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亦阅修途，努力肆前响——侯方域早期诗歌主题研究

侯方域是“明末四公子”之一,最早以诗歌名传大江南北。他的早年诗中渗透着蓬勃的朝气,宽广的胸怀,凌云的壮志,以及富家公子哥的自信与不屑,豁达与不恭,使他的诗有一种鲜活的生命力和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傲气与霸气。     

元好问生平踪迹考

元好问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又是金元之际在文学上承前启后的桥梁。他从青年时的异地求学,中年时的多变仕途,到晚年时的编写史书,都是在漂泊不定的艰苦环境中完成。他的踪迹频繁地往返于晋、冀、鲁、豫等地,采摭遗轶,收罗史料,编写出了颇具有学术和史料价值的杂编诗词等文献,其诗、文、词、曲,各体皆工,被尊为＂一代文宗＂,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跟随元好问一生的踪迹,了解他一生的艰辛,瞻仰他一生的执著及＂一代文宗＂的风范。     

北赵出土铜器铭文中之晋侯 及其他晋侯名新考

北赵出土铜器铭文,从考古和训诂两方面考证,对晋侯名与史载各代晋侯的对应关系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明末清初杭州书画鉴藏家群体管窥

明末清初是中国鉴藏史上的特殊时段。明中期以后,嘉隆、万历诸帝因国库空虚,竟将书画当作＂以充武官岁禄＂,①致使大部分内府古玩书画逐渐流散在外,极大地充实了私家收藏。至清初时,全国尚未统一,朝廷对书画无暇顾及,达官显贵一旦仕途败落,便落得抄家充军,     

明末清初画家孙杕考

梅花碑是杭州一处很著名的地方,在佑胜观路以南。此地原为南宋德寿宫旧址。明末清初,杭州两位共享盛名的画家孙、蓝瑛合作画了一张梅石图,刻成石碑立于此地,于是由碑名衍化为地名。直到晚清,这里还摩肩擦踵,热闹非凡。     

光武帝独出心裁的封爵之赏——“不义侯”

光武帝刘秀经营河北时,一度倚重为"北道主人"的渔阳太守彭宠起兵造反,对刘秀的"中兴"之业形成冲击。彭宠被其家奴子密所杀,光武帝得以消除心腹之患。光武帝给予弑主家奴以"不义侯"的特殊封爵,本是经略天下者的权宜之计。"不义侯"在制度史上的意义是:其一,以列侯之名号,表达含有政治贬斥的涵义;其二,列侯爵号与封邑地名无关,实际上呈现的是"列侯虚封"的新格局。"不义侯"爵赏在政治史与政治伦理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人对之有仿效、有贬议,从而成为意蕴深厚的文化符号。     

梦华怀旧情结与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之兴盛

杭州在唐宋时期的辉煌历史与灿烂文化,是明末清初西湖小说的素材来源与情感寄托,而这在与后南宋时代的兴衰对比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差与失衡。失落中的梦华怀旧情结,在小说作者的审美心理与创作动机中,以及杭州读者群的接受心境与审美情趣中是普遍存在的。这是明末清初西湖小说兴盛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     

海昏侯墓出土肖形铜器的艺术特点与审美思想管窥

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铜器具有鲜明的艺术特点。与商周时期相比,其题材选择更加丰富多样。既有对神仙世界的想象性创作,也有对现实生物的模仿及历史事件的记载。器物的造型和纹饰出现嬗变,立体的肖形附饰逐渐消失,肖形造型中的立体抽象纹饰也被飘逸浪漫的细刻线或器型本身的写实塑造代替。其审美思想也有所发展,审美范畴逐渐转变,且充满了人文精神和生活化倾向,还反映出汉人不同于前人的审美观照模式。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和手工业的进步,铜礼器走向生活用器及宗教环境改变所致。     

