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学者的学术交流

乾嘉时期,学者通过交游、通信及其他途径进行学术交流。他们既重视向他人学习,又重视相互间的讨论与争鸣,并对学术争鸣的规范有一定的自觉。在交流中,达成了关于考据学地位的共识,确立了方法论,推动了乾嘉学派的形成。     

在传承中寻求创新——陈祖武先生谈《中国学案史》

<正>陈祖武先生1943年10月生于贵州贵阳,祖籍湖南茶陵。现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陈先生治学专攻清代学术史,代表著作有《清初学术思辨录》、《清儒学术拾零》、《乾嘉学术编年》、《乾嘉学派研究》、《清代学术源流》、《清代学者象传校补》、《清代学林举隅》等。同时,先生又十分注重历史的贯通性研究,所著《中国学案史》一书上起先秦,下迄民国,开辟了中国学术史研究的新路径。在陈先生看来,创新是历史学的生命,但这种创新一定要以坚实     

陈寅恪对乾嘉学派的超越

在20世纪史坛陈寅恪以学识渊博和研究领域广泛而享誉国际。因其学术著作多以考据为主,被认为是新考据学派代表人物,并常与乾嘉学派学者相比较。陈寅恪治史虽深受乾嘉学派影响,但又表现出不同与乾嘉学派的时代特色。本文就从史学方法,研究范围,治史目的等方面探讨陈寅恪与乾嘉学派的不同和陈寅恪对乾嘉学派的超越。     

陈寅恪对乾嘉学派的超越

在20世纪史坛陈寅恪以学识渊博和研究领域广泛而享誉国际。因其学术著作多以考据为主，被认为是新考据学派代表人物，并常与乾嘉学派学者相比较。陈寅恪治史虽深受乾嘉学派影响，但又表现出不同与乾嘉学派的时代特色。本文就从史学方法，研究范围，治史目的等方面探讨陈寅恪与乾嘉学派的不同和陈寅恪对乾嘉学派的超越。     

清代学术研究若干领域的新进展及其述评

有清一代学术发展呈现出大开大合的格局,相关的学术文化史也一直是学人们不断探索和重新认识的领域。近年来清代学术文化的研究更是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学者们不囿成说,锐意创新,不断转换视域,取得了一系列新的突破。一、“乾嘉新义理学”的探讨在传统的观念中,清代思想界,尤其是乾嘉时期的思想界可谓是乏善可陈。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即明确说:“吾常言:‘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①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在其名著《中国哲学十九讲》中,更是以非常沉痛的口气说:“我们这个课程只讲到这里。明亡…     

杨向奎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杨向奎在晚年,用十年时间撰写了总计350万字左右的八卷本《清儒学案新编》,该书具有清代学术思想史和清代学术思想史料选辑的双重作用,由此可窥见清代学术思想发展的渊源及流派。杨向奎赞扬清初学者治学的博大精神,认为他们都具有学究天人,自立门户的特点,可比先秦诸子。杨向奎还重点对纵贯清代二百多年的显学——乾嘉学派进行了深入研究,他高度评价乾嘉学者的学术成果并盛赞其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杨向奎同时认为与乾嘉朴学派之考据并起的,有常州学派之经学,这两派,如双峰对峙、泾渭分流,至清末不衰。     

钱大昕与20世纪历史考证学

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大事,是历史学获得重大的发展,包括新历史考证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都取得了堪称辉煌的成就。以新历史考证学而论,出现了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著名大师和其他一批出色学者。人们都承认,乾嘉历史考证学是20世纪新考证学发展的重要基础,郭沫若评价王国维的贡献即讲过很有权威性的话,称他“承继了乾嘉学派的遗烈”,“严格地遵守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成为“新史学的开山”。①然而迄今为止,对此却仅只停留在笼统印象的阶段,对于乾嘉历史考证学与20世纪新考证学的关系这一很有理论价…     

钱大昕学术思想述略——兼论对乾嘉学者的评价问题

钱大昕是人们熟悉的乾嘉学者,以其所著《二十二史考异》与王鸣盛、赵翼齐名。长期来,一些著述论及钱大昕在学术上的功过得失时,总是列举其如何勘正旧史之疏漏,校订史书传写刊刻之衍脱,及考证历来史注之舛谬,如此等等。似乎他只是一个纯粹的考史学家,是乾嘉学派中“为考证而考证”的典型代表。也有些论者举钱大昕做过清朝的官,还曾自题像赞曰:“官登四品,不为不达;岁开七秩,不为不年;插架图笈,不为不富;研思经史,     

戴震和皖派学术

“皖派”又称“乾嘉之学”或“清朝考证学”,专指清朝中期出现的学术运动的代表学派之一,因为安徽省徽州府休宁县人戴震为代表而誉之为“皖派”。一、“皖派”与乾嘉时期另一经学的代表学派“吴派”并称。“吴派”是以江苏苏州府吴县人惠栋;太仓直隶州嘉定县人钱大昕等人以苏州为中心的由江苏籍学者组成     

乾嘉汉学治学宗旨及其学术实践探析--以戴震、阮元为中心

乾嘉汉学治学宗旨是由文字音韵训诂入手以寻求经书义理。但汉学家对这一宗旨的理解并不一致 ,学术实践的途径亦有差异。考察其代表人物戴震、阮元各自的学术主张与学术实践 ,比较二者的同异之处 ,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汉学治学宗旨的科学性与局限性。     

