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图书的命运

秦始皇焚书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天下为36郡,由中央政府委派官吏进行治理。但是,秦朝野上下,还有一些儒生,极力主张复辟殷、周时期的分封制。他们借《诗》、《书》、百家语为论据,建议废郡县,分封皇子功臣为诸侯。无疑,这是一个复古倒退、不合时宜的政治主张。丞相李斯抓住儒生“是古非今”这一点大做文章,肆意把这场政治上的论战扩大为一场思想独裁运动。他指斥儒生们是各尊私学、诽谤朝政的不法之徒。采取措施,“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全部送交地方官“杂烧之”。有敢聚谈《诗》、《书…     

古代印论中复古思想研究

印章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极强的“复古”情绪,“复古”成为印学贯穿始终的审美理念、创作的理论依据和印论的思想指导.因此,有关印学复古思想的研究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然而,目前的研究多从“印宗秦汉”、汉印审美观和印史观等方面阐述,并没有对中国古代印论复古倾向的观照和系统研究,尤其是从印论出发进行复古思想的研究,尚无人涉及.而复古思想与印论的发展成熟几乎是同步的,忽略同步发展的印论而一味从外在形式关注“印宗秦汉”的研究方法是值得商榷的.本文从古代印论出发,通过宋代印论复古思想之萌动、元赵孟頫和吾衍的复古思想、明清印论中的复古思想及其影响等三个发展阶段,探求篆刻复古思想的发展脉络.     

两汉儒生关于“陈涉”符号意指分歧析论

秦末陈涉的传记,在《史记》中列为"世家类",在《汉书》中归为"列传类"。两部史书归类的不同,不仅是写作体例的不同,更是因于时代思潮的影响。陈涉起义是西汉士人阐发儒家理论的现实标本,体现了他们积极干政的意识和批判精神。在西汉子书中,"陈涉"成为西汉儒生反暴政、倡王道的符号,彰显了他们兴儒学、求仕进的愿望。西汉儒生群体对"陈涉"符号的积极诠释,在历史上是一个特例。两汉之际以后,随着皇权的巩固和儒学的独尊,且伴随着谶纬思潮的泛滥,儒生对"陈涉"的认知趋向淡化,直至走向贬抑。     

“全盘西化”论文化思潮述评

"全盘西化"论,是近代中国文化思潮演进过程中的一种以彻底否定民族文化传统、全盘肯定西方价值取向为特征的文化思潮,它反映了近代中国有识之士对西方文化模式的推崇与选择。其主要代表人物为胡适、陈序经,二者主张"全盘西化"论的主要目的是为打击封建复古倒退文化思潮,这在当时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但因其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全盘西化"论最终演变为一种激进的文化观。     

宋襄公“仁义之师”败亡的根源探析——基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

在礼崩乐坏、征伐不断的春秋时代,宋襄公高举"仁义之师"的大旗,奉行仁义道德政治,结果落得兵败身亡的结局。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来看,宋襄公实际上采取的是理想主义伦理政治观,而春秋是现实主义横行的时代,是权力政治主导的时代,是以"无义"为标签的时代。伦理政治在现实政治面前总是显得那么脆弱与无力,显得不堪一击。可以说,宋襄公"仁义之师"的覆灭是伦理政治对现实政治的败退,是理想主义对现实主义的失败,是应然追求对实然演绎的退却。     

孔庙深藏的故事

说起孔庙,以山东曲阜的孔庙历史最久、规模最大。自鲁哀公(前494——477)改孔子故居为孔庙至今已有2500的历史。以后历代敕令迭加修建,至明代成为现在的规模。据明史记载:“天下文庙,惟论传道以列位次。”     

坚持与妥协——西汉儒生对儒家思想的实践及影响

大一统政府——西汉王朝为饱读儒家经典的儒生们提供了参政平台,身处太平盛世的儒生们在对儒学的实践中纷纷偏离了传统圣人理想,更多地向中央政府妥协,丧失了独立人格,甚至成为权世阿谀之徒．但儒生们多自幼深受圣人教诲,仍怀有正直忠君本性,对西汉政治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     