率真文人之命运——遥想李白当年

翻开中国几千年来的名人档案,许多人对历史人物所经历的艰难曲折总是非常淡漠,淡漠到像平时浏览报刊杂志轻轻翻过的那几页纸。而对当时历史的亲历者来说,那都是他们一生中日积月累、寸寸血泪的承受啊。我们只有深入到历史人物生命的褶皱中去访微探幽,才可以感觉到些许沉重,才能触摸到他们生命的鲜活与温热。     

清末陇右名家巨国桂生平及其著述考

巨国桂（1849-1925）,甘肃秦安人,曾任河西甘州府（今甘肃张掖）训导,新疆阜康县知县,为清末陇右著名诗人、教育家、书法家,其一生枕经葄史,著述丰硕。但遗憾的是,因战争和自然灾害等原因,其著述过半亡佚,留存传世至今的有《劫余诗存》《慕研斋文集》等10余种,且大多为稿本,藏于甘肃省图书馆。这些流传至今的巨国桂著作,尤其是从未对外公布之稿本,内容广博,涉及诗歌、碑文传记、家谱艺文、散文杂记、地方史志等,是研究巨国桂乃至清末民初陇右社会文化思想的宝贵资料,对其存藏情况、文献特征和版本信息逐一进行详尽梳理、揭示和考述,可以全面反映巨国桂之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     

王鉴生平之几点考证

清初＂四王＂中以王鉴的生平记载最为简略,资料最为缺乏,这与他生活甚为窘顿,晚年更孤苦凄凉,身后萧条有关。本文拟对其中几个问题作些考证,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对画史有兴趣的同道多关注这一位培育了王石谷与吴历两位大画家的清代正统派宗师。     

清末徽州学者汪宗沂的生平、家世与交游考

汪宗沂的五世祖汪泰安经商致富,建西溪“不疏园”,供子孙读书学习,延聘硕德魁儒江永设馆讲学,戴震、金榜、程瑶田等人求学论经,文人雅士纷至沓来,逐渐发展成“皖派”学术发祥地。汪宗沂的高祖汪漪代父经商,助力兄长汪梧凤从事朴学研究“读经史治古文而立汉帜”。“不疏园”优渥的读书环境和先人勤恳笃学之志,耳濡目染地熏陶了汪宗沂。汪宗沂年少时,读书于“不疏园”,求学于程可山;青壮年避乱游幕于曾国藩、李鸿章幕府,先后拜师刘毓崧、李联琇、方宗诚、翁同龢;晚年归园授徒,手不离卷,著述等身,兼涉多域,堪称“江南大儒”。通过对汪宗沂的生平、家世及交游情况的考察,不仅有助于其著述理解的精准和深入,而且有利于徽州地域文化的传播与发扬。     

赋役故事——明末清初松江一个秀才的经历和记忆

从明末至清初,社会动荡不安,士人生活复杂多样。在权豪势族聚居的松江府地区,因政治变化出现了地方世族衰退与王朝控制强化的明显趋势。一个旧王朝影响的影子,逐渐消逝于地方归入新朝的漫长过程中。身份低微的秀才曹家驹因有权势人物的支撑,在明末已经介入府县财政的枢要工作中。根据他晚年所撰的回忆性笔记《说梦》,可以清晰地窥知彼时地方政治的巨大变化与赋役制度的复杂运作,及其背后人事的重要影响。曹家驹并非地方上的显要人物,没有荣耀的头衔,在王朝更替之际直至康熙年间,是一个可以代表很多人命运的普通士人,经历了王朝秩序在地方由乱到治的全过程。与有官职经历的乡绅们相比,他的身份更契合士民阶层的论说,也可看作是平民中的指导者。而且,曹家驹亲身参与了地方的赋役制度改革,其经历有助于我们可以从比较广泛的层面上,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的课题。这为了解明末清初的重大变化与社会整体的继承性,提供了地方人事与社会变革的细致样例,以及制度沿革史不能呈现的社会实践内容。     

