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康有为‘通三统’‘张三世’的浅释——答西安余培英、长沙史政同志问

康有为在其名著「孔子改制考」里,提出了「通三统」「张三世」的主张,以后在其他著作里面(如「礼运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等)也屡次发挥这种主张。不少同志来信询问它的意义,但这个问题牵连甚广,兹尽量简单地说明如左:究竟什么是「三统」「三世」呢?康有为的学生粱启超在阐述师说时有一个很简明的解释,说:「三统者,谓夏商周三代不同,当随时因革也……三世者,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有为政治上     

满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前,为什么怕中国人民和外国接触?是否是认为外国比中国进步呢?究当如何解释?

首先要说明满清政府怕中国人民和外国接触,并不是认为外国比中国进步;相反的它是把外国看作野蛮落后的国家,一切都不如中国。因为处在封建社会的满清统治者,对于世界情况,是闭塞无闻,盲目自大的。把全世界看作不单是环绕着中国,而且是隶属于中国的外藩,并不承认中国以外还有同等的国家,满清皇帝以外还有同样的帝王,只有自己是至高无上的,蛮夷小邦,何能和中国相比。清朝修明史外国传的时候,就斥利玛窦的「万国全图」说天下有五大洲是「荒渺莫考」。除了一个大清「天朝」和大清皇帝以外,其余「红毛」「白夷」,都是微不足道的。所以     

义和国“扶清灭洋”的策略意义

远在三百年前,满清统治者开始其对中国的民族牢狱的统治后,虽然想尽方法不迫压汉族人民的反抗,但随着社会矛盾的发展,汉族人民的反满斗争,不只是持续着,而且不断地深入。以「反清复明」为口号的反满祕密团体,转入广泛而深入的地下活动阶段。南方的「三合会」,「哥老会」,北方的「白莲教」天理教,就是南北中国汉族人民进行反满民族斗争的泉源和种子。在极坚苦的努力奋斗下,无数次的举起民族斗争的义旗,给满清统治阶级以无情的打击,显示出「中华民族的各民族人民对于外来     

武训与圣芳济

对于武训,在以前我的确是相当陌生,脑海里只有一个「行乞(?)学」的模糊影子。直到看见人民日报『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号召后,才开始尽可能的把有关于武训的材料看一些,当时我就很自然的联想起欧洲中古末期托钵(?)派创始人圣芳济St.Francis 来,这也可能是我的错觉,我认为把圣芳济的「其人其事」作扼要介绍,可能对武训认识有相当帮助和启示。欧洲在十(?)世纪时候,如日中天的天主教教会的统治淫威,由于内在和外来两种因素,开始走向由发展到没落的道路上,一方面是在封建社会母腹里孕育着的新(?)工商业者的胎儿,开始在发育滋长,作为封建社会帮凶的天主教会自身,腐化的生活和暴横的行为,贯彻了(?)教皇到一般教士们,使人民恨入骨髓(?)另一方面,自十字军东征以后,人民深受了新的刺激,更引起人民甚至于下级(?)士对教会制度和宗教理论的怀疑与厌恶,教会竟被称为「魔鬼的犹太(?)堂」。所谓「异端」的下级人民反抗运动,     

“万岁”的起源与演变

在我国西周以前的古文献中,「万岁」一词未曾出现过。自战国开始,万岁一词屡屡出现于文献和人们口中。这时的「万岁」是一种怎样的称呼呢?宋代张洖的《云谷杂记》指出:「《吕氏春秋》宋康王饮酒,室中有呼万岁者,堂上悉应」。《战国策》冯谖烧债券,民称万岁。蔺相如奉壁入秦,秦王大喜,左右皆「万岁」等皆是。人们通常认为,自战国到汉初「万岁」主要有两层意思;其一、即如上述的表示庆贺欢呼时所用,其二则是代表死的讳称。 那么,「万岁」一词何时才被赋予神圣的尊严,成为帝王的代称呢?有人认为:秦汉以后,臣民们才开始直呼皇帝为「万岁」。它始于汉高祖刘邦,如刘邦临朝时「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并在此时由叔孙通草创了?一套与之相辅的礼仪,使刘邦因此感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另有     

经济地理学与国民经济的地域结构论

这次讨沦会给予我的课题,是阐明「地域结构论」在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关于战后经济地理学的动向,在「经济地理学的成果和课题」中已作了确切的介绍,而且由于25届大会上「围绕经济地理学的方法论」的报告和争论已经弄清楚了,在此不必加以重复.但是,有必要谈谈它与「国民经济的地域经构论」的关系.因为,国民经济地域结构论,是在对以往一些理论进行反省后开展的,而且「地域结构论」本身并不是新的术语.     

