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瓯市出土商周青铜器探讨

上个世纪70~90年代,建瓯市小桥镇黄窠山、南雅镇丘坑山、小桥镇蜈蚣山陆续出土了10多件商周青铜器,种类有青铜大铙、甬钟、觚、提梁卣等礼器,青铜剑等兵器,青铜凿等工具。尤其是小桥镇黄窠山陆续出土的青铜礼器为全省罕见,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本文对建瓯出土商周青铜器的种类、年代、性质、产地等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对于研究福建青铜文化有较大参考价值。     

宋明清仿制三代青铜礼器原因考

宋明清三朝各有不同规模的仿制三代青铜礼器之举,器物质地有铜、瓷、木、竹、漆等.表面上这种仿制活动只是不同时期决策者的个人爱好,深入研究则可以发现其目的是要借此复建以青铜礼器为代表的夏商周三代的礼乐制度,并规范社会行为,是对三代青铜文明的渴求与复兴.     

青铜爵为饮酒礼器探析

青铜爵是夏商周时期酒器组合的核心,也是重要的酒礼器之一。本文通过对青铜爵来源、器物组合、发展演变的分析,提出青铜爵为饮酒器的可能性较大这一观点。此外,考虑到青铜本身的特殊性,推断青铜爵在诞生之初即为夏商周时期进行礼仪活动的重要礼器。     

商周蜀地青铜尊、罍器用相关问题考述

商周蜀地由尊至罍的转变以至列罍礼器组合的使用,在器物形制、装饰风格以及器物组合等方面与中原地区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受到克商胜利这一重要时代背景的强烈影响。原地处殷周之间曾受到商人强烈影响的东方族群在翦商联盟中占据重要地位,他们对青铜罍这种带有本族特色之礼器的重视与摆脱"安阳"约束的时代风貌相结合,从而使高浮雕装饰的青铜罍出现在蜀地,最终成为先秦时代蜀人上层贵族提高自身威望的核心礼器。     

巫史文化对商周青铜礼器形制演变的影响

青铜礼器是商周时期身份与权利的象征,代表着当时先进的生产技术,反映出当时上层社会的精神崇拜。青铜礼器形制的演变,不仅是生产工艺的变化,一定程度上还受精神文化的影响。本文从商周青铜器的形制变化角度入手,结合商周对"巫"与"神"的不同理解观念,试析巫史文化对青铜礼器形制演变的影响。     

宝鸡石鼓山几件青铜礼器的仿制观察

通过对石鼓山商周墓地出土的3组共10件青铜礼器,从形制、大小、图案、纹饰、铸造、打磨等多方面,进行观察与比较,结合两类器物的时代不同等方面,推测为铸造一般甚至草率的商周之际或西周早期的青铜礼器,很可能是宝鸡当地工匠仿制自铸造上乘的殷墟中晚期的青铜礼器。     

商周青铜扁足鼎特点简析

青铜扁足鼎特征明显,是商周青铜礼器中极富特色的器类。本文较为全面地收集了商周时期的青铜扁足鼎,对其进行了系统的类型学和时空研究。     

匜与古代沃盥之礼

青铜礼器简称"礼器"或"彝器",品种繁多,可分为六大类:炊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和杂器。商周时期,贵族举行礼仪活动或宴前饭后要行沃盥之礼,以表示虔敬。水器是沃盥时用的注水或盛水器,包括盘、匜、鉴。西周中期以后,水器地位逐渐上升,许多酒器也转化为水器,出土器物的组合中常以水器配套。本文通过介绍天水市博物馆馆藏青铜匜,探讨青铜匜的发展演变过程,以及沃盥之礼在当时的重要性。     

三星堆与商周青铜人像造型艺术研究

三星堆青铜造像群,展示了中国商周时期雕塑造型艺术的辉煌成就。突破了一般青铜礼器的狭隘艺术理念,更为广阔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多元社会生活情形。从审美角度看,三星堆与商周青铜人像可分为具象、抽象两种形式,既有浓郁的神化色彩,更有趋于写实的风格。以变化多样的表现形式,显示出丰富的化内涵,在美术考古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     

瑰伟奇谲 郑州洼刘西周贵族墓组青铜器赏析

<正>青铜卣是商周时期重要的盛酒礼器,主要流行于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西周中期以后在中原地区基本不见。商周青铜卣分布范围甚广,常出土于规格较高的贵族墓葬之中,用于盛放古人祭祀时所用的一种叫作秬鬯的香酒。《尚书》、《诗经》、《左传》等先秦文献中都有周王赏赐诸侯"秬鬯一卣"或"秬鬯二卣"的记载。甲骨卜辞之中也多见"鬯三卣"、"鬯五卣"之说;     

新郑李家楼大墓出土青铜器研究

春秋时代,周王室衰微,诸侯国势力日渐强盛。郑国就是自春秋初年始渐强大的诸侯国之一。近年来,在郑国的国都—新郑郑韩故城相继发现了大量珍贵的郑国青铜器,诸如新郑金城路铜器窖藏及城市信用社铜礼器窖藏①,新郑中国银行工地的１６座青铜礼乐器坑及大批殉马坑②。诸多春秋郑国青铜器的发掘出土使学者的目光又一次聚焦到郑国青铜器上,研究郑国青铜器又使我们不得不对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新郑李家楼大墓出土的青铜器进行一次重新认识和研究。本文拟在已知图志、文章所提供李家楼大墓出土器物情况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地区其它出土材料考证大…     

