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张氏家族教育传统试探

以张英、张廷玉为代表的桐城张氏是有清一代官声显赫的名门望族。早在明代,张氏家族在桐城就已经是较有声望的大家族,据张英为其父所作传记载,张氏“先世自豫章徙于桐”1,从张英的曾祖起张家就多出“有廉能声”的循良官宦。张英的曾祖曾任陕西左参政,其祖父张士维为赠正议大夫、广东按察使,其伯父秉文是明代万历年间进士,任山东布政使赠太常寺卿。族叔张秉贞是崇祯年间的进士,曾任户部郎中、蕲黄兵备、浙江巡抚,至清,因廷臣交荐,升任刑部尚书。其他如秉观等虽只是一方父母官,但都颇有官声。然而,张氏家族的兴旺发达还是在有清一代。顺治十一…     

五代写史修志的“桂林方”

历代写史修志不乏其人,而安徽桐城方家五代写史修志,堪为佳话。方氏故里安徽桐城是文化名城,地杰而人灵,水波平静的龙眠河傍龙眠山而过。桐城以文化、以名人而显,曾出过父子宰相张英、张廷玉,二人不仅官位显赫,才学与人品都为人称道,演绎出不少历史美谈。方家是桐城望族,明清两代,出了很多高官,时人有＂江东华胄推第一,方氏簪缨盛无匹＂之谓。     

张作霖父子与“满蒙铁路悬案交涉”

所谓“满蒙铁路悬案交涉”,是指日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完成“经营满洲”扩大铁路权限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就满蒙铁路权益问题所进行的有关路权外交。关于“满蒙铁路悬案”的交涉,一直贯穿于张氏父子主政东北的始终,在张氏父子对日关系中占有重要的一页。探究张氏父子与“满     

为何历代均有“文帝”和“武帝”

周朝有文王、武王;汉朝有文帝、武帝。为何历代都有“文帝、武帝”呢?这里的“文”和“武”都是帝王的谥号。谥号是皇帝死后,新继位的皇帝请大臣们根据死者生前的品行及谥法的规定,给予的一种称号。按照谥法的规定,谥号可以分为表扬、批评和同情三大类。“经纬天地曰文”,意思是善于治理天下的可谥为“文”。像汉文帝刘桓、隋文帝杨坚,都是以善于治理天下著称的,所以被谥为“文”称为“文帝”。“威强睿德曰武”,意思是说声威强盛又明智的可谥为“武”。像周武王姬发、汉武帝刘彻、晋武帝司马炎,都是以声威强盛著称,所以他们的谥号都是“武…     

桐城《戴氏宗谱》之戴名世史料

戴名世是清代康熙年间名古作家,桐城派的一代宗师,因曾被难于《南山集》案,集被禁毁,史料多散佚,令后之研究扼腕痛惜。新近从桐城民间发现的《戴氏宗谱》,为了解戴名世在桐城戴族的历史地位,戴名世与方苞、张英、姚士藟的关系以及《南山集》案的影响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献。     

读者来信

《靠借贷度日的封疆大吏》一文让我感触至深。沈葆桢身居高位，能廉洁自持，清苦奉身，实在可敬可赞。其志行之高洁，让无数今人为之汗颜。当然，沈葆桢更为后世所敬仰的，是其忧国忧民之大志、抗辱御外之壮举。     

真正的裁判还是历史

在我国古代,有身份和地位的人死后,都会加上一个特殊的称呼,谓之谥号。比如＂汉武帝＂、＂曾文正＂等等。 谥号有两个要点：一是谥号要准确反映死者的一生,二是谥号在死后由别人评定并授予。君主的谥号由礼官确定,由即位皇帝宣布,大臣的谥号由朝廷赐予。 所以,谥号的依据就是他们在世时的所做所为,相当于盖棺定论的总结和概括。     

奉系与东北军事教育——以东北讲武堂为中心的考察

东北讲武堂是民国时期中国四大军官学校之一,张氏父子通过苦心经营,将讲武堂办成了驰名全国的著名军事院校,同时也为奉系军事近代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通过东北讲武堂的设立,一方面提升了奉系军官的整体素质,另一方面也宣扬了爱国主义思想。此外,在学校的开办过程中,张氏父子的教育思想得到了深化。     

新见李建成墓志管窥唐太宗的政治主张

西安博物院接收移交李建成墓志一合,该墓志显著特征为志文＂（？）＂（谥号）字为重刻,证明＂（？）＂字之前为另外一字,参照《唐会要》对建成所上谥号争议一事的记载,结合磨损后残留笔画推断,修改前谥号为＂（？）＂字,这也体现唐太宗对定立谥号过程中的矛盾心理。一斑窥豹,反映出太宗对玄武门事件后的恻隐之心和政治立场,可弥补史料之不足。     

蒲城荆姚觅宝纪行

荆姚在陕西蒲城县西南17.5公里处,为蒲城现今建置十大镇之一。历史上北宋曾于此设立驿丞衙署,明代以后一跃成为商贾繁盛的通衙要镇。由于各代一致推崇提倡重文尚教的传统,遂使荆姚日渐形成人文荟萃之地。据粗略统计,仅清代同、光两朝荆姚一地所相继涌现出来的进士、举人、贡生、廪生,至少应有数十人之多。至于像楼底李家、西胜堂张家、老街苏家那样数代文魁绵延不绝,父子兄弟争相入泮的书香门第,更此起彼落,比比皆是。     

