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汝瓷雅致艺术的传承

宋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峰期,被欧美学者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在社会人文艺术的影响下,宋代文人士大夫普遍追求雅致隐逸的生活。汝瓷是宋代文人士大夫追求雅致生活的产物。宋代文人士大夫将日常生活提升至艺术境界,且充实内在涵养与修为。这与现代人追求的生活美学与讲究个人品味的生活态度极为一致,亦与当今的东方美学主流意识不谋而合。本文对汝瓷雅致艺术的进行简要阐述。     

沿袭与趋势:宋代东宫衰微之原因

东宫制度自汉代建立之后,经过不断完善,至唐初已发展至顶峰。然而,宋代的东宫却沦为名存实废的闲散机构。实际上,宋代东宫衰微并非骤变,中唐五代时期已出现东宫凋敝的趋势。由于宋代主流意识对太子参政的弊端有着清醒的认识,在沿袭中唐五代立储制度的同时,宋代诸帝结合本朝情况,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限制东宫的发展。自宋太宗定下设置苟简的基调之后,宋真宗建立资善堂进一步架空东宫,晚立储甚至不立储惯例的形成又从时间上遏制了其发展。这一系列制度设计既巧妙地缓和了帝王与储君间的矛盾,又兼顾了对皇太子的培养与防范。专制社会不断加强的皇权不允许储君对其产生威胁,中唐以降储君权力的衰落已成趋势,宋代东宫衰微则是这一历史趋势下的产物。     

印刷媒介影响下的宋代主流思想变革

宋代是近古时期的开始,宋代主流思想发生了重大变革,奠定了近古的思想传统。同时,宋代也是技术繁荣时期,中国印刷术在宋代迎来了高峰。作为思想发展的载体,繁荣的印刷媒介对思想的演化有显著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主流思想变革的三个过程:旧思想的瓦解和转化、思想间融合、新思想普及。     

试论宋代市民意识的觉醒及其表现

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和传统价值观念的转变促使以城市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日趋活跃。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市民意识开始觉醒,具体表现为市民享乐意识、自主意识与商业意识的觉醒。随着市民意识的觉醒,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给传统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     

试论宋代市民意识的觉醒及其表现

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和传统价值观念的转变促使以城市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日趋活跃。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市民意识开始觉醒,具体表现为市民享乐意识、自主意识与商业意识的觉醒。随着市民意识的觉醒,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给传统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     

《宋代治国理念及其实践研究》简介

<正>陈峰等著《宋代治国理念及其实践研究》于201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分8章,共34万字。该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历代王朝都面临如何治理国家的重大问题,采取一条怎样的核心治国思路,主流价值观是什么?立国与发展的最高目标究竟是什么?通过一系列的发问与思考,展开治国理念的探     

浅谈北宋与南宋人物画的差异

宋代的绘画是继唐代以后,中国绘画史上的又一座艺术高峰。绘画的画体、画风的多姿多彩,也是前所未有的。唐五代以前,人物画一直占据着画坛的主导地位,到宋代则是山水画和花鸟画占有显著的地位,人物画在宋代虽不是主流,但也有它不容忽视的重要成就。宋代人物画的最大特色就是道释人物画渐衰,且逐渐淡化了其神权色彩,世俗色彩浓重。与此同时,风俗画和历史人物画却十分兴盛,反映了宋代社会生活百态。     

试析宋代士大夫劝谏皇帝时的恐惧使用北大核心CSSCI

宋代士大夫劝谏皇帝时多借助兵变、灾异等有形无形恐惧,在逻辑清晰的主流之外,也时有事实和推断并不充分可信的情况,其主要目的在于使皇帝戒惕谨慎,使国家进入理想轨道,但也多少存在争权夺利等意图。宋代政治较为稳定平和,但事功差强人意,懦弱因循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与士大夫的恫疑虚喝有着一定的关系。     

