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蒋抗日”还是“抗日反蒋”——兼与《纲要》教材商榷

从九一八事变至我党发布五五通电这段时期,中共对蒋政策是反蒋抗日还是抗日反蒋,党史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笔者以为这一时期中共对蒋政策应是抗日反蒋,根据有四：一是“抗日反蒋”提法载入中共中央文件;二是“抗日反蒋”提法见诸我党和红军负责人的言论中;三是“抗旧反蒋”口号符合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关系的变化;四是“抗日”反蒋”是党史学界权威著作较为普遍的观点。     

略论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

中国共产党主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经历了从“反蒋抗日－抗日反蒋——逼蒋抗日－联蒋抗日”四个阶段。本文研究了从“反蒋抗日－抗日反蒋”这一阶段的历史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逐步确立起来的,其间虽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但中共独立自主的自觉的努力起了主要作用。     

“反蒋抗日”还是“抗日反蒋”——兼与《纲要》教材商榷

从九一八事变至我党发布五五通电这段时期,中共对蒋政策是反蒋抗日还是抗日反蒋,党史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笔者以为这一时期中共对蒋政策应是抗日反蒋,根据有四:一是"抗日反蒋"提法载入中共中央文件;二是"抗日反蒋"提法见诸我党和红军负责人的言论中;三是"抗日反蒋"口号符合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关系的变化;四是"抗日反蒋"是党史学界权威著作较为普遍的观点。     

关于“逼蒋抗日”方针形成问题

围绕着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策略方针的转变问题,国内外的中国共产党史专家、学者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这些论著在以下两个问题上存在分歧:一、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确定的“抗日反     

"抗日反蒋"与"联日制蒋"--胡汉民与两广的"抗日"口号与实践(1932-1936)

全面抗战爆发前,两广地区的抗日主张在国内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根据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资料,揭示出胡汉民与两广在抗日问题上的复杂性：一方面他们宣传“抗日反蒋”的主张,也有支持抗日的举动;另一方面则有幻想“联日制蒋”,并有与日方接触的行为。论较详细地披露了这一历史过程,分析了形成这种复杂性的原因,并对胡汉民与两广在抗日问题上的立场给予评价。     

为什么农工党能够酝酿发动“福建事变”——农工党与十九路军的深厚渊源

1933年11月20日,在全国抗日反蒋高潮的推动下,驻守福建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联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外界称之为“第三党”）等反蒋势力,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国民党决裂,同共产党合作,开展抗日反蒋运动。     

西安事变片段

1936年12月12日,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下,国民党内主张抗日的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为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怀着善良的愿望,以惊险的手段、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捉蒋放蒋,逼蒋抗日,联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面抗日战争的发动。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个必要的前提。”     

论张学良与“西北国防政府”计划

张学良自成局面的设想和中共先行建立地区性国防政府的策略 ,是促成“西北国防政府”计划产生之两大要素。但在该计划的实施步骤及是否反蒋、如何打通苏联等问题上 ,张与中共间存在着某些潜在分歧 ,加之中共的政策由反蒋抗日急剧转向逼蒋抗日 ,打通苏联亦未能成功 ,从而导致该计划终归流产     

九一八事变后的冯玉祥

九一事变后,冯玉祥慷慨激昂,呼号奔走,呼吁反蒋抗日,进而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揭起抗战大旗。透过冯玉祥“日记”,从历史上加以考察,这一切绝非偶然。     

“攘外必先安内”再批判

“攘外必先安内”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基本国策,意在因应国内“三足鼎立”、国际“四向分散”的形势。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选择先“剿共”后抗日,共产党选择先反蒋后抗日,而随着局部抗战向全面抗战形势的转化．双方的这种选择逐渐演变为国共合作抗日的过程。“安内”是以“剿共”为中心．包括实现国民党内的统一和国民政府的“中央一体化”,以及充实国力．加强战备等内容。“攘外必先安内”是国民党处理内政的基本国策,又是图存御侮的策略。历史已证明：“剿共”不是抗日的前提．“反蒋”也不是抗日的前提。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才是抗日的前提。     

