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牌间谍”王芃生

王芃生（1893—1946），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将主任。在抗战期间的陪都重庆，人们往往把他与“日本问题权威”联系在一起。王苋生曾五次东渡日本，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曾因准确预测了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七七事变、日本偷袭珍珠港及日本投降等事件而闻名于世，因此有人将之称为“日本通”，也有人将之喻为“中国的王牌间谍”。     

抗战时期日本潜伏在中国的间谍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在中国的每一次重大军事行动,都是在两条战线上进行,一条战线是公开的军事战线,另一条则是隐蔽的情报战线。     

资源委员会战时重工业建设的资金来源

资源委员会战时重工业建设的资金来源王卫星资源委员会是南京国民政府于抗战爆发前创办的主管国防重工业建设的经济机构。早在抗战前,它就开始有目的地筹办国防重工业厂矿。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战时的需要,资源委员会在大后方兴办了众多的国防重工业厂矿。在战时财政十分...     

《美国眼中的中共宣传资料(1940—1946)》

正吕彤翎主编,蔺晓林编,上海远东出版社2019年6月版,328元该书是"外国观察者眼中的中共抗战:美军观察组延安机密档案"系列丛书之分卷,共收录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档案文件77份(美方报告及所附材料计为1份文件)。文件多由美军观察组成员搜集、整理,美国驻华使馆、战时新闻署、美国新闻处等机构负责翻译,经驻华大使馆递交美国国务院。具体包括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前后搜集翻译的中共报告、报刊文章、中共公开宣传材料以及相应的分析报告,还附有一些重要的函电等。该书还收录了一批由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外国广播情报服务处整理的《远东电台报告》中与中国相关的部分文件,主要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对外英文广播的记录。     

蒋经国的共产党员秘书余致浚

全国人民在纪念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 时刻,看到《人民日报》8月21日一篇评《中国秘密战》一书的 文章中说,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同时也存在着两条战线,一条是 以战争为主的公开战线,另一条则是以情报、间谍、保卫等为主 的隐蔽战线。这后一条战线,因为种种原因鲜为人知。他们在为 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他们在惊险复杂的 斗争中所付出的血的代价和牺牲,我们决不能遗忘。昔日那些无 名英雄的抗战奇勋,是决不可被埋没的。我的叔叔余致浚,就曾 在抗日战争前后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为党作出了卓越贡献, 却很少被人知晓。     

试论抗战时期的中国青年党

抗战前青年党的组织,自中央党部至各省、市、县,构成一个全国性的系统。但自抗战兴起后,青年党中央党部由沪迁往汉口,不久又迁往重庆,其“在前方各地党务,因受战事影响,次第陷于残破,后方的各地党务,又因受党治的影响,渐渐趋于松懈,只有四川的党务,尚能继续维持”。面对这种局面,青年党决意重整旗鼓,恢复和发展青年党在国统区的势力,遂于抗战初期制定和调整了其在抗战期间的活动战略:确定青年为组织发展的主要对象,对农民之争取,也应特别注意,以求掌握基层民意机构和政治机构;确立川康两省为活动重心,建立根据地;采取以公开掩护秘密,以公开领导和发展秘密的活动基本策略,甚至要不惜利用落后的帮会组织,广树外围,力图发展自己的势力。青年党领袖人物曾琦、     

乐群社与中韩文化交流

在持续长久的抗日战争中,广西各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同仇敌忾,奋起抗战。作为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的柳州,即是西南抗战的大后方,也是抗击日寇的最前线,当时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迁移到柳州,与柳州人民一道,共同开展了一系列公开的,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抗战活动。     

潘汉年与中央特科(1931～1933年)

潘汉年是临危受命于中央特科情报科长的。他创造性地把党的情报工作与统一战线工作有机结合,建立了广泛的情报网;把专门性重要情报力量与一般性普通辅助性情报力量结合,开辟了新的情报渠道。此外,他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严加区别同时正确结合,利用公开合法的法律和社会惯例,与敌人周旋,并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     

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的技术推进与人才培养

抗战爆发时,中国的国防重工业尚比较薄弱,相关的工业技术也比较落后,技术人才更为缺乏。在这种情况下,资源委员会作为当时主管、经营国防重工业的政府机构,为了满足中国战时对国防重工业产品的需求,为了使中国能够坚持持久抗战,在技术推进与人才培养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对持久抗战以及改变中国工业落后的面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蒋介石对战时物价问题的认识及其因应措施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对物价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演变过程。他对通货膨胀和物价问题的公开表述与私人记述及内部指示之间有不一致之处。在公共场合或公开讲话中,蒋介石对经济形势的看法总是比较乐观,对抑制通胀、平定物价显得充满信心。实际上,蒋介石对战时物价问题的严重性始终具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全面介入战时物价管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对抗战前期的物价平定与抗战后期的物价管制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从宏观层面而言,蒋介石对战时物价管制成败得失应负主要领导责任。由此,亦可窥见他对经济抗战所起的复杂主导作用。     

绥远抗战述论

绥远抗战发生在中国由局部抗战向着全国抗战的过渡阶段,是局部抗战中取得完全胜利的重大一役。毛泽东当时就高度评价绥远抗战的意义,指出这次抗战是“全国抗战之先声”,“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王,气为之壮”。绥远抗战的胜利,留给了后人许多深刻的教益,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我父亲阎宝航的情报生涯

