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王名称和徽章等看都铎英国的王权

指称与象征是透视都铎英国王权的重要视角。都铎英国国王的自称与他称、国王的正式称谓与称号、国王的纹章与旗帜等,是分析都铎英国王权的指称与象征的主要内容,但迄今很少有学者从这样的视角对都铎王权进行研究。指称与象征的内涵及其变迁表明,都铎王权的合法性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王权与主权观念实现了重合与交融,但王权的范围与职能划分中存在着公权与私权的内在矛盾。这集中体现在国王的特许权上。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宪政的发展历程正是解决国王特许权内在矛盾的过程。     

文艺作品中的近代英国贵族服饰

通过肖像画和时人所著道德训诫、政论性小册子、游记、私人日记等文艺作品,可以清晰看到近代英国贵族的服饰处在奢华与简约、矫饰与实用的冲突之中。都铎时期贵族穿戴夸耀式的奢华服饰,展现富足时髦的宫廷和强大的王权。复辟时期贵族服饰虽仍受法国宫廷影响,却增添了一些简约的东方元素,使英国服饰开始有了自身的特色。"光荣革命"后,贵族男子为确立其统治的正统性,穿上富有"男子气概"的简约服装,而女装未摆脱洛可可文化的影响,再次回归奢华矫饰。     

试论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下院同女王的斗争

关于英国都铎王朝时期议会同王权的关系,我国史学家长期以来因袭五十年代苏联史学家提出的观点,认为下院始终“绝对驯服地批准国王所提出的法令,并向国王谄媚逢迎”。至于议会同王权的斗争则很少提及。本文将就伊丽莎白时期下院同女王的斗争详加阐述并探讨其原因、性质及影响。     

从流民法看都铎时期议会与王权的关系

都铎时期是英国从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大变革时期。英国虽确立了君主专制制度,但国王在政策上仍需要议会的支持,议会亦需要王权的保护。这种“互助”的关系也反映在流民立法上。当英国出现严重的流民问题时,议会颁布的一系列法令法规中充分体现了国王的意志。因此,无论是“血腥立法”还是“社会福利”立法,其根本目的都是解决社会危机,避免发生动乱,稳固统治,在这一点上议会与国土的利益是一致的,国王与议会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     

1547年英国摄政改革初探

摄政制度是君主制国家中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是在国王不能理政时期代行国王权力的一种制度.英国摄政制度经过近500年的发展,最终于1937年以成文法的形式确立.都铎中期是摄政制度的形成时期.亨利八世通过议会立法和遗嘱拟定了爱德华六世时期的摄政形式,但是,依据死去国王的授权来统治国家在现实中是难以推行的.爱德华六世继位以后,遗嘱执行委员会发起了一场摄政改革,以探求摄政的形式和摄政者合法性的来源,并最终制定了单一摄政者的摄政形式.这种摄政形式在爱德华六世时期被认为是合法且可行的,并得到了后世的继承.1547年摄政改革开启了都铎后期的政治制度变革,并成为有限王权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亚述王表》与亚述王权

《亚述王表》是一部"亚述王权史",其主旨在于宣扬亚述王权的永远流传。《亚述王表》的编纂意图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保存亚述国王的历史信息,二是展示当时在位的亚述国王行使王权的权威,三是巩固当时在位的亚述国王王权的正统性。《亚述王表》对亚述王权的刻画表现出三个特点:一是通过"以今释古"的方式塑造亚述王权的永恒如一,二是从"民族性"的视角描述亚述王权的延续,三是以写实性的手法追溯亚述王权的起源。     

十六世纪英国“王权至尊”的确立与教皇权的衰落

“王权至尊”的确立是英国16世纪宗教改革的核心事件。它的确立直接导致“教皇权至尊”原则的衰落,削弱了教皇和教会管理社会和宗教事务的功能。在“王权至尊”确立后,英国16世纪僧俗两界的权力体系得以重组,宗教改革演变为政治变革。“王权至尊”由亨利八世创立,确立了王权在宗教和世俗世界独一无二的统治地位。“国王在议会中”使国王拥有了立法权。国王可以联手世俗立法机构直接面对教职会议并使其职能削弱,最终一身二任的国王实现了对教会的直接管理。但“王权至尊”的确立并非终局,质疑其合法性的声音从未停歇,膨胀的王权最终还得面临进一步的“被革命”。     