谭嗣同最爱的张氏卤菜

正提起戊戌变法烈士谭嗣同对张氏卤菜的酷爱,首先要讲讲张氏卤菜源远流长的来历。明嘉靖年间(1522-1566),湖南浏阳北盛镇的张氏先祖以善制卤菜起家,其独创的名牌卤菜"寸肤"(以猪皮或猪头肉为底料)更是名扬四方,被文人墨客誉为佐酒的王牌菜。当时浏阳举人周中信的《浪淘沙·巨湖烟雨》一词中,有"寸肤饮酒就轻寒"之句,对其大加赞赏。浏阳文庙慕名礼聘张氏先祖     

“双向自立协议” 让孱弱独子风雨重生

上期刊登了天津社会科学院教授郝麦收为本刊撰写的《两代双赢》一文,字里行间透射着教授本人对订立“亲子双向自立协议”的独到见解和切肤之感。本期我们继续追踪,再度记录郝氏父子签定“协议”前后的心路历程、双方为履行“协议”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以及社会各界对此“协议”的不同看法。     

姜书阁清廉轶事

姜书阁是我国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193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治系。他在20岁时写成的《桐城文派评述》，为学术界所称道和重视。解放后，所著《骈文史论》、《汉赋通义》等多部著作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四川大学知名学者周先达教授称他为“一个在文史、政史研究不可多得的人才”。     

“寓贤”第一人

<正>余秋雨先生在《流放者的土地》中说,"一个家庭世世代代流放下去,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莫大的悲哀,但他们对东北的开发事业却进行了一代接一代的连续性攻坚……"安徽桐城方家、浙江桐乡吕家莫不如是。在散乱的典章中,我们还能缀辑出另一个值得称道的家庭,他们是来自浙江山阴(今绍兴)安城村的杨家——杨越、杨宾父子。     

试论冯梦龙的《桐城时兴歌》

桐城文化,在安徽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提桐城文化,有的人认为就是“桐城派”文学,津津乐道“桐城文章甲天下”.其实,“桐城派”文学只是桐城文化的一部分;代表官方文化的那一部分;桐城民间文化,在历史上也极为发达,其中又以山歌最为灿烂.桐城山歌,古人称“桐城时兴歌”,简称“桐城歌”.原先,它只是起于桐城地方的一种小曲调,大约明代以后,逐渐流布到吴语地区(指今浙西、苏南及上海地区),成为有名的“吴歌”的组成部分.关德栋1962年8月为明人冯梦龙《山歌》作序时,论道:     

方东树诗歌史论的诠释模式与批评形态

《昭昧詹言》是部诗歌史论性著作,隐含着一套由诗歌观念、诗歌史观、诗歌史批评方法构成的具有逻辑关系的诗学批评体系.在展开方式上,方东树采用“通变—正变”批评、“通论—个案分析”相结合的诠释模式,从微观、宏观两个层面形成“复调叙述”;在批评形态上,具有形式美学批评之特点,体现了历史原则与审美原则的相统一.由此,方东树建构了具有桐城文派特色的传统诗歌发展史,确立了诗歌典范在桐城诗学传播中的价值,有着争取诗学话语权,确立桐城诗学地位之目的.     

论谥号文化内涵的演变

论谥号文化内涵的演变杜建民,崔吉学谥号和立谥制度是我国传统文化异于其他民族文化的一种独特现象。我国古代,帝王后妃和公卿显宦死后,后人须避讳其生前之名而另立新号以相称。谥号就是这种死后的称号。议立谥号须依循某种规范和细则,这种规范和细则,称为谥法。立谥...     

叡山新月冷,台峤古风清——读《风藻饯言集》

智证大师是日本入唐八家之一圆珍的谥号。圆珍(814—891),字远尘,日本天台宗寺门派开山祖师。他是日本赞岐(今为香川县)那珂郡金仓乡人,俗姓因岐(866年此姓改为“和气”),入唐时取同音字“殷”为汉姓。他是日本入唐弘法大师空海(744—835)的侄孙。日本和淳天皇天长五年(823),圆珍十五岁时,登日本天台宗本山比叡山,师事义真(781—833)。义真精通汉语,曾于804年随日本传教大师(追赐的谥号)最澄(767—822)入唐为译语(译员),随最澄登天台山,从道邃、行满学习天台     

陕西泾阳太壶寺藏北周如来立像调查与研究

太壶寺藏北周保定二年(562年)如来立像为张操所造释迦像,之前还有建八关邑、忏悔等系列法事,由张氏、王氏主要参与和出资;题记中的比丘尼人数较多,反映北周一朝尼僧集团出现较大发展;北周时期的"宝幢"可能用木质长杆制成;"能人再现"之语可能指武帝宇文邕登基之事,关中周边出土的五件武成二年造像表明武帝即位之初并未明显反感佛教.     

元镇守武昌"保定万户府"考——以万户张氏为中心

顺天张柔为蒙古政权治下的汉人世侯之一.蒙(元)宋对峙期间,张柔率部长期驻扎亳州,负责对南宋作战,亳州成为荟萃各地汉军的屯兵重地,张柔、张弘略父子先后任亳州万户,统一进行指挥.李璮之乱后,张氏失去对亳州军团的指挥权.此后,亳州军团逐渐分化出众多汉军万户,张氏嫡系部队亦被拆分.元灭南宋后,重组军队,张氏嫡系部队定名为"保定万户府",由参与灭宋有功的张柔子张弘范及其后人世袭万户.保定万户府先是驻守建康、太平,后移驻武昌,成为湖广行省的镇戍军主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