕建庙宇的"官衙化"改造,使得这些庙宇兼具朝廷有效治理蒙藏民族及边疆地区的机构职能的同时,也成为清廷主导构建政治认同和藩部首领表达政治认同的场域与通道。     

江西道教文化遗存探讨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道教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之一,对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化思想都产生过深刻影响,它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宗教神秘主义体系。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奉老子为教祖,以《道德经》、《正一经》、《太平洞极经》为主要经典。道教累积了大量遗存和献资料,是我国传统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江西是道教活动和传播的主要地区,道教物极为丰富。     

山西太符观:道教建筑及其世界观缩影

正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起源于我国古老的民间原始的鬼神信仰和巫术观念,含有较多巫术行为和浓厚的多神崇拜色彩,神祗系统庞大而复杂。坐落于山西汾阳市城区东北17公里处的杏花镇上庙村北的道教道场太符观所反映的正是这样一个庞杂的系统。"太符"之名不见他处,道教文献中也无此提法,揣之约为宋徽宗为玉皇大帝上圣号"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吴天玉皇上帝"中"太上开天执     

近年来道教研究对中古史研究的贡献

中国中古社会佛教和道教盛行,对上至国家政治,下至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佛教领域研究成绩巨大,成果也比较容易被中古史学者借鉴和采纳,而中古道教研究还处在逐步走向深入的过程中,表面上看成果虽多,但良莠不齐,有价值的成果比较分散。本文将就中古史研究领域中一些传统课题(如政教关系、佛道关系)和近年兴起的一些新课题(如道教与民间宗教的关系、新史料等方面)择要介绍一批国内外道教研究成果。由于1990年以前的西方道教研究概况已经有索安(AnnaSeidel)的《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 1991年初刊;吕鹏志等中译本,中华书局,2…     

清朝覆亡前两次改革的教训

政治体制是治理国家的基本制度,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状况发生根本性变化时,政治体制也要相应改革,不然就会制约、延缓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然而,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是统治者的“自我改革”,尤其涉及统治者的重大利益,所以阻力巨大、困难重重。面对这种局面,改革者的策略往往是先易后难,想以非根本性的行政体制改革代替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多少弥补明显已不合时宜的政治体制之弊。     

皇后与圣像——拜占庭伊琳娜金币和印章

<正>货币和印章承载了较为客观的历史信息。二者流通于政权国家的中央或地方全域,甚至因牵涉战争、贸易交换等情况而存在于境外。它们是统治者权威与宗教势力在广泛公共地域的证明。带有拜占庭帝国统治者头像的货币和印章,是在特定统治时间内政治、经济甚至宗教文化变动、发展的指南^[1]。自六世纪以来的拜占庭帝国,两者就图像和铭文方面,保持高度同步的变化趋势^[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