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倾向

从学术思想、学术理路和学术实践来看 ,章学诚不仅与当时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乾嘉汉学大异其趣 ,而且对乾嘉学派所反对的“宋学”表示了某种程度的认同 ,具有一定程度的“宋学”倾向。章学诚虽然对“汉学”与“宋学”的流弊都有所批评 ,但他对“汉学”与“宋学”并非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 ,而是在二者之间有所轩轾 ,其思想取向基本上是崇“宋学”而薄“汉学”。     

桐城派与徽州朴学

姚鼐代表的桐城派与戴震代表的徽州朴学,常被视为水火不相容,章太炎称之为文士与经儒之争。但乾嘉时代同属安徽的两个学术重镇之间颇有渊源,两地学者相互影响,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方苞与江永有学术上的交往,两人学术志趣极为相近;刘大櫆则融入并深化了徽州青年才俊中盛行的"古文"学风。     

乾嘉学术对政治的反拨——以凌廷堪、焦循、阮元为中心

凌廷堪、焦循和阮元都是乾嘉之际考据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学术旨趣与政治理念颇多相同。他们专注于学术考据,也热切关注社会现实,多以注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他们提出的情欲自然论、礼治论、仁恕论等主张,含有平实、通达、宽容、开放的思想意蕴,是特定历史境况下对乾隆皇帝构建的皇权专制政治与极权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拨。他们这种富于人性化的政治理念,旨在为现实中的僵硬政体注入一丝活力。凌、焦、阮学术中体现出的政治理念与现实关怀,折射出乾嘉考据学的另一种影像。     

乾嘉考据学流派辨析——“吴派”、“皖派”说质疑

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风靡学界,汉学成为正宗,一时聪明才智之士,咸趋此途。惠栋标汉帜于吴,戴震集大成于皖。然其治学宗旨相同,故于清代,未以吴、皖分之,亦未以流派别之。至近代章太炎、梁启超二大师以“吴学”、“皖学”分称,遂影响至今。当代一些著名学者,论乾嘉学派,言必称“吴派”、“皖派”。名家之论,如草上之风,风行草偃,几乎所有论及清代学术的著述,乃至教科书,于乾嘉考据学,皆有“吴派”、“皖派”之分,似乎已成定论。但仔细察来,此等分法,于事实甚为不符,更无科学根据,乾嘉考据之学,何“吴派”、“皖派”之有?因此,有必要与之商榷,予以辨清。     

钱大昕的史籍辨伪

作为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作为著名的史学家,钱大昕十分重视辨伪工作,并以开阔的视域、渊博的学识和精密的方法,对《竹书纪年》、《十六国春秋》、《金人南迁录》等史籍的真伪进行了认真考辨,语多精谛,颇为学术界所认同。钱氏还对古人作伪的规律有一定的认识,其中不乏积极的学术启发意义。     

读周积明著《纪昀评传》

读周积明著《纪昀评传》葛承雍纪昀是清代乾嘉学术界中的著名人物，“天下望之若泰山北斗”，其学术地位可以想见。然而，在人们习常的观念中，纪昀仅仅是一位博洽多闻的大学者，一位长于目录学的编纂学家，一位喜谈狐鬼的文言笔记小说家，一位著名的文论家、史评家，对于...     

墓出土玉器研究刍议

中山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千乘之国。关于其立国时间有公元前５３０年、前５０６年、前４１４年和前３７９年等几种说法,其存在时间也相应的由２３４年到８３年不等。在战国后期七雄并争于天下时,中山国几乎是当时北方、中原一带仅存的一个小国,特别是它是少数民族狄人所建,殊为可贵。但是长期以来,中山国在史乘中记载很少。关于其地望等问题,曾有清代乾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王先谦①等学者做过研究,大致不谬,但是限于材料不足而无法得其详情。至于对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状况的了解,更是几乎近于空白。长期以来,学术…     

乾嘉书林轶话——钱大昕与黄丕烈的书友情

有清一代乾嘉年间,社会稳定,学术繁荣,从钱大昕和黄丕烈的书友情,可以看出清学全盛时期学术界之一斑。 官登四品,不为不达;岁开七秩,不为 不年。 插架图籍,不为不富;研思经史,不为 不勤。 因病得闲,因拙得安;亦仕亦隐,天之 幸民。这是清代陈诗庭为钱大昕晚年画像,钱大昕自题的像赞,也是他一生高度概括的自我写照。钱大昕（1728～1804年）字晓徵,号辛楣,又号竹汀,上海嘉定县人,清乾隆进士。是乾嘉学派吴门惠栋的弟子。乾嘉学派学问的中坚为“经学”,小学、史学、天算学、地理学、音韵学、律吕学、金石学、     

扬州学派代表人物方志编纂理论述论

扬州学派是我国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流派,他突起于乾嘉学术盛世,滋衍发展绵延二百年,因其学术研究融会贯通,独树新帜,故而取得了硕大的学业成就,学术成果遍及各个领域。扬州学派在方志学研究方面亦是有所作为,成就斐然。其间,其代表人物诸如焦循、阮元、刘淇、刘宝楠、刘师培等,不但积极参与志书的编创实践,编撰出一批名志,而且深入展开方志理论研讨。其所论,不但在当时产生积极作用,而且有裨于今日方志学理论的研究探讨,对今日志书的编修和续志工作带来启迪与借鉴。     

试论钱穆与胡适的交谊及其学术论争

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钱穆与胡适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者,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西化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是传统史学派的大家、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本文以钱穆眼中的胡适为切入点,分析了不同时期两人的学术关联及其文化观的异同,认为钱穆对胡适的评价经历了一个由尊崇到疏离再到公开批评的转变过程,研究这个转变过程,对于20世纪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而言,应是一件有意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