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慈善中国富豪很“抠门儿”

从4月到5月,不同版本的3张中国内地慈善排行榜先后出炉。一时间,内地企业和富人慈善与否的争论又不绝于耳。国人通过对比“慈善榜”和“百富榜”后发现,多数“百富榜”上的富豪,却在“慈善榜”上名落孙山。人们由此发出疑问:这些人在获得巨额财富之后,为何没选择用慈善捐赠的方式来回报社会?在有着“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的     

什么阻碍中国富豪行善?

富豪们为啥要行善?“中国富豪慈善榜”的作者胡润,每年开工前都要问他的同事这个问题。最恶意的揣度,是其“伪善”背后隐藏的商业、政治动机,或者是对其过往致富手法的内疚,借以洗脱罪名,甚至只是为了满足虚荣心,或者避税。但胡润在调查中发现,还是有很多富豪的动机     

“慈富”难产,人人有责

一般人以为美国的亿万美元捐款都是出自富翁或名牌大公司,但错了,美国社会捐赠的70％来自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中国的富人“为富不慈”,根子在中国的老百姓缺乏慈善意识     

晚清教会医院慈善医疗演变述论

教会医院的慈善医疗是基督教在华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晚清特殊的社会背景下,教会医院的慈善医疗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19世纪30—60年代,教会医院作为基督教适应中国社会的产物,从一开始即进行免费的慈善医疗,其经费依赖于外国,医学传教士是慈善医疗的主体。19世纪70—90年代,有的教会医院继续实行免费的慈善医疗,有的教会医院在收费制度下进行不同形式的慈善医疗,中国人对教会医院的资助开始增加,一些中国人在慈善医疗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20世纪初,实行收费制度是教会医院的通行办法,教会医院在此情况下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慈善医疗,来自中国的经费日益增加,中国人在慈善医疗中发挥的作用不断增强。上述变化不仅是教会医院适应中国社会的产物,也是中国人对其态度变化的结果。     

李嘉诚等入选胡润全球富豪榜

2月28日,胡润研究院发布了2013胡润全球富豪榜,这次榜单以10亿美元(约合62亿元人民币)作为门槛,全球共有1453位富豪上榜。其中,亚洲富豪数最多,达到608位,而中国超越了美国,富豪数达到212人。     

慈善义演性质的确定与可能的三重悖论

正义演是出于某种道义或公义、公益的文艺、娱乐表演,组织者和演出者不取或少取报酬是义演的基本特征,出于慈善动机而进行的义演活动,可谓慈善义演。在特定情况下,通过慈善义演,天灾人祸的受难者或弱势群体得到某种程度的物质救助或精神慰藉,是艺人或娱乐人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按慈善目的不同类型划分,慈善义演可分为赈灾义演、社会公益筹款义演、爱国募捐义演、扶危济困义     

浅谈美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文化因素

在当今社会,慈善已经成为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主要方面。美国作为一个慈善大国,慈善事业的制度之完善、影响之深远是其它国家不可比拟的。同时,慈善事业为美国社会福利事业做了巨大的贡献。在美国,不仅富人积极参与慈善,民众也乐善好施。按志愿者占总人口比例和慈善捐赠的规模来看,美国无疑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慈善国度。美国慈善事业能够如此发达,慈善家能够如此慷慨,这种伟大的成就与文化中的宗教因素、个人主义和志愿与互助精神有很大关系。     

潘石屹,被骂冤不冤

富豪有不捐款的自由,但要获得社会的尊重,不能仅仅做到不突破下限,这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社会道德期待。当曹德旺为新冠肺炎疫情解囊1亿元的时候,潘石吃却仿佛在体验个人名誉的破产流程。由于在慈善救助方面出人意料的冷漠抑或冷静,这位一向以诚恳形象示人且擅长自我营销的地产商遭遇了网友的群嘲,“只加油不捐款”成了潘石屹的新形象。     

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卓越人生

在美国,在世界,“洛克菲勒”这4个字就象征着权力和金钱。作为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富豪之一,洛克菲勒家族在美国的政治、经济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洛克菲勒家族成员中出现过副总统、参议员、董事长,但他们的锋芒都没能超越过一个人,就是他们的祖辈、洛克菲勒财团的创始人——约翰·戴·洛克菲勒。     

当代美国社会中的宗教

美国的宗教具有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等都是有影响的宗教。不过,只从信徒数量来说,影响最大的当属基督教。美国的各个新老教派都积极致力于开展社会服务、从事慈善活动,以此作为自己的谋生之道,而提供社会服备则被看成是在社会中发挥和扩大影响、体现自身价值的最有效的途径。     

该为富豪辩护吗?