在专制与法治之间——“都铎悖论”解析

都铎时期英国的政体性质十分独特和复杂。一方面,都铎王权空前强大,在国家权力结构、政治法律体制和君主的统治行为方面都呈现出不可否认的专制趋向;另一方面,都铎诸王基本上是遵照“政治程序”行使其统治权的,因而又处处表现出明显的法治特征。结果,原本根本对立的专制和法治不合逻辑地共存于都铎政体中,形成奇特的“都铎悖论”现象。这一现象看似不可思议,实际上并不难理解,它是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期建立民族主权国家的时代需要和英国独特的宪政法制传统共同导致的必然结果。     

论布拉克顿的王权观念

在诺曼征服以来英国王权变迁的基础上,布拉克顿继承了盎格鲁·萨克逊"国王在法律之下"的传统和基督教"王权神授"的观念,形成了独特的王权观念.布拉克顿的王权观念主要包括王权的合法性、国王的权能以及王权的有限性等三个方面.经过科克等人的重新阐释,布拉克顿的王权观念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反抗王权、争取权利和自由的旗帜,从而成为英国近代宪政发展的重要思想渊源之一.     

后征服时期英格兰郡守制与封建王权(1066—1215)

自1066年诺曼征服至1215年《大宪章》的颁布,是英格兰封建王权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封建王权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以国王和郡守为典型代表,大致呈现三个阶段。首先,三次郡制改革体现了诺曼征服后国王加强地方统治的决心,且国王在二者关系中占据主动。其次,郡守的身份地位和职能属性反映了国王所推行的地方代理人制度,表现为封建王权对地方社会的主动介入。最后,郡守对国王的反抗代表了这一时期地方社会与封建王权之间的权力紧张。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国王和郡守的关系不仅透视出王室政府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博弈与妥协,也凸显了封建王权介入地方社会的最终目的和行为本质,进而二者在权力调适下趋于动态平衡。     

论都铎英国的货币管制

货币的铸造及发行权是封建时代王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历来备受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管制.都铎时期的英国既出于强化王权的需要,又迫于国内非常状况的压力,曾以王室公告为主要法律手段,对货币实行了严格而长期的国家管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囿于若干因素的制约,其实际效果又有一定局限性.     

都铎王朝的经济立法与英国近代议会民主制的起源

确立于17世纪的英国近代议会民主制是否可以在前一个世纪、即都铎时期(1485—1603)找到起源?这个问题长期为史学界所关注。本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方史学家中先后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是出现于本世纪50年代的“正统派”观点。该派代表人物、英国史学家尼尔认为,在都铎末代君主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1558—1603),下院在宗教改革、王位继承、下院权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女王、枢密院选有不和,议会与王权的“政治对立”颇为尖锐,实际上已经揭开了议会反抗王权、夺     

亚述帝国宦官的地位与作用

宦官是亚述国王加强王权、维护统治的重要工具。随着帝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宦官在亚述宫廷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增加。帝国早期,随着战争的频繁发生,大将军等职业将领开始控制军队和所领行省,对王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国王遂重用身边的宦官总管,而宦官掌管的国王卫队逐渐发展、壮大,宦官开始成为制衡将领们的重要政治力量。帝国盛期,更多的宦官出任军队统帅和行省总督,以宦官总管为代表的新兴贵族与以大将军等为代表的世袭贵族形成相互制约,政权基本稳定。对外扩张取得的空前胜利使宦官集团和亚述贵族们掌握大量土地资源。帝国晚期,国力下降,政局混乱,宦官总管一度控制了政权。最后,宦官集团和亚述帝国一起退出历史舞台。     

