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体”“国体”词义之嬗变与近代社会思潮之变迁

词义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词义的发展演变除了语言自身的原因之外,最重要的外因就是社会的变迁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们对于事物认识的变化。我们从"政体"与"国体"这两个词义的嬗变,既可以看到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历程,又可以看到相继吸纳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与无产阶级政治学的情况。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现代汉语词汇中保存着历史发展、时代更替的大量信息,承载着民族的行为规范、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深刻反映着"古今中外"的复杂问题。     

辛亥革命与思想话语的变迁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变革。伴随封建专制制度的废除和民主共和政体的建立而来的是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思想话语的转变。     

战前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以“国体明征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国体”是战前日本的民族主义的重要保证和推动力量,因此亦可称之为“国体民族主义”。与“国体”的结合,体现了日本民族主义的独特性。本文即以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典型体现——1935年的“国体明征运动”为例,指出“国体”意识形态作为共同体的一种防御机制,其作用不在于是什么,而是在于它的绝对价值特征可以用来确保民族认同、统合民众。于是每当体制有动摇之虞时就出现国体论的高潮,在这个意义上,“国体”与民族主义的结合是结构性的。     

“民国民照心镜”——论马相伯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思兼析其政治思想

清末民初是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是时代的中心议题,作为晚清立宪派的代表人物、辛亥革命元勋马相伯认为革命的目的是自由立国。他提出的人道自由主义的立国理念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其内涵不仅体现了儒家以仁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时也包含了制度建国的宪政主义理念。马相伯认为民初政局致乱之源主要在于政体设计原理的谬误,以及国人对于国体政体概念的误解。他以法国现代宪法学的创始人艾斯曼的宪法学理论为基础,综合考量中国的历史传统、国情、政党的发育等因素,明确提出民国政体应该采行总统制,建立强固政府的主张;同时,他又提出实行地方自治、联邦制作为挽救共和的方略。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马相伯极力维护政府的“权力”与人民的“权利”两者之间的平衡状态,从中可以管窥中国近代早期具有自由主义理念的思想家立国的良苦用心,以及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艰难曲折。     

辛亥后革命精英观念的民间承接——以东南、华南城镇为例

从各地光复至清帝退位前后,即革命高潮和共和政体建立后最初一段时期,在较早光复的东南和华南地区革命势力占优势的通商口岸和中心城镇,革命精英的“民主”、“共和”等新观念有一个被普通商人、民间团体和基层人士快速接纳和响应的过程。这种基层和民间向革命中心和革命领袖积极趋附的现象,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政治革命对于社会观念和心理变革的巨大推动,但从具体过程和情形看,新观念、新话语的民间接纳和利用,与其在社会生活中争取经济、政治利益的现实功能相联系。受到民间重视的,不是精英观念的思想内涵,而是其社会功用。民间社会对革命精英观念的承接,更多地受到“势”的支配,而非“理”的指引。     

近代中国自由主文视域中的革命观念——以“胡适派学人群”为中心的考察

辛亥以来,革命浪潮席卷国中。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特殊历史情境下,自由主义者对革命表现出了颇为复杂的实际认知。从自由主义者的十月革命观感、对革命内涵的认知、对暴力革命的批评、质疑及推崇渐进改革道路等方面来看,自由主义者是"广义的革命"论者,他们并不一般地反对社会革命与政治进步。在近代中国的不同历史时期,自由主义者对革命表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灵活性和变通性,而非绝对地加以反对。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视域中的革命观终究受其渐进改革的政治理念所支配,而其与近代中国国情与社会实际的隔膜则是其难以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主因。     

政体的继承性探究——以“戴高乐政体”的形成为例

文章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通过对法国近现代政治历史的深入分析,认为＂半总统制＂政体的产生绝非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和特殊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是法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文章进一步强调,国家政体的设立与运行具有历史继承性,不仅要符合当时的社会条件与政治经济环境,还要借鉴该国的政治历史与思想历史,以及社会大众的政治意识需求。     