杰出的探险家与外交家——张骞

张骞这个人,在从西汉以来二千年当中,一直是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极为推崇称赞的。就是到现在来说,我觉得我们祖国历史上出现过那样功业显赫杰出而卓越的人物,还是值得我们骄傲自夸「引以为荣」的事。可是我们和封建统治阶级对他的推崇与称赞,是有所区别的;虽然所称赞推崇的同是一个人,同是一个人所作的事情,因为我们和封建统治阶级所据的立场与观点不同,对张骞的认识方法不同,因此也就不能得出相同的结论来。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张骞的事业完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因为张骞的通西域,发现了遥远的西方有许多文明富庶的国家,给当时统治者找到了侵略的对象与路径,给商人地主们找到了掠夺财富与施行不等价交换的市场。给中国的皇帝夸耀了所谓「威德」部分的满足了历代统治阶级对于西域兄弟民族的剥削与统治欲,所以他们对张骞的推崇,从其实质上看,是从反动的民族侵略,民族压迫的大汉族主义出发,把张骞看作一个对兄弟民族侵略的急先锋了,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对于历史的歪曲,对于封祖国有很大贡献的历史伟人的一种侮蔑,也是值得我们学中国历史的人予以批判和揭发的。我们认为我们祖国历史上有个张骞值得夸耀并「引以为荣」的,是他那对祖国的「忠诚勇毅」坚决反抗民族侵略与和平外交的精神,张骞的出使西域不仅是有利于当时的封建就治阶级,而且也完全是     

圖書館不能放棄陣地,必須捍衛它——開架制度是圖書館的工作方向嗎?

一「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三年第九期刊登了鎮江圖書館的「開架式借書的經驗」和程長源的「圖書開架制度的商榷」,這二篇文章都企圖推廣開架借書制度的「經驗」。在這之前,廣東人民圖書館的杜定友先生曾編印了一本題為「開架式閱覽室」的小冊子,送到各地圖書館加以推廣。廣西圖書館在其刊登於館刊一九五四年一月號上的「一九五三年工作概要」中,也曾介紹了該館這方面的     

讨论问题

「合纵」和「连横」运动的本质如何?为什么「合纵」失败,「连横」胜利?——(河大史地专修科同学提)「合纵」和「连横」运动,从表面看来,是秦与六国间的政治斗争;如果深一层从社会经济的发展上看,它却反映了战国时代新旧土地所有者间的矛盾和斗争,具体的说,就是反映了新兴的商人地主与没落的领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这就是它的本质。     

试谈对租庸调的看法

我国历史上,封建社会时期占着很大篇幅。封建社会时期的阶级矛盾,主要是广大劳动农民和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土地问题是封建社会的主要问题。本期张博泉先生试谈对“「租庸调」的看法一文中,分析研究了从春秋到唐代赋役制度的发展过程,同时又分析研究了「占田」制度和「均田」制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直到今天在历史工作者中对这两个问题没有能够取得一致的意见。从「占田」制看,有人把他了解为劳役地租,有人把他了解为整顿国家税收,张先生认为是征收佃租的一种标准。从「租庸调」赋役制度看,有人主张他是和「均田」制度相适应的赋役制度,有人怀疑唐代「均田」制度是否真正推行过,有人否认「租庸调』制度和「均田」制度之间的关系;张博泉先生一方面分析「租庸调」力役制度和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关系,两税制出现与唐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一方面又探求「租庸调」制度和东汉以后「租庸调』制度的继承性,对问题的认识更深入了一步,给我们今后继续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希望对于这一问题有研究的同志们,能够多发表自己的意见。     

一八六四年到一八九四年间中国广大人民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

在本刊五月号「一八六四年到一八九四年间国际资本主义对中国侵略和中国满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一文中,曾经把这一阶段里国际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作一个轮廓性的叙述。现在再对本阶段中国广大人民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斗争,作一个概括的说明。因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     

花东甲骨卜辞的祭祀现象

花东卜辞中所记载的事类以祭祀类最多,这一类祭祀卜辞有著什么样的祭祀规律,目前还不清楚,然从卜辞的型式看来,前辞有作「干支卜」者,也有以「干支」、「干卜」和仅以「干」开端者,这些不同的型式代表著何种意义,前此在《花东·前言》中并未加以说明,     

甲骨補記

本刊第五期刊載了我的「解放後甲骨的新資料和整理研究」並其它兩文,曾得到許多反应。上海羅伯昭先生因看到該文,立刻將他所藏的甲骨四百餘枚捐獻給政府。也有告訴我們收藏甲骨的處所的,也有請鉴别甲骨真伪的,也有请考釋所藏甲骨文字的。這些對於我們的工作有着很多的幫助。但是,該期本刊的封面里頁所載的一個完甲,其釋文是有錯誤的。甲的正面「戊寅卜」,釋者筆誤為「戊午卜」。這個錯誤,曾經幾位讀者來信,羅伯昭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北京周綱仁老先生為此特别寫了一篇很長的「實證說明」,     