试析宋代士大夫劝谏皇帝时的恐惧使用

宋代士大夫劝谏皇帝时多借助兵变、灾异等有形无形恐惧,在逻辑清晰的主流之外,也时有事实和推断并不充分可信的情况,其主要目的在于使皇帝戒惕谨慎,使国家进入理想轨道,但也多少存在争权夺利等意图。宋代政治较为稳定平和,但事功差强人意,懦弱因循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与士大夫的恫疑虚喝有着一定的关系。     

两宋史家的修史观及其时代特征

宋代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期,无论是修史种类的多样化、修史制度的完善程度、修史机构的合理设置还是修史成就之高都超越前代。宋代社会氛围相对宽松,政治管控较为开明,经济文化繁荣,民众言论相对自由,这些因素为官、私修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宋代史学编修在继承前代的同时,又面临复杂的政治、社会情况,史家修史观有了新的发展,如受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等影响,强化史学资治功用贯穿两宋始终;理学兴起,使宋代史家重视突出义理史观;党争政争以及皇权、相权对修史影响更加强烈等。研究宋代史家的修史观及其时代特征,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宋代史家秉持怎样的世界观、价值观、政治立场等进行史籍的编修工作,以及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和朝廷政府意志对史家的影响等,也有助于更好地运用和鉴别宋代史籍、史料,正确把握宋代历史的发展与演变。     

唐代宥州变迁的军事地理考察

唐代关内道北部的“河曲”是农、牧族类交融频繁地域 ,也是唐朝边防战略要地之一。宥州的置废变迁 ,就是这一地域军政形势起伏多变历程之缩影。本文着重从军事地理角度考察宥州的变迁背景 ,以明其时军政局势演替与唐朝边防措置之互动关系     

明朝西宁卫的军事戍防与政治管控

西宁卫是明朝边陲要地,系河西走廊的屏障,军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故此,有明一代极为关注对此地的经略。本文运用大量文献资料梳理了明朝于西宁卫所辖地的军事戍防、政治管控等种种施政方略,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明朝西宁卫的战略地位,全面评价明朝在这一地区维护社会稳定、推进边疆地区发展等方面的所作所为,均有裨益。     

明代陕西行都司及其卫所建置考实

辖有十二卫三所的陕西行都司,是明朝控制河西走廊及湟水流域的重要军事建置。本文在将地方卫所建置置于明朝整体战略格局背景下的同时,依据正史和地方志资料,详细考证了明朝陕西行都司诸卫所的建置背景及地域特征。本文指出,明朝对河西走廊的控制,并非象通常认为完成于洪武五年(1372年)冯胜西征,而是以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陕西行都司徙置甘州(今甘肃张掖)以及其卫所体系的完成为标志。在"隔断羌戎"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明朝初年在西北地区军事中心也经历了从河州(今甘肃临夏)到甘州的变迁。     

汉代限田制说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之受田宅律文,其实施对象是汉初军队系统的复员人员,而非全国人民,是"法以有功劳行田宅"精神的具体体现。此土地授予前属于国有,授予后即归被授者私有。"授田"与"授田制"是不同的概念,汉代虽然存在授田的现象,但并不存在战国授田制那种形式的土地制度。军功授田、民户自有的土地以及买卖而来的土地是汉初名田的三个来源。汉初,国家一方面承认民户对土地的所有权,同时对土地的转让、买卖和继承予以一定的限制,其方法是不同等级规定不同的数量限额,目的是维护既存的等级制度和抑制土地兼并。因此,汉代名田制是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限田制。     

中日知识分子的"崇文"与"尚武"

中日知识分子可比较之点颇多,本文只从历史的角度,选择“崇文”与“尚武”作为比较内容,探讨中日知识分子“崇文”与“尚武”的原因及其影响。宋代皇帝们“重文轻武”的思想与政策,是造成中国知识分子真正成为“文弱书生”的渊薮。由于在知识分子中还有不绝如缕的乱世“右武”思想与主张及其勇武精神,才使近代中国免于列强瓜分。日本知识分子所受“尚武”风习的熏陶自中世开始,中经近世直至近代,几乎没有间断,其“尚武”程度远甚于中国知识分子。日本知识分子由于“尚武”精神的过度膨胀,从而导致支持政府发动对外战争,走向摆脱外敌入侵时所起作用的反面。     