地域文化与戏曲生态——以明末清初常州为例

地域戏曲生态在文化习俗的主导下呈现出特有的区域特质,明末清初常州戏曲在繁荣商品经济的支撑下获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而人文的兴盛为戏曲提供了足够文化储备的同时,也促成了戏曲雅正特色的形成。同时,文质相倚的风俗指向也造成了区域内外戏曲表现的统一与分化。     

范允临的散曲及生平考略——兼谈其妻徐媛的生卒年

上海图书馆藏明范允临《输寥馆集》(清初刻本)卷一《词余》录有其散曲八首,谢伯阳先生《全明散曲》未载。兹先将其抄录如下,再对其内容及作生平略作考订。     

明末清初州县陋规的产生和地方财政之关系——以徽州府休宁县为例

陋规是清代州县财政普遍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依据陋规内涵查检“陋规”一词在史籍中出现的时间和频次推断,其产生于明万历初张居正赋役改革之后。赋役折银及其定额化,加上银两价值受市场波动而缩水的影响,以及中央财政更容易从地方财政中攫取更大份额的因素,造成作为地方行政基础的财政状况出现困局。为对冲和纾解这一财政窘局,清代地方政府各种陋规名目的征收成为某种必然。明末清初徽州府休宁县收取陋规的方式主要表现为特定事项办理费用的收取和操纵词讼贿金的所得,透露出地方陋规征取的操作情形。立足于休宁县财政变化过程的考察,可以发现,清初休宁县用于政务运行的存留部分较之明代大幅削减,因而导致陋规问题日益趋重。休宁县的实例为清代州县普遍存在的陋规现象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     

明末清初福建人移民台湾问题概述——以漳州、泉州为例

福建移民是如今台湾社会的主体,明末清初则是移民运动的重要活动时期。福建地区本就多山少耕地,但长期以来由于远离中原,开发不足,人烟稀少,故而并未出现人多地少的情况。但经过永嘉之乱以来的一系列政治变动和战争,黄河流域民众大量南迁,经济重心随之日渐南移,福建地区也逐渐从一个地广人稀的宽乡,变成了人多地少的狭乡,人地矛盾日益突出。这种局面至明末清初之际达到极致。为谋生计,大量福建人冒死漂洋过海来到台湾开始新的生活,为台湾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农业工具。台湾的发展进步离不开他们的辛勤付出,他们的生存发展也离不开台湾这片沃土的养育。     

明末清初青花瓷人物题材的世俗表达——以广东省博物馆藏品为例

广东省博物馆藏有数量可观的明末清初人物纹饰瓷器,多出自景德镇民窑,画工多为民间画师,纹饰有民间趣味,题材、绘画风格具有通俗性。通过这些瓷器上所绘诸如山水人物、释道神话人物、历史人物、戏曲人物、女性形象等人物纹饰,可一窥这一时期青花瓷器的艺术审美情趣和世俗意趣,亦可看到当时的社会风貌、风俗习惯等文化内涵。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传教取得成功的原因——以利玛窦的传教为例

在明末清初中西交往中,天主教耶稣会士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带着传播上帝福音的宗旨来到历史悠久的中国,鉴于社会现实,采取了和平的"文化传教"策略,将西方先进文化大量介绍来中国的同时,又极力迎合了中国士人的心态和融合了中西的文化,在传教过程中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其中以利玛窦的传教作为典型。     

明末清初社会变动与地方志的编纂——以《松江府志》为例

文章以明末清初《松江府志》的编纂为例,阐明地方志的编纂深受社会变动的影响,具有因时而变的特点。明末,由于中央政权的式微,松江士绅在编纂地方志时有较大的自主空间,可以依照士绅主体的选择,对地方事务进行评议,突显地方特色,引导地方社会的价值取向,成为地方事务话语权的主体。而在清初府志的编纂中,处处体现了中央试图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不仅主持之人为官方儒学教授、他邑之人,不再突显地方士绅的作为;撰写也是以中央统一标准,有关地方社会的特殊习气不再彰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朝国家控制力加强、地方舆论空间相对缩小、士人社会地位下降的历史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