“国王们都有长长的手臂”——法国路易六世时期的王权

路易六世在其统治期间积极伸张王权,不仅改变了此前法国王权孱弱的境况,而且使王权的内容得到充实并使王权的外延扩展。路易六世在封建制下平定了王室领地内及周边堡主的离乱势力,统一的法兰西意识开始显现;他还在王室内部事务的管理上进行改革,加强了卡佩王朝的中央权威。路易六世扩张王权的努力同经济、社会和宗教领域的发展形成了良性互动。法国王权向社会、经济和宗教领域的渗透改变了王权系于某个具体国王权力的单一维度并同封建制度发生关联。在封建、王权与国家的三度空间里,路易六世时期的王权可以得到更全面的检视。     

浅析洛克的“议会至上”思想

近几年有关洛克分权学说的文章发表了不少,但多是从洛克分权学说的理论依据、三权间的一般关系及历史地位入手的,而对洛克的“议会至上”思想谈之甚少,对其议会改革主张更是不曾论及。对此,我想略述拙见。一17世纪开始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其斗争的主要焦点是:王权服从法律,还是法律服从王权;以国王为首的行政权应隶属于资产阶级参加的立法议会,还是议会隶属于国王。围绕着上述问题,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以议会为阵地,以议会军为后盾,与国王为首的封建势力展开了激烈斗争。革命经过内战、     

从传统回归现实——英国都铎时期世俗贵族传统军事职能弱化现象简析

英国贵族阶层在都铎时期(1485-1603年)之前,传统的主要职能是以国王的军事封臣身份为国王服军役.但随着都铎时期国家政策的变化、社会等级结构和价值观念的改变,以及新经济因素的影响,英国世俗贵族在新的社会形势下被迫脱离传统面对现实,军事性职能渐趋衰弱,主要职能开始趋于非军事化而多样化.     

中世纪英格兰“政教之争”初探

中世纪英格兰罗马教皇权曾一度超越王权。此后,国王通过与新生议会合作,摆脱了罗马教皇的控制,建立起了国王为首的英格兰国教会,为近代英国民族国家的诞生打下基础。     

论埃及托勒密王朝王权与神权的关系

托勒密王朝是古代埃及史上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法老埃及的王权与神权之间从来就不是和谐统一的,始终存在矛盾和斗争。但是,在托勒密王朝,二者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王权有效地控制了神权。这主要是因为托勒密王朝的国王借鉴了法老埃及的经验,采取了有利于王权的政治、经济政策,等级和阶级关系决定了宗教祭司集团不可能干涉世俗政权,文化背景也使托勒密国王从意识深处拒绝给予宗教和祭司各种权力。托勒密王朝王权与神权之间是赤裸裸的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这也正是托勒密王朝逐渐失去本土埃及人支持的重要原因之一。     

近百年来西方的西欧封建王权理论

一般而言,西方学者将10至14世纪的西欧王权称为封建王权。西方的酉欧封建王权理论主要包括如何估价王权的性质、地位、权限、发展等重要问题。这些问题极为复杂,要对它作出理论上的界定和论证颇为不易。当代英国著名史家N·扎考尔曾指出,由于日耳曼原始民主传统、教会王权神授理论和封建“契约”关系等诸种相互矛盾因素的影响,“中世纪社会中的国王地位变得模棱两可”,难以论证。一个世纪以     

论亨利七世的外交政策

亨利七世外交政策的历史前提 1485年,都铎王朝年轻的开国君主亨利七世登上了王位。此时,英国只有不到300万人口,分别约为当时西欧两个大国法国和西班牙的1/5和1/2,领土面积也远比它们的小。英国没有常备军,更没有国家安危所系的海军。自15世纪开始,尤其经过30年玫瑰战争(1456-1485),王权不断衰微,社会秩序严重混乱。王室财政机构几乎瘫痪,国王常常囊空如洗,债台高筑。在中央,封建贵族通过咨议会和议会上院而操纵国王,左右政局;在地方,他们大量蓄养家臣,武断乡曲,并经常进行大规模私战。亨利即位时及他整个统治期间,封建分裂势力全都汇集在约克家族的旗帜下,以推翻新王朝为其政治目的。仅在亨利朝的前10年,他们就掀起过三次大规模叛乱,聚众最多时达3万余人,每次均得到国际反英势力的有力配合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