明清地图中的“苗疆”与“生苗”

明清时期,湖南、贵州、广西等省区交界地带是尚未纳入王朝直接管辖之下的"生苗"聚居区,被称为"苗疆",属于明清王朝的"内在边疆"。明代中期以来,明廷在以湘西凤凰腊尔山为中心的苗疆地区设立卫所、营寨,修筑苗疆边墙,隔绝"生苗"和"熟苗",加强对内在边疆的控制。明嘉靖《麻阳图》和万历《楚边图说》表现并强化了"苗疆"的存在。清代苗疆内在地缘结构改变,黔东南、桂东北取代湘西成为"生苗"聚居中心,康熙、雍正初年的疆域图中绘有三块"生苗"空白区,标明了清王朝疆域内的"化外之地"和"内在边疆",反映了清王朝的"疆域观"和"族群观"。随着雍正朝经略西南、开拓苗疆和改土归流,清王朝国家权力的空白地带--"生苗"区域逐渐减少并被代之以正式的国家政区,作为"内在边疆"的苗疆最终消失于清王朝的版图之中。疆域图生动表现了清王朝统一的深化和国家的内在拓展。     

明清东南沿海卫所军户的地方化——以温州金乡卫为中心

金乡卫设立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下辖蒲门、壮士、沙园三所。清初废卫为镇,改称金乡镇(金镇)。由明至清,卫所军户由单列"卫籍"的特殊群体渐次演变为普通的编户齐民,并逐步融入当地社会,这一过程,可谓为"军户的地方化"。军户的地方化进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明中后期,军户家庭逐步形成,军户地方化初现端倪;(2)清前期,裁并卫所,军户转为民户,屯田改为民地,军户地方化进程加速进行;(3)清中后期,军户家族形成并趋于稳定,军户与非军户融合,军户地方化最终完成。军户的地方化是东南沿海沿海卫所军户群体演变的普遍趋势,也是沿海地方社会构建的组成部分。     

清初清廷对西双版纳的经营及烟瘴影响

疟疾是历史时期西南边疆危害最严重的传染病,古人称之为烟瘴、瘴疠、瘴气等。清康熙三年,清朝就在西双版纳的普洱驻军设治,雍正年间又在澜沧江东部的西双版纳地区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设普洱府,建普洱镇。但受烟瘴影响,驻军、设治和改土归流经过了多次反复,清廷仍没有彻底完成对西双版纳的改土归流。本文以驻军、烟瘴为切入点,探讨了清初清军在普洱、思茅沿边地区驻军与撤军、改土归流与撤流复土的反复过程,认为烟瘴影响了清廷对西双版纳的经营,不利的自然环境是历史时期西南边疆经营的巨大障碍。     

唐代行州行县补考续论

唐代的“行州行县”,是指脱胎于正州正县,治所寄驻他地的一种权置的特殊政区。综合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的考证与笔者的补考(行雄州、行蔡州、行南扶州、行昌州、行翼州、行成州,行龙泉县、行潘原县、行洋源县、行黄金县、行朗池县、行将利县),唐代至少设置过37个行州、42个行县。唐代行州行县的设置,时间上以初唐和中晚唐为多,分布上以剑南道、关内道、河北道、陇右道为多,地点上则往往“依险为治”,这显示了唐代行州行县诸多方面的“现实功效”。至于寄驻正州正县界内的行州行县,会使原本正常的地方行政发生窒碍;管理职责归属部落首领的部分行州,会削弱中央朝廷对边疆地方的掌控力度,影响其循序渐进为正州的过程;行州行县的寄驻与升(还)正,会导致地名尤其是政区地名的名实混淆,如此等等,也是唐代设置行州行县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汉代对西南边疆的经营

本文论述了汉代经营西南边疆的政策措施及其效果。汉代在西南边疆地区实行“以其故俗治”的政策,适应中央集权制统治的需要,符合边疆民族地区实际,有利于汉朝统治秩序的稳定和西南边疆经济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汉代边疆战略重点始终在北方和西北,对西南边疆的经营规模和力度仍然是很有限的,边远山区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