一个热心中国辛亥革命的美国人——荷马李

荷马李,美国人,1876年生。其貌不扬,身高不足1．5米,体重不足45千克,还是个罗锅。 荷马李自少年时代就醉心于军事,曾申请到西点军校学习,因体格不符合标准,不被接受。他又要求到美国陆军入伍,也被拒绝。最后他进入斯坦福大学读书,研究军事史和政治,并开始对中国发生兴趣。     

革命与生意——以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为例

From 1911 to 1913, in big streets and small lanes, in famous parks and thriving stores, and in tea houses and grand restaurants located in such cities as Shanghai, Nanjing, Beijing and Wuchang, numerous business opportunities were born out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By using the political giants and military leaders around Shanghai, business firms skillfully dealt with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continually changing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managed to keep their businesses afloat, succeeding in their response to the consumption demands of the public. It can be argued that the Revolution of 1911 played a distinc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businesses in Shanghai during that time. __________ Translated by Zhong Chen from Shilin 史林 (Historical Review), 2008, (3): 137–150     

辛亥变局与留日学人心态裂变——以湘人黄尊三心路历程为个案的考察

辛亥革命对20世纪以来中国民众的社会心理、社会行为乃至日常生活影响深远,但在宏大叙事主导之下建构的历史图像中,参与其间的个体人物的活动与心态变得隐而不显。其实,在历史整体大变动的情势下,人作为历史的主体,其心境与行事在呈现一定的普遍共相之时,往往更具个性化样态。趋新人士黄尊三在留学日本期间,政治立场由立宪转向革命的过程中,内心颇多纠结,个人际遇亦十分曲折,最终因缘内外,激情似火地拥抱革命。然而,当他一旦身处革命后的新时代,面对突如其来的世变乱局,又难以适应认同,不能或不愿自我调适。民国之后,其心态与行事相较宋教仁等留日同人、清季旧臣及士绅,甚至往昔的"他自己",都呈现出明显的分裂状态。     

试析辛亥革命期间《大公报》的舆论导向——以《君主民主立宪问题之解决》征文为中心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舆论界有摇旗呐喊的支持者,也有发出质疑之声的反对者,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各异。北方大报《大公报》对革命的态度,在辛亥革命期间的日常报道和《君主民主立宪问题之解决》的征文活动过程中一览无余,即使在起义爆发之后全国争相响应,革命一发而不可收拾之时,英敛之主持下的《大公报》仍然坚持着一以贯之的君主立宪理想。有奖征文不但是报纸和社会之间互动的有效方式,亦成为报纸引导舆论导向、传播自身理念的又一途径。     

论游客旅游感知下的旅游产品开发——以辛亥革命博物馆为例

旅游者是旅游的主体,因此,研究旅游者的感知对旅研产品开发和市场定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着。本文从旅游本的感知出发,运用问卷调查法运个人访谈法分析了辛亥革命博物馆发展的现状,并从政府扶持、销战略营、馆企合作等方面阐述了博物馆旅游产品开发的途径。2008年1月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联合下发《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至此,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始向公众免费开放,但是它们在逐步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展品内容陈旧、类型单一,展览雷同、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视域中的苏俄——以胡适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胡适,对苏俄的看法经历了从热望到失望的变化过程.五四时期,胡适对苏俄保持了一种实验主义的审慎观察态度.20世纪二三十年代,虽然胡适表现出对苏俄的赞赏,但是仍未脱离其自由主义的根本立场.40年代,胡适激烈批评苏俄的专制,甚至在晚年对他一直追寻的社会主义梦想也一并放弃了.     