抗战年代我还年幼,对父亲的工作情况知道 不多,特别是他当时是地下党员、又从事情报工 作,更是一无所知。说起来很惭愧,1947年在哈 尔滨外专“三查”运动中,我很认真地说我父亲 是“资本家”。建国后父亲也没有跟我讲过他过 去的经历,没有讲过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情形。 即使1952年中央批准他在外交部公开了党员身 份后,他也没有专门和我们谈过,也没有公开向 社会说他是共产党员。据安全部的一位老同志回 忆,文革的时候,专案组的人找他外调,都不知道 阎宝老是共产党员。     

国民政府对1941年苏德战局的研判——兼论蒋介石的战略眼光

苏德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内部相当一部分成员对苏德战局的现状和走向持续进行着研判.战争伊始,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内部征求对战局的看法,多数意见判断苏德战争将演化为持久战.最初两个月的战局扑朔迷离,但蒋介石与其幕僚通过对驻外机构传回情报的分析,仍未改变之前的判断.基辅会战期间,不少人受前方情报的误导,未能及时觉察德军的胜利,蒋介石则出于诱使日军北上进犯苏联的战略设想,巧合地"预测"到基辅的沦陷.莫斯科会战期间,驻外机构的情报工作恢复正常,国民政府诸人根据传回的信息逐渐意识到战局的逆转,唯蒋介石固守之前的战略设想,拒绝接受此种事实.得益于驻外机构的努力和中国抗战的经验,国民政府中多数人对苏德战局的研判体现了其在国际政治、军事战略上的良好水准.而蒋介石本人于此际的战略眼光,部分依赖于集体智慧,部分出自其诱日犯苏的战略设想,尚未显示出过人的判断力.     

《巴蜀史志》在四川率先推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专栏

为配合中央关于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活动的安排,四川省地方志编委会主管主办的《巴蜀史志》（国内外公开发行）在四川率先推出了“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专栏。专栏刊载了周恩来的《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寿》一,以及张善子与抗战、莫忘四川抗战、抗战电影（四川）纪事、坚持国共合作抗战的陈离将军、吴一峰在抗战时期的社会艺术活动、吴雪与抗敌演出等一组章,从一个方面凸现了四川的抗战活动,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国共之外党派抗战纪略

上世纪中叶的抗日战争,使原本如一盘散沙的中华民族出现了空前团结,各党派、民族、阶层,几乎无不排除私见而戳力卫国。然而战后研究却因党派之争使中国抗战的重要性被削弱。为全面了解抗战,本期刊登了《国共之外党派抗战纪略》一文,介绍了除国共两党之外其他党派的抗战活动与贡献。     

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社会行政机构改革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实现抗战建国的任务,进行社会行政机构的改革。社会部的成立是战时行政改革的创举。改革中存在诸多分歧与妥协,如厘清社会行政机构的事权冲突、关于省政府设置社会行政机构的分歧、社会部和行政院有关运行经费与机构设置分歧等。抗战结束时,社会行政机构在省县尚未完成普设。改革虽有行政现代化的趋势,但改革遭遇困境,未能奠定建国基础。究其原因,改革主要受抗战政治环境之明显制约,改革缺乏明确的负责中心,也与蒋介石个人对改革的认知有关。战后的国民政府面对更为局促的政治环境,推进社会行政机构改革,以加强社会建设,收拢人心,前景更为暗淡。     

汉奸将军张岚峰的无耻人生

抗战八年,除去那些或公开投敌或暗地求荣的大小汉奸,仅伪军就有100多万,几乎与侵华日军等量。在这个助纣为虐的庞大群体中,张岚峰绝对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人物"。作为豫东最大的伪军头目,他既公开叛国投敌,又对重庆国民     

中共领导的山东抗日根据地民兵武装研究

为适应山东抗战形势需要,中共从人民自卫团中挑选精干力量组建民兵,并通过强化组织领导、机构建设、武装整训等措施,使民兵成为民众抗战的核心力量,与正规军、山东地方武装共同组成三位一体的反“扫荡”军事作战力量,还担负着发展和保护根据地农业的任务,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巩固、扩大以至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尤为重要的是,民兵经过长期军事化和组织化训练,被塑造为正规军预备役和抗日基层政权的政治骨干,成为中共构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重要力量。     

抗战初期中苏情报合作内幕初探

抗战初期,苏联政府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与中国开展了军事情报合作。成立了一所中苏情报合作机构——“技术研究所”,并迅即在中国各地设立组织,开展了对日情报搜集与处理工作。中方的对苏情报合作是由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负责的。因为其性质的特殊性与隐密性,这段历史一直尘封至今。对于中苏双方合作建立的这所中苏“技术研究所”的历史研究,也就成为空白。本根据作设法搜集到的资料,对其在1938—1939年间的活动初步进行了探索,勾画出了这段历史的一个轮廓,充分肯定了这种合作对中方抗日的价值与意义、希望引起同行的注意与进行共同研究。     

《抗战遗踪——广西抗战文化遗产图集》

李建平主编的《抗战遗踪——广西抗战化遗产图集》,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290千字。该书以图并茂的形式,记述展示了广西抗日战争遗址,包括指挥地、战场遗址;日军罪行和中国人民灾难遗址;抗日英雄及死难烈士纪念碑、塔、墓;抗战机构活动遗址;名人故居和化遗址;国际援华抗战或反战机构和人员活动遗址;抗战标语、石刻及抗战报刊、图书、漫画与木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