襄樊余岗战国秦汉墓第二次发掘简报

1996年,在襄樊市团山镇余岗村北发掘了32座墓葬,墓葬分三区：墓子地、岭子上、卞营。墓子地和岭子上墓区的30座墓均为土坑竖穴墓,卞营墓区的2座墓为砖室墓,大部分随葬器物为陶器。这批墓葬可分为五期：战国晚期、秦统一至秦汉之际、西汉早期、西汉中期、东汉晚期。余岗墓地的发掘为研究襄北地区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墓葬的分期、年代、秦楚关系以及埋葬习俗、文化特征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实物资料。     

襄樊邓城区域楚墓地考析

襄樊邓城区域是楚文化遗存分布的一个重要区域。1971年以来先后发掘了四处楚文化遗址和八处楚文化墓地,并出土了大量的楚文化遗物,其时代可分为春秋早、中、晚期和战国早、中、晚期。本文对该区楚墓地的分布、特点、性质、墓主人身份和与邓城遗址及周围遗址的关系等进行了初步研究。     

纪南城周边楚墓地出土青铜“越式鼎”现象的考古学考察

湖北江陵纪南城为楚国都城,在该城址周边楚墓中出土了约13件青铜"越式鼎",时代始于战国中期,延续至战国晚期。这批墓葬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显示其葬制以楚文化特征为主,但部分墓葬随葬品的越式风格浓郁。通过综合研究,本文认为此为楚化的越人或其后裔墓葬,他们在楚国的社会生活中担当着较为重要的角色。这批楚化的越人可能在楚国军队之中担任军士,或以巫觋身份参与了当地的祭祀等宗教活动,并有着与楚人彼此认同的宇宙观、灵魂观和祭祀习俗。这一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多元楚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以及越文化在楚文化构建中的特殊地位。     

安徽舒城九里墩墓非钟离公鱼墓考

安徽舒城九里墩墓残存的大部分遗存呈现典型的楚文化风格和战国早期的时代特征,应是战国早期楚国贵族墓葬,而不可能是钟离公鱼的墓葬,更不可能是群舒墓、蔡墓或吴墓。这一看法与楚、群舒、蔡、杞、钟离诸国族的历史变迁也是一致的。     

吴地东周贵族墓地探析

吴、越、楚贵族墓地在吴地相继发现,引起了学界极大的关注,关于发掘简报中墓葬时代及其国属问题仍值得商榷。经实物论证及对照文献资料分析,结论为:有争议的真山大墓国属应是吴国贵族墓;鸿山贵族墓地应是战国中期,而不是战国早期。     

The Patchwork and Adjustment of the Bronze Ding-Tripod of the Chu Tomb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use of ding-tripod in Chu tombs was well established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in most cases, it was strictly implemented. However, exceptions do exist. For example, in tomb of Marquis Yi of the Zeng state, archaeologists found two qiao-ding, which consists of two ding- tripods, one with a fitted lid and the other with a hooped lid. In the tomb No. 1 at Jiuliandun, a ding-tripod with a hooped lid was intentionally used and served as xu-ding. This paper attempts to understand burial rituals of the Chu state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 period by examining the tomb inventories (catalogues of funerary goods in the tombs) unearthed from the tomb No. 2 at Baoshan. It proposes that the use of ding-tripod in tombs was often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burial rituals.     

龙阳灯铭文补释

陕西省西安市北郊尤家庄战国墓地出土铜灯的铭文中“龙阳”是楚国地名,“邑子”,文献习见,在铭文中是墓主的同乡。秦墓中伴出楚漆器、楚铭文和秦铭文,这为墓葬之中多元文化共存提供了新颖的资料。     

河南平顶山春秋晚期M301发掘简报

应国墓地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溃阳镇北的溃阳岭上,是一处以应国墓葬为主的大型古墓群,墓葬的年代为两周时期与两汉时期。本文介绍的M301是1992年在应国墓地发掘的一座楚国直辖时期的墓葬,年代为春秋晚期。此墓出土的随葬器物主要有铜器、锡器、石器、漆木器、骨器等,其中铜礼器有鼎、簋、敦、盘、■、浴缶等。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判断此墓的墓主人可能是应国王室贵族的后裔。     

长沙楚墓年代学研究述评

从学术史的视角可以清晰地看出,长沙楚墓一直对楚墓、楚文化、楚国历史研究有重要的影响和价值。就墓葬本身的研究而言,长沙楚墓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作为楚文化区小型楚墓断代的年代学标尺,而楚墓的年代研究是一切相关研究的基石。本文就学术界自五十年代以来对长沙楚墓研究的重要成果进行逐一分析,找到了导致湖南(长沙)楚墓年代认识错误的症结所在。笔者也将再以专文探讨长沙楚墓年代以及相关历史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