革命宣传画中的美术与政治——以晋绥《人民画报》为中心的考察

美术作品中政治态度的从古代的隐晦暗喻表达变成了近代尖锐明快的宣扬,从上层精英圈内部的小众流传成为了革命先锋对普通民众的大幅扩散。于晚清出现的宣传画,在救亡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被大力发扬,骤然成熟,顺势成为了最为政界重视的的宣传工具。艺术性与政治性的博弈,在五四运动后以宣传作品政治性的绝对优势胜出,在解放战争后美术作品的政治宣传性扩散向全国。中共宣传受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常以塑造新道德标准、提高生活质量、发挥爱国热情为口号,以贴近农民审美情趣为风格吸引民众关注进行革命动员。本文试图展示近代美术与政治的关系,以解放战争期间的这一转折期的报刊为典型,对以上问题做出探索,并回溯近现代革命性绘画的发展历程。     

袁世凯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及其变化——以民国国庆纪念为重点的考察

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为袁世凯重新出山创造了良好的历史机遇,没有革命的爆发,袁世凯出山是极其困难的①。出山后的袁世凯,先是走向了与革命相反的道路——积极镇压革命,最终选择了与革命党合作的道路。袁世凯与革命党的合作,导致辛亥革命的迅速胜利和廉价胜利,基本实现了革命党人的既定目标——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废除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袁世     

近代中国地方卫生行政的诞生:以营口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营口的卫生行政在列强的干涉下逐渐成型。1899年,营口爆发鼠疫,地方当局迫于外交压力临时设立卫生局,推行卫生制度;俄国和日本出于不同的目的,先后在占领期间强化卫生行政;1906年因应自上而下的新政改革,卫生成为营口地方行政职能。由于地处地缘政治复杂的东北,列强对营口卫生行政形成的影响有两大特征:一是差异性,以俄、日为代表的列强虽遵循同样的卫生规则,但因各自不同的利益追求和对华政策,采用不同的方式推动卫生行政;一是调适性,官府虽迫于列强压力基本采纳卫生行政,但在具体实行过程中,中外间的跨国互动终使卫生组织和制度得以确立。因此,营口卫生行政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卫生局虽建立起来,但管辖权范围有限,很难辐射到营口之外的地区;列强只有以干涉的形式迫使周边地区行动起来,才能保证营口卫生制度的有效运行。     

近代淮北地主的势力与影响——以徐淮海圩寨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淮北是以分散的小农为主要成员的传统社会,不少地区土地高度集中,贫富极端分化。一般由大地主充当的圩寨寨主,多集经济、军事、司法、行政和宗教权力于一身,成为一个区域的实际统治者,对佃农操生杀予夺之权。佃农则承担了初夜权、服役、征战,直至献身等种种农奴式的义务。当时体制的受益者越来越成为社会强势群体,并大量成为代表其利益的政权的挑战者,使社会处于不停的动荡之中。     

近代中国的商业性社会保障——以华安合群保寿公司为中心的考察

人寿保险业所履行的是一个社会中与政府财税制度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相平行的商业性社会保障机制。华安合群保寿公司是近代中国为数不多的华商人寿保险公司中成立较早、一度经营较好的一家。但在社会不安定、经济不稳定、绝大多数人群实际收入下降的大背景下 ,华安的经营终于陷入困境 ,直至名存实亡。这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商业性社会保障机制是非常脆弱的。     

公元前第三千纪北方地区社会复杂化过程考察——以榆林地区考古资料为中心

公元前3000至公元前1800年之间的北方地区人口数量较前期急剧增长,聚落规模差异加剧,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在经历了财富集中、高等级聚落、大型宫室、祭坛及公共设施涌现的过程之后,聚落间防御需求日趋强烈,环壕、城垣等防御设施成为聚落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常态化的祭祀、占卜等宗教活动成为凝聚聚落人群的核心手段。公元前2300年前后,以石峁城址为核心的北方地区"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形成,开启了早期城市化道路,迈开了走向早期国家的步伐。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的石峁遗址不仅成为国内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至二里头早期阶段城址,也当仁不让地成为北方地区地缘政治的中心。