院落尚存 学风不再 四大书院的痛与忧

我们拥有一个庭院,别人能侵凌它,毁坏它,却夺不走它。"这是余秋雨在《千年庭院》中的一句话。中国古代的书院正是这样一所"庭院"。它集教育、学术、藏书为一体,萌芽于唐末,鼎盛于宋元,普及于明清,改制于清末。宋代是书院的鼎盛期,南宋理学家吕祖谦曾写道:"国初海内向平,文风四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白鹿,天下所谓四大书院者。"800年过去,这四大书院依然存在,就是今天所说的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应天书院、     

布莱恩·蒂尔尼“公会议至上理论”研究述评北大核心CSSCI

传统研究中,学者们多将"公会议至上理论"的源头归于中世纪世俗的政治理论和帝国公法学家们的思想。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召开后,以公会议历史为中心的研究再次引发了学者们的兴趣。1955年,蒂尔尼出版《公会议至上理论的基础:从格拉蒂安到大分裂的中世纪教会法学家之贡献》一书,从12、13世纪的教会法传统阐释了"公会议至上理论"的起源:12世纪教会法汇要学家关于教宗、教会、公会议等问题的讨论,13世纪教令学家提出的共同体理论,14世纪约翰和扎巴里拉等人对传统教会法理论的综合和演绎,最终在政治形势的催动下促成"公会议至上理论"的成熟。蒂尔尼的研究否定了"公会议至上理论"起源于教会外部说,将"公会议至上理论"定义为教会法发展史上的一环,同时为"公会议至上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宗教神学的思路。     

布莱恩·蒂尔尼“公会议至上理论”研究述评

传统研究中,学者们多将"公会议至上理论"的源头归于中世纪世俗的政治理论和帝国公法学家们的思想。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召开后,以公会议历史为中心的研究再次引发了学者们的兴趣。1955年,蒂尔尼出版《公会议至上理论的基础:从格拉蒂安到大分裂的中世纪教会法学家之贡献》一书,从12、13世纪的教会法传统阐释了"公会议至上理论"的起源:12世纪教会法汇要学家关于教宗、教会、公会议等问题的讨论,13世纪教令学家提出的共同体理论,14世纪约翰和扎巴里拉等人对传统教会法理论的综合和演绎,最终在政治形势的催动下促成"公会议至上理论"的成熟。蒂尔尼的研究否定了"公会议至上理论"起源于教会外部说,将"公会议至上理论"定义为教会法发展史上的一环,同时为"公会议至上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宗教神学的思路。     

“言行趣舍,各以类书”——袁宏《后汉纪》历史叙事的方法和特点

从中国古代历史叙事的发展历程来看,东晋袁宏所撰《后汉纪》因其扩大了编年体史书写人物的叙事空间,而具有重要价值和代表性。《后汉纪》一书,在编年纪事的格局之中,以"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形式和标准,巧妙地处理了历史人物在编年体史书中的位置;以"观其名迹,想见其人"为目的,通过细节描写、载言、载文等方法,揭示各种历史人物的个性特征和精神面貌;以"名教"观念作为叙述和评价历史人物的准则,从而贯彻了"通古今而笃名教"的撰述宗旨。上述三个方面的结合,构成了《后汉纪》历史叙事的风格和主要特点。     

战国简儒家“仁”论元语言的蜕变——学习《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一、二册)

战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引起儒家核心理论"仁"论元语言的蜕变,在战国简中,孔丘"仁"本论走向新"仁"论,古典仁义走向多元道德实践,"命"系神性走向人性。     

论华山险道的形成过程

论华山险道的形成过程李之勤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天下名山虽多,究以五岳为尊。而在五岳之中,又以西岳华山为最高,最奇,其登山的道路也最险。“华山天下险”,就是人们对作为全国四大名山之一的华山的崇高赞颂和准确评价。由于以白色花岗岩构成的华山主峰犹如一大冲天石...     