吴三桂勾引满清入关事件的分析

一六四四年的满清入关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重要事件,吴三桂是这个事件中的主要角色,关于这一历史事件与这一历史人物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我们这里有加以明确敍述的必要。从前讲到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的时候,总是很自然地要联想到「冲冠一怒为红颜」的诗句来,因而会情不自禁地陶醉在「英雄美人」的故事里,以致轻视或无(?)了对于基本原则的掌握,而陷入「英雄史观」的错误中。所谓基本原则究竟是什么呢?这当然就是阶级观点。诚如荣孟源先生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文中所说:『离开阶级关系来谈历史上的人物,夸大或缩小历史事实,歪曲或伪造历史事实,对历史上的人物任意地漫骂,或无聊地称赞,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不是历史科学研究者所应采取的态度』。我们知道,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是明崇祯初年的锦州总兵:吴三桂本人是由武举出身的山海关总兵,是一位(?)有数十万精锐武装的地主阶级的将     

鸦片战争前夕的“汉宋之争”

乾、嘉以后至鸦片战争前大约一百年的光景,统治中国学术思想界的,主要有两大学派:宋学和汉学。宋学家标榜程、朱,专讲纲常名教、性命义理,号称“得孔子不传之绪”,是嫡系的“正学”。程、朱理学是钳制人民思想的工具,早就被封建统治者当作学术的“样板”来提倡。元朝初年的一个理学家许衡有一番名言,说是“人心如印板,     

太平天国“恒兴店凭”与当时物价问题

一「海虞贼乱志」诸书记载着这一事实:在太平天国后期,太平军曾发给其解放区的商人以「店凭」「商凭」等「商业登记证」,但是,迄今为止,所被发现的这类登记证,还仅有「金匮商凭」(即周穗成先生所介绍的「黄兴和商凭」),「嘉兴营业执照」,「吴江黎里镇营业执照」(即全毓黻先生所介绍的「恒顺店印照」),「盛镇卡凭」等寥寥数种,而所谓「店凭」,则未经发现,因之周穗成先生怀疑「店凭」似即「商凭」。实际,在某些地区,太平天国确曾颁发过「店凭」,它并不就是「商凭」,现在杭州西湖博物馆便藏有「恒兴店凭」一件,该件为杭县三墩张佩山先生所赠存,张先生的先世于太平天国解放杭州期内,曾在三墩开设过恒兴腌腊店,当时领得这一店凭,这一革命文物,是弥足珍贵的。该件「恒兴店凭」的形式和内容如左:     

史学工作要面向群众——史学杂话之三

最近陈伯达同志在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会上,讲到科学研究工作的方针时,有这么几句话:「科学家所研究的问题,主要的应该是为人民所大量一需要的东西,是在某一科学领域里面带重要性和群众性的问题,也就是说,研究应该有一定的目的性,其结果要能够解决一些带重要性和群众性的问题,不要只是追求一些枝节的事情,不要只为研究而研究。「(原文见「人民日报」我是从转载于九月八日的「长江日报」上看到的)这是个重要指示,这是叫所有科学研究工作者,都面向群众,面向「人民所大量需要的东西」,而走出自己的牛角尖,史学工作当然也不例外。     

批判中学世界历史教学上的“欧美中心”思想

一、问题的提出近百年来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历史特点,不仅充分地表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同时也以各种形式反映到文化领域里,正是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所说的「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以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关于整个文化方面所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因为内容牵涉太广,我们一时尚不能一一论列,这里姑且只就世界历史教学方面来谈一谈。去年七月,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史学会成立在会的致词中曾经这样说:「中国在社会的时代,是在帝团主交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控制之下,使中国长期地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之     

河南郑州二里岗又发掘出“俯身葬”人骨两具和有凿痕龟甲一片

河南郑州二里岗殷代遗址继发现甲骨文字后,又发掘出「俯身葬」人骨两具和有(?)痕龟甲一片,对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提供了极宝贵的线索。「俯身葬」就是埋葬时将屍身面向下,背向     

平英团——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运动的第一幕

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注1)一部中国近代史,从头到尾无处不证明了这个真理。鸦片战争是近代资本主义强盗侵略中国的开端,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屈膝投降的开端,也就是中国人民英勇反抗的开端。而这种英勇反抗,大体说来,是从一八四一年平英团运动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