试论抗战开始后蒋、汪矛盾激化分道扬镳的原因

蒋、汪的矛盾斗争发轫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山舰事件”,到改组派发起反蒋活动,则演成了真刀真枪,势不两立的架势。1932年,改组派烟消云散,蒋、汪握手言欢,分掌军政权力,开始了所谓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时期。但彼此始终同床异梦、勾心斗角。抗日战争爆发,蒋、汪矛盾尖锐激化,暗斗渐为明争代替。“联共抗日”与“反共降日”的政见分歧,伴随着权力之争,加上日本诱降、扶汪弃蒋的催化作用,导致蒋、汪间貌合神离的关系彻底破裂,造成了国民党的又一次大分化。     

台湾抗日志士蒋渭水

蒋渭水（1891-1931年）,台湾宜兰人,祖籍福建漳州府龙溪县,先后创立了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民众党和台湾工友联盟等抗日组织,领导台湾非武装抗日民族运动,是日据时期台湾抗日政治运动中最重要的领袖之一,被称为台湾孙中山及台湾民主运动之父。蒋渭水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笃信三民主义,追慕祖国的民族革命运动。他逝世后,台湾史学家连雅堂这样评价他：“中山主义谁能继,北望神州一凄神”。     

“审蒋”无法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审蒋”无法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张伟联系到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之前已经制定了“逼蒋抗日”的策略方针,学术界仍有人认为,中共中央在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立即决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指导下,对蒋介石个人的处置在策略上有一个发展过程,即由“...     

试析瓦窑堡会议后中共对蒋政策的演变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对蒋政策经历了反蒋抗日、逼将抗日、联蒋抗日的复杂变化过程。这一系列变化是由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蒋介石对待革命的立场和态度的变化所决定的。     

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再探讨

基于中国国力不及日本、迷信和平和保存实力等因素考虑,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没有得到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明确指示下,自行实行不抵抗政策,致使沈阳失守,东北沦陷。由于在对日看法上,张学良与蒋介石观点基本一致;二人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又合作无间,所以,张学良和蒋介石对东北沦陷都应负责。论对狭义的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张学良应负直接责任;论对广义的九一八事变的处理,蒋介石则应负主要责任。但蒋、张之“不抵抗政策”,非为不抗日,而是何时抗日、如何抗日的问题。     

川陕苏区的抗日宣传

1932年12月至1935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入川,在广大群众和游击武装支持下创建川陕苏区．作为第二次国内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第二大苏区,始终高举“反蒋抗日”和“反帝拥苏”大旗,在党领导的抗日民主运动中．广泛地进行了抗日救亡宜传。     

被误读的中美合作所

新中国建立伊始,“中美合作所”便被宣传为“美蒋反动罪行”的代表,数十年来,《红岩》、《烈火中永生》等文艺作品更是将其塑造成了臭名昭著的魔窟,至今很多人提起来仍然会咬牙切齿。然而,在台湾和美国,“中美合作所”却是作为著名的抗日典范一直被纪念和颂扬的。那么,“中美合作所”到底是抗日机构,还是反共魔窟呢？     

论宋庆龄的反蒋抗日主张及其与中共的关系

随着近些年来史学研究的深入,关于宋庆龄的思想活动,也应该本着不断进取和实事求是的原则,重新考察。本文专就宋庆龄“反蒋抗日”问题,作一些探索。     

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法宝。1935年秋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即提出灵活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启动从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在此后将近两年曲折、复杂、尖锐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依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调整其策略,由“抗日反蒋”改变为“逼蒋抗日”以至“联蒋抗日”。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全力进行调停,促成和平解决。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在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与各党各军各派的逼迫下,其方针、政策也几经变化。国共第二次合作终于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威逼南京之际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实际建立。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进行了坚忍不拔的努力,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赢得了全国上下一致的信任。中国共产党在完成从内战到抗战的伟大战略转变,促使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历史进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创造了十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     

一个不可忽视的国民党政治派别——再造派

再造派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内拥胡反蒋反共的政治派别。它曾提出“再造”、“复兴”国民党的口号;公开申明“倒蒋”、“反共”、“抗日”的政治立场;发动过颇有影响的倒蒋运动。但是,因为没有制定政治纲领和成立组织机构,往往被人们所忽视或遗忘。本文对再造派的形成、政治主张、主要实践活动及其解体,作以肤浅的探讨,以引起史学界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