民营企业家的原罪讨论兹事体大,牵涉到对改革的评价,对历史的评价,以及中国市场化进程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中国第三次改革论争不尘埃落定,市场化进程就有冒进、倒退、无序的风险。虽然原罪的含义应该是人在上帝面前的罪业,但中国的民众已经习惯接受富豪原罪论。那么,谁是上帝?原罪何来?在原罪这个前提不明、定义不清、诉求被道德面纱重重包裹的虚幻概念之下,我们看到的是在转型期间由巨大的游戏规则不公平所导致的利益分配不均衡。社会之所以挑选富豪当作转型时期的祭品,无外乎转型期的富豪聚焦了足够多的矛盾冲突,掘金过程中有太多的不规范动作,而又缺乏组织能力与理论能力。富豪是聚光灯下的边缘人,挑战这样的人群能够恰到好处地在安全的范围内显示勇气和智慧。     

总统富豪宠爱女保镖

手榴弹甩过来时,她们挺身而出;子弹呼啸而至时,她们舍身护主……她们是女保镖。在很多时候,她们成了美国总统布什、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俄罗斯富豪阿布位莫维奇等政要、富豪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总统富豪们,也越来越离不开她们……     

富豪失踪的五大前兆

早在2002年6月,当年的福布斯第二号富豪、华晨集团创办人兼主席仰融出走美国,就曾在业界引起了震动。然而,富豪失踪的现象在2003年并未有所减缓,而是愈演愈烈,"财务黑洞引发富豪出逃"开始成为人们的习惯思维。     

美国建国初期女性慈善社团与白人女性公民身份的初步建构——以波士顿科班社为中心的考察

19世纪初期,受国内外局势的推动,女性慈善社团在美国大量涌现。成立于1811年的波士顿科班社就是这股浪潮的产物。以科班社为代表的女性慈善社团在美国白人女性公民身份的初步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女性慈善社团的日常运作为白人女性提供了扮演美国公民的机会与训练。在起草与签署社团章程、向立法机构请愿并以法人身份行使法律和经济权利、通过选举和表决来解决社团事务的过程中,白人女性确立起公民意识。此外,女性慈善社团开展的活动进一步为女性成员提供了以公民身份行动的平台。通过参与慈善活动,美国白人女性能够把经济优势转化为公共影响力,关注家庭以外的公共事务,进入公共领域。公民意识的确立与公民身份的践行,为日后美国白人女性追求完整公民身份奠定了基础。     

charity概念在英国的历史流变及其社会意蕴

charity是英国历史上表示慈善的最常用词语,但其概念却在社会发展变迁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它从对上帝之爱发展到侧重对邻人之爱,后泛指一切旨在解决社会问题的仁慈行为,到了现代社会其含义变得更日益多元。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charity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其既反映了不同时期慈善主导话语权的变化,更体现了英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由此引发的慈善评判标准的改变也促进了慈善社会功能的不断增强。而charity理念的发展恰好与近代以来英国商业社会推崇的自由竞争潮流相生相克,慈善无意中悄然成为英国消解商业社会弊病的有效方式。因而,charity树起了英国社会进步的一面正义和友善的旗帜。由此可以说,厘清charity概念的源头流变十分重要,它可为慈善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加开阔的视野。     

1923《国家地理》杂志百年佳作撷珍汽车工业

近两百年来,汽车从富豪"昂贵的大玩具"发展为大众出行的便捷工具,与现代人的日常生活须臾不可分离,深刻影响着现代社会的经济、工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规划等。汽车工业发展初期的重要的几步都始于美国,到上世纪20年代,这项工业更是首先在美国迎来辉煌。1923年10月,《国家地理》杂志特别制作"汽车工业"专刊,印下了那个大时代的有力脉搏。     

“慈善义演与近代社会”笔谈

正【编者按】义演既是一种有效的募捐方式,也是中国慈善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中国,频繁的自然灾害与连年战乱,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灾难,民间自发组织的慈善义演不仅帮助了饥困民众,也与大众娱乐相交织,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城市文化现象。慈善义演在赈灾中发挥了一定的社会功能,在民间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目前相关研究日渐受到学界关注,文献整理也在不断丰富,从慈善史的角度和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对此进行观察,无论在内涵解析     

又见慈善榜

什么是慈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但在很多人心中,慈善应该是富人们的“专利”,慈善心的大小对照着富人们慷慨捐赠的多少。而拿来衡量善心大小的标准,正是极富风向标色彩的一个个慈善榜。自打胡润这个外国黄毛小伙子把财富榜和慈善榜相继带进中国后,一夜之间遍地开花。但是随着慈善榜单的公布,     

我所了解的圣约翰大学

圣约翰大学是旧中国一所著名的教会学校,它建在中国的土地上,却在美国登记注册;买办、富豪的子女受的是西化教育,校长美国人却精通中文,以穿长袍马褂、拖着长辫子自诩……这所“中西合璧”的学校是如何教育学生的?细读《我所了解的圣约翰大学》,会为你找到答案。     

公民意识的兴起：一战时期英国慈善活动的新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前线战场与后方民众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在志愿参军之余,后方民众对前线的支持大都汇入到各种慈善活动中。民众的积极参与使慈善活动拥有了国家立场表现出明显的爱国主义情感,对责任的认知促使不同阶层的人在慈善活动中不断交融,打破了原有的阶级固化,并直接增强了慈善与政府公共行为的合作。战时慈善的这些变化有力昭示了英国公民意识的兴起,即对国家的认可以及对作为国家公民责任的认知。这种公民意识,不同于传统的道德责任,不仅使慈善机构成为英国汇聚社会力量、弥补政府功能不足的重要渠道,也为此后慈善活动的发展提供了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