试析东汉“博士倚席不讲”

正学界多视东汉为"经学时代"。光、明、章三朝奖崇儒术、重用儒生,然安帝时却出现"博士倚席不讲""学舍颓敝,鞠为园蔬"(范晔:《后汉书》卷七九《儒林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47页)的现象,其转变之大、变化之剧,值得学界深思。此前学界对东汉经学发展之兴衰及其原因有诸多研究,如:皮锡瑞从经学本身出发,认为"汉儒风之衰,由于经术不重",提出东汉衰亡"实自疏章句、尚浮华者启之"(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4页);陈寅恪从社     

社会主义论战之“外”的胡适及其“国家社会主义”论

社会主义论战爆发后,胡适比较关注,且于论战尚未结束之时借论王莽改制而谈起"社会主义"。他对王莽改制举措作出"社会主义"的解读,认为王莽的"六筦之令"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并对其失败予以同情。实际上,此后一段时间胡适所欣赏和认可的社会主义就是"国家社会主义"。不过,这已是他赋予了特别含义的"国家社会主义",与德式国家社会主义并不相同。     

“复礼”抑或“从俗”:论宋代家礼中的婚礼

"礼"与"俗"是宋代家礼的基本范畴。早期道学家多由"以礼论俗"出发,进而要求"因礼废俗",通过礼学考证与道学思辨,批判与抵制各种鄙俚婚俗。同时,宋儒也"以俗合礼",将自以为合乎经义、不害义理的婚俗纳入礼文,进行"合礼化"。在这方面,程颐、司马光导夫先路,吕祖谦集其大成。然而,这种做法却遭到朱熹的反对,其著《家礼》以经义为本,"以礼化俗",赋予古礼以新生。由"复古"到"从俗"而归于"复古",宋儒的家礼立制完成了一个类似"正反合"的圆圈,为考察宋代家礼提供了一种新范式。     

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这一页——从多视角看“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

本文从范式来源、政治背景、中西历史走向比较、被支离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国际宋史学界对唐宋史分期认识的变化以及国内唐宋史研究的实践等6个方面,对21世纪以来才成为热点问题的"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在国内唐宋史研究特别是宋史研究中的利弊得失做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基本结论是,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纠缠于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这一页。     

“崇德改制”与“丙子之役”:朝中交往中的正统性问题

在观念层面上,"崇德改制"与随后发生的"丙子之役"这两个事件之间具有特殊的意义及关联性。在朝鲜看来,"崇德改制"关涉整个天下秩序的变更,表达了金-清政权取代大明、成为新的天下共主的诉求。对于金-清政权而言,其诉求的正当性根据在于天下"惟有德者居之",而现实基础则是蒙古与朝鲜的臣服。相较蒙古,"小中华"朝鲜的归顺尤具特殊意义,它既能增强皇太极有德之君的形象,又能消解明朝支配天下的正当性基础。因此,征朝就成为清政权改号称帝后的当务之急。通过"丙子之役",清朝的军事征服将朝鲜纳入其政治框架,但并没有完全取得预期效果,朝鲜仍然不承认清朝的正统性。     

论罗米拉·塔帕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

罗米拉·塔帕尔是当代印度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主张运用经济决定论分析和解释印度历史、否定雅利安种族论,主张印度"哈拉巴文化"论、反对社会发展停滞论,坚持社会发展缓进论、反对美化印度教文化,承认印度文化多样性等。她对印度历史研究的贡献主要反映在革新印度历史研究的角度、以地区史观重构印度历史、赋予历史研究的时空感和前瞻性、以史为鉴服务印度现实社会等。     

"承负说"与两汉灾异论

作为《太平经》基础理论的"承负"说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善恶报应,继承汉代之前中国本土的善恶报应思想;二是对汉代社会危机提出的一套解释系统,此与灾异论的盛行具有重要关联。前者为《太平经》对下层民众进行宗教教化准备了前提,后者为其政治改良方案的提出铺平了道路。尤其后者,对两汉之际不同派别的道教运动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进而深刻